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53）

 

53

 

人生短暂，却也有很多经历让人难以忘记。近百年来，中国人似乎一直是在陪着喊响口号中活下来的。那些振天响的口号，亿万中国人阔步前行，精气十足。然而时光荏苒，我们度过了匆匆的岁月，我们献出了自己的全部，从青春到生命，结果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就连自己的思想也被严格地管控了。

巫乾坤对何家福说道：“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愚笨、无知，一直习惯于生活在恶梦中。那些可恶的奸臣、无耻的专家，为了奉承一尊，总会想出一些愚弄百姓的鬼计来。”

巫乾坤气愤地说道：种种稀奇古怪、不计本钱、劳民伤财的蛮干，都是在大跃进中创造出来的。四川崇宁县强行推广的几十万亩双季晚稻，直到 9 月份还未抽穗，全县召开保晚稻丰收誓师大会，各社组织劳动大军日夜守护在田间。灵圣乡用草木灰、鸡、牛屎等“热性肥料”提高地温；君平乡每人“自动节约菜油三至五两”混合粪肥施到田里；万寿乡给几十亩“晚稻大卫星田”抽沟排水、拦腰搭架、分厢梳头；金星社在田埂四周生火，用竹筒把暖气输入田中，在田埂四周放火盆“抵抗低温侵袭”，或用牛骨头熬油喷射促进提早抽穗扬花。

为达到高产目标，有的地方给高产田安上煤气灯增加光合作用，有的在田边安鼓风机向田地吹风。有的发明了煮狗肉汤做肥料，不管是谁家养的狗，也不管是什么品种，统统当众打死，不用开肠破肚，整个扔到大锅里煮，狗肉汤撒到田地里，说是庄稼喝能增产。陕西富平县把狗全部打死后，熬成精制肉汤泼到田地里。有的地方发明了给小麦打“葡萄糖”，在小麦地里用木棍打好密密麻麻的洞眼，往里灌人粪尿搅拌好的稀粪汤，说是庄稼会长得快，谁知没过几天麦苗全黄了，原因是小麦根系遭受破坏，难以吸收过多的肥料，烧死啦。为了早出粮食，湖南湘阴县号召农民吃过年饭浸禾种，结果因为土地还很冷，播下去的 9.42 万公斤种子全部烂掉了。

高产的大话说绝了，荒唐的方法用尽了，几亿农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实际的粮食产量却远远赶不上当局的跃进指标，做假就成了唯一的“出路”。最常见的做假方法，是把已成熟的庄稼全部移并到一块地里，应付上级验收，或请来各方领导和媒体“现场收割”，并且常常通过细致的安排重复过称。为防看出破绽，一些地方把还没抽穗扬花的水稻提前移栽到一起，结果全部沤烂在田里。

人民日报，这家代表党中央“喉舌”的权威报纸，自从 1957 年按中央规定没有及时刊发老毛的讲话，就被老毛斥为“死人办报”并换了总编辑，于是这些报人就突然生猛、强悍起来，先是在“反右派”中冲锋陷阵，1958 年又引导全国人民在“放卫星”的比赛中一路狂奔：6 月11 日，河北魏县，2394 斤；6 月 18 日，河南高丘县，4412 斤；6 月 21 日，河南辉县，4535斤；6 月 30 日，河北安国县，5103 斤……7 月 12 日，已放出 29 颗小麦卫星的河南省又一颗超级卫星升空：西平县和平社亩产 7320斤！

当北方小麦产区卫星如云时，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为什么稻谷不能够亩产万斤呢？果然，8 月 1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湖北劳模官木生的“长风社乘长风破万里浪——早稻亩产 15000 斤”。

中国青年报也不示弱，刊发了钱学森亩产万斤的雄文，并发表社论《我们需要多少就能产多少》，“一亩地究竟能打多少粮食？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找到了完全的答案，这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事实证明，我国的农业生产发展是无限量的，我们需要多少就能产出多少。”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自此成了放高产卫星的“名言”和“依据”，高产吹牛也节节攀高，牛皮一个比一个厉害。

人人都知道是假的，人人都不敢说破，人人都要参与吹牛还得一个比一个厉害，不然挨整的肯定是你。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在河南挨了批，回北京后又挨整。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成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联合调查组深入河南等地调查，搞了一个《问题汇编》向中央反映农村浮夸吹牛瞎折腾及农民深受其害的实际情况，被指为“疯狂反对三面红旗”，负责这件事的中共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第一副书记邹鲁风，被逼跳湖自杀。 不说假话或说假话的份量不够而挨整，不仅要触及灵魂，更要吃皮肉之苦。

