醒悟（17）

 

第3章 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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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早，蝉就高声大叫了，在告诉人们又一个火热的日子开始了。已经96岁高龄的老中医柴健华带着南阳生去了镇上的药店。南阳生见到了在药店里打工的妹妹南丽娃。这原本是个平常的小事。但此时的老中医却心乱如麻，他已是个高龄老人了，他该不该将南阳生和南丽娃的身世告诉他们？他已为此隐瞒了二十多年了。

走过了春的旎旖，迎来了夏的蓬勃。但是这盛夏的阳光真像蘸了辣椒水，坦荡荡的小镇街上没有一块阴凉地。天是那样的蓝，日光是那样的强烈，天上地下处于一片耀眼的光明之中。

在回家的路上，南阳生心情舒畅，感觉到夏日的缤纷绚丽和灿烂热烈。这夏天确实很美丽啊，承接着春的生机，蕴含着秋的成熟，展现着夏的精神。

灿烂的夏天晴空下，池塘的荷花荷叶，远远望去就像碧波上荡着点点五颜六色的帆，煞是好看。晴好的天气，偶然有一阵微风拂面而来，带来阵阵清凉。

柴健华与南阳生回到了家中。但柴健华却心神不定。他一回走到窗口，望着

夏夜的星空，却找不到晚风和丝丝凉意。他躺在床上，却又难以入睡。最终，他从床底下拖出了一只旧木箱。

旧木箱里存放着一些旧报纸杂志，一些与医疗有关的书籍。

柴健华收藏了一张1949年9月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社论报道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当家做主人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同月，苏联政府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1949年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布收回在京的外国兵营地产，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天津、上海等地也先后收回、征用外国兵营地产。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陆的驻军权被彻底取消。

五十年代初，中共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和“抗美援朝”及“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之后同时开展的三大运动之一。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扫除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肃清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即正式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 “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发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来说，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这一年的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000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000人。

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基础之上，再逮捕1万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两千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两千人。

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千分之五，贵州省委要求杀千分之三。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导，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压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导。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并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

镇反期间中共曾经定下杀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实际上，最后的杀人人数超过了这个比例。根据中共自己的统计， 镇反期间估计反革命分子有两百多万人，镇反运动一共杀、关(劳改)、管(群众管制)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当时的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万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但是，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

镇反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强化国家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了一切反抗者、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的那种反抗意志。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噤声，人人都恐惧自己成了反革命分子。

这种恐惧感也深植在柴健华与何家福的骨髓之中。

国共内战时，柴健华与何家福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就偷偷逃离了国军战地医院，拖着被日军打伤的身子，开始到处流浪。虽然，柴健华与何家福是被 抽壮丁时参加了国军，唯一参加过的战争就是打死过日本鬼子。亲在打鬼子的时候都负了伤，先后送到了国军的战地医院。

当内战爆发时，他俩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为此，柴健华与何家福偷走了一些战地医院的小型医疗器械和常用药物，俩人做了“走方医”，周游各地、走街串巷。靠行医，赚些两个人的生活费。

新中国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柴健华与何家福满心希望能过上和平安康的新生活了。但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就是要扫除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肃清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许多参加过国军的老兵被捕杀了。

柴健华与何家福为此惊恐万分，只能隐匿这段历史，游走他乡，流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