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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云和张三、李四、王伍这四个同龄年轻人正在商量如何惩治城管中的恶棍时，南山云的手机响了。原来是他哥哥南阳生打来的。动手前又对形势作了分析。
南阳生那时正在中原人文学院读博士，他学的是心理学。南阳生打电话来主要是问候家里的情况。
南山云向南阳生汇报了家里情况，也算是报了个平安。
但南山云抓住这个机会向哥哥提出了一个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哥，你学的是心理学，我想求教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城管的？”
南阳生笑了：“云山，你怎么会关心起城管那些事？”
南山云说：“哥，你不知道哇，我和外公去镇上销售自采的中草药，结果差点被城管没收了。这些城管欺侮外公又老又残疾，恶语相加。结果看到我要揍他们，才罢休。我不知道这些城管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南阳生告诉弟弟南山云：
2002年，城管制度在全国各地铺开时，曾经被学者们给予过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场巨变，是对管罚合一的行政执法体制一次“切割式”颠覆，但短短10年时间，这种集中式执法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拥有300多项执法权的城管迅速变成了一个无法约束的暴力事件制造者，几乎将公权力之恶集于一身，而且频频在社会最底层的市井街头展现。在过去的10年中，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城管”这个新生的权力机构持续不断地为中国社会贡献着街头暴力犯罪，要么成为受害者，要么成为害人者。在面对这些事涉公权人员的犯罪时，司法表现每每要面对民意拷问，最终判决结果所体现的司法正义也几乎总是与民众的正义观相左。虽然，人们应当首先尊重司法判决，但这样的剧烈反差绝非是正常的。
南阳生对南山云说：“我们学院的沈教授曾组织学生进行一次有关城管的调查。由此，我也接触过一些城管人员。一名城管队员对我说，最近两年城管与小贩的矛盾越来越激烈了，持刀相向的场面隔三岔五地遇到。现在每次出去执法，都是在毁自己的形象。另一个城管队员说，没有有效的执法手段是最让他们头疼的事，城管只有暂扣物品的权力，但是，对于摊贩来说，他们以此为生，劝说很难奏效，也不会允许城管暂扣物品，常常就会发生抢夺和肢体冲突。到这个时候，暴力就成了最有效的手段，虽然它是非法的，很多城管也都会说，文明就不能执法，执法就不能文明。”
南阳生叹息道：“最要命的是，城管队员在执法时，没有任何人可以约束。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他们剥夺的是最弱势群体的生存权，这个最基本的人权，遭到以命相搏的反抗也是很正常的。对于一线城管来说，这么多的执法权更多的是一种负担。市政府的热线天天转来市民投诉，反映某处摊贩占道经营，去查处要被很多人骂；不去，投诉的市民说我们不作为，这就是中国国情，矛盾总往下转移。”
南山云说：“政府就不能解决城管存在的问题吗？”
南阳生说：“学院教授对我们说，要想解决城管问题，首先要在如何对待流动摊贩的问题上全社会取得共识，这个共识显然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城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发现一处摊点扣除若干奖金，这还让人如何善待小贩呢？有点善待不起了。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城管自己也会去路边摊买东西，只不过不在上班时间和自己的辖区、认识的摊贩手中买。教授告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城管执行的不是取得广泛共识的公共法律，而是领导意志，是精英阶层对理想城市的设定，但中国正是一个大流动的时代，大量的农民进城，足以对这种理想的城市秩序造成剧烈冲击。对于那些底层谋生者而言，他们不会关心城市规则、法律规则，更多的是基于生存的逻辑来考虑问题，也因此，虽然很多城市也在设立各种各样的市场引导流动摊贩，但很多时候都陷入一种鸡同鸭讲的境地，当工商、税务、卫生等等一系列象征着城市文明的概念进入摊贩们的世界时，只会将事情弄得更复杂。规则解决不了问题，打击则只会带来更多暴力，这也注定了城管与小贩只能在暴力中继续存在。”
南山云不服地说：“城管能打流动摊贩，摊贩就不能打城管吗？”
南阳生说：“我在学院学的是心理学，沈教授对我讲的最多的是群体心理学。他要我重点研究群体的心理。我在研究中发现，城管群体其实也是一个弱势群体。