那年西充召开农村大队党支书以上干部大会，逼着大家表态放高产卫星，然后当场揪出报产量最少吹牛皮最小的几个官员，由壮汉打手们扯起四肢脊被向上架在空中，再由与会人等各执组织方事先准备的竹板雨点般一顿暴打。这打法西充俗称“打软板”。打“右派”、整“右倾分子”、斗“坏分子”，开什么斗争会等也常是这打法，当场打死的时有所闻。

浮夸吹牛于是成了人人不得不为、不敢不为的社会风气，人民日报上的“高产卫星”则随之水涨船高：8 月 22 日，安徽省繁昌县亩产 43075 斤；9 月 18 日，四川郫县亩产 82525 斤……人民日报上的“高产卫星”，一直放到广西环江县 130434 斤、河北小站公社 152533 斤。 亩产 13 万斤、15 万斤！想想若把这 10多万斤稻谷平堆在一亩地上，没有一人高也至少有几十厘米厚吧。难怪老毛一再发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担忧。

大跃进还有一个好听的叫法：“生产革命和技术革命。”自从老毛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大讲破除迷信，又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后，“卑贱者”们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声浪中恍然大悟，原来“科学”不过如此：科学发明大多是没有文化、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所为。

各种各样吹出来、夸大了的“发明创造”及成果，于是纷纷见诸报端。

北京农业大学培育的“农大黑”母鸡下的蛋一个有三两还多。河南遂平县和兴管理区社员用谷子和高粱嫁接培育出“高粱谷”，穗形像蒲棒，籽粒像谷子，吃起来又甜又黏。山东省园艺科学研究所的王立治将苹果的幼果，嫁接在正在生长的南瓜上，苹果的果形、色、味和大小都与树上所结无异。

山西省解虞县卿头小学六年级学生尚马朝，把西红柿与马铃薯嫁接成“两层楼”植物，又把棉花接在向日葵幼苗上，培育出黑色的棉花。

自古以来都是母鸡孵小鸡，而公鸡除了打鸣外既不会下蛋也不会孵鸡娃，然而陕西蒲城县林吉村农业社社员试验由公鸡孵小鸡成功。方法是割去公鸡的生殖器，用两杯酒把它灌醉，让醉鸡去孵小鸡。这样经过三天后，公鸡就不离蛋了，可以一直把小鸡孵出、养大。

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个学生组成“卫星突击队”，为改善饲料管理方法，搬进猪棚和猪同住，他们最初采用群众创造的割猪的甲状腺、割猪耳和猪尾，继之再割去猪的部分胸腺，这样使猪的日增重量大大提高。试验的结果据报载，“20 头猪在 5 天内平均每头增重 6 斤半，其中一头最高日增 19 斤”。

为“解决全面丰收与劳动力不足的尖锐矛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迅速在农村开展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人人当工匠，户户是工厂”。

北京开办农具革新展览，展出数以千计的“新式农具”，大部分为木制手动，有人操作的“手动式联合收割机”，有数十人才能启动的巨型人力提灌装置，还有类似永动机一类的玩意儿，整个露天展场犹如中世纪博物馆，一批又一批各级官员和各地代表来这里洞开眼界、激发灵感。 36 名“最聪明的”文盲、半文盲被吸收为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会员，据说他们创造的各种人力机械，可提高工效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比畜力高几十倍”。

名气最大的新式农具，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双轮双铧犁。这种带轮子、有前后两个铧刀的全金属结构的家伙，其重型的有 300 多斤，最轻的也有 180 多斤。这个傻大粗笨的家伙，当年作为新式农具从东欧引进，在平原地区很难用，在山区和水田里完全是个劳民伤财的废物，名声奇臭。1956 年强行推广160 万部，农民大呼上当，纷纷要求“退犁”，但由于老毛的支持，全国农村都得推广，不然就得以“右倾保守”挨批。大跃进中四川在农村使用后全部厌弃的情况下，又买下强行摊派的 40000 多具新犁，结果还是废铁一堆，除了偶尔向上级表演外，没有一个农民愿意用。

急于向全国调运粮食的四川省，要求交通运输实现“七化”：农村运输车子化，水上运输机械化，车子胶带化，山区运输驮运化和轨道化，渡口桥梁化，搬运机械化……成都平原的 40 万部鸡公车，要求将轮子加大，轮上加胶带，轮轴上装弹子盘，还制造出载重一吨的“三轮鸡公车”。

当科学被作为迷信扫荡以后，许多离奇荒诞的“科学发明”纷纷亮相，成为大跃进中的一大奇观，也浪费了无数的人财物力，荒废了工农业生产。如一辆汽车拉几十个拖车搞“汽车列车化”，全民打滚珠搞“轴承化”的“机械化”。河南吹嘘说，全省七个地区 108 个县，1958 年“基本上做到了县县区区办轴承工业”。浙江发誓在 10 月底之前，把一切改良农具装上轴承。北京还办起了滚珠轴承展览会。