也有一些为城管喊冤的专家学者，如武汉大学的一个教授就是其中一个，他和他的团队除了指出城管的暴力一面，也呈现了城管弱势的一面：作息不规律，突发任务多，常常加班，而待遇极差；职业歧视更是让这个群体在很多场合都抬不起头。2008年，就有新闻报导，武汉一个10岁小孩因为爸爸是城管，受到了同学的嘲笑，变得自卑内向；而且，小贩也有彪悍的时候，有组织有帮派的大饼摊、夜宵摊、烧烤摊在各地存在，他们的行为不亚于黑社会，城管受伤也是家常便饭，多数情况下，也都是无人过问。事实上，真实的城管没有人们想象那么坏。城管形象的恶化有自身不当行为的原因，也有大众印象刻板和媒体放大的因素。有一个城管曾对我说过，城管可以任意打小贩，如果有一天，我被小贩杀了，媒体和法院会怎么看我？”
事实上，在人类城市化的历史上，大城市的发展早期大都经历过秩序与混乱的博弈，精英与底层的战斗，而且多是以暴力和强权实现了城市秩序的建构，但在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路径显然无法再被容忍。个体的反抗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蓬勃生长，而粗暴的执法行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习以为常，麻木的暴力最可怕，它的泛滥，终有一天，将会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将城市街头的暴力演变成社会的动荡。
南阳生说：无论现实中的个体如何，作为一个整体，城管可能是个失败的制度设计，它为了维护苛刻的城市秩序，而践踏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它为了维护一个城市的面子，维护城市的小秩序，却伤害着更大的社会秩序。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街头暴力酿成的惨案基本还都在法律框架内解决，不过，每次都让民意和司法进行对决，绝对是一件危险的游戏，而且，随着社会结构调整越来越深入，矛盾越来越尖锐，这样的偶发性街头暴力事件能否始终控制在法律范围内解决，也是个未知数。城管的问题不仅是一个体制改革的问题，甚至也不仅是一个城市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应当考虑的社会改革问题。当了多年城管，历经过各种各样的内部改革，赵阳对城管内部的革新看得相当清楚：“城管是地方政府用得最顺手的工具，他们才不会去改呢，由于城管制度是按照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而产生，改变城管制度，就涉及众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体制职能变更，所以难度很大，捍城管易，撼城管难！
南山云将自己和哥哥南阳生的谈话转述给了自己的年轻同伴。
李四说：最近的5年间，呼吁废除城管的声音一直都很强烈，从大方向而言，城管应该被废除，但是实现起来太难。事实上，虽然城管饱受抨击，但城管的改革问题从来也没有提上过任何一级政府的日程。更加现实的问题在于，城管是各地方政府的下属机构，并没有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不像其他系统的革新，一两件恶性事件，往往就能推动整个系统的调整，从而缓和矛盾。对弱势群体生存底线的戕害、众人围观的街头暴力，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这些都是发生社会动荡天然的温床。如果仅仅寄望于地方政府对城管的约束和在舆论强势面前城管的自我收敛，而不从执政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言，城管和它所持续制造的街头暴力事件，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王伍笑了：你们讲的都是大道理，我只知道做一件事，用我们的正义和拳头教训那些城管中的恶棍，我们不反政府，也不反城管，以恶制恶，以暴制暴，有何胆怯？云山，你说呢？”
南山云拍了拍王伍的肩膀说道：“你说得对！我们这些乌合小众，没有改变政府和政策的能力，也不可能取缔城管。为了保护小贩和普通草民，唯一能做的就是教训一下那些城管恶棍。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盲目的针对所有城管队员，我哥哥说得对，他们也是弱势群体。我们要收集那些恶棍的犯罪信息，有了足够的证据，这些恶棍受到处罚，正义就在我们这一边，得民心就是正义。”
李四说：“我同意。但打人总是理亏的，如果危及到生命，就会有大麻烦。我们小时候都看过地下战线的电影电视剧。地下党整治对手都采用秘密行动，第五纵队、克格勃也是秘密行动。因此，我们整治那些恶棍时一定要周密计划，谨慎行动。”
那是一个神秘的夏夜，连月亮也隐身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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