和“汽车列车化”媲美的一绝是“铁路木轨化”。四川大邑县安仁区雄心勃发，动手修木轨土火车“区环线”，修出一段后，温江地委就去开现场会，于是砍树子方便的地方纷纷效法。邓小平的故乡广安县胃口更大，已动工修建“全川第一条县办铁路”，新华社的报道说，“目前修路的人们正在山岭中架云梯、搭天桥、修路基、架桥涵。他们用矿山的轻便铁轨辅上线路，铁轨不够就用木轨包铁皮的办法架设铁道复线。”

挖坟运动也掀起了高潮。为了平整土地、改造土壤、扩大耕地面积，全国到处“动手把祖先的坟墓翻掘起来”。因为那些棺木和石碑，可以“用来筑桥、铺路、搭瓜棚、修猪圈，稍微坚固一点的棺木，更是造车轮子的好材料。”到公社化以后，成都平原坟墓林盘里的树木和棺材，几乎全部喂进了炼铁土高炉和公共食堂的大柴灶。

所有对科学的“迷信”扫荡一空，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创奇迹的竞赛一浪高过一浪。农业展览会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王”：树一般的油菜王、棉花王，一窝结几斤谷子的水稻王，挂五六个包包的玉米王，头上分叉的麦子王，南瓜般的红苕王，两人抬的南瓜王，半人高的冬瓜王，扁担长的丝瓜王，河马似的肥猪王，硕大无朋的鸡王、鸭王、兔王……

新华社报道：66 岁老农把棉花嫁接在椿树上，“有四株已经开始长芽”；有人通过小麦和玉米杂交的办法，培育出在当地一年两熟的小麦……流行的观点是，蕃茄和红薯杂交的品种就会上边结西红柿下边长红薯，羊和牛杂交羊就会长得和牛一样大，猪和大象杂交就会长得和象一样大。却没有人想过或者想过也不敢说：牛羊杂交后牛是否会变得和羊一样大，象猪杂交后象是否会变得和猪一样大？

“发明创造”高潮迭起、万箭齐发，样样都跟不上“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需要，样样都必须跃进再跃进，畜力不够就来个配种大跃进。

四川日报报道，广安县大良乡齐行一社等四个农业社，“短短十天中生猪由 600 多只增加到 6000 多只，户平达 30 只”。洪雅县将平乡春光三社一只母猪 20 天内连续产仔两窝，头窝 8 只，每头重 8.6 斤，2 窝 8 头，每头重 2.4 斤。可见只要掌握好母猪的排卵期，就可以大大缩短产仔周期，“目前正在推广这种办法。”

人民日报报道，陕西省井泉县出了两个配种女英雄，一个 20岁 左右，一个年方 25，她们昂首阔步拉着公畜，在县城的集市上找个宽敞的地方一站，认真地从事着配种工作，“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有时挑战性地环顾一下四周，好象是在探询，倒要听听谁敢说什么。”男人们“惭愧地低下了头”，老封建们吓得吐舌头说：“这两位姑奶奶胆子可真不小啊”。作者赞扬说：“两位姑奶奶”的胆量比大破天门阵的穆桂英还大，在她们的鼓舞下，“陕西省赵寿山省长也亲自拉种畜配种了。”

四川仁寿县的妇女也不是好惹的，康乐社女社长周文彬为首的七个女青年组织了全县第一个“妇女授精点”，不顾旁人耻笑和家庭责难，搬到牛房住，采取打针、吃药，“公牛诱情”等办法，使 11 头漂沙牛全部发情配上了种。

沙牛即母牛，漂沙牛就是无生育能力的母牛，只用来出力。要漂沙牛怀孕，如同要骡子下崽。但是仁寿县不信这个邪，在“改造漂沙牛，实现全配县”的呼叫声中，采用“综合性催情、人工授精、早期配、热窝配、多次配和月月配的办法，破除了漂沙牛不能生育的迷信。”

仁寿县委书记杨汝岱、副县长熊俊超在四川日报上介绍《仁寿怎样实现耕牛“全配县”》的经验。县委的口号是：“政治挂帅，书记上阵，搞运动、抓突击，常年配、月月配，叫就配、多次配，人工授精配、改造漂沙牛。”“母牛不配完，运动永不休，全配要全孕，争取上北京。”于是，“一个闪电般的耕牛全配运动轰轰烈烈在全县展开了。”

安岳县的母牛十有八九是漂沙牛，为了让漂沙牛发情，全县办起“催情院”798 个，以喂“催情药”、打“催情针”、用公母牛混牧等办法“诱情”，县上还介绍说：“由于种水牛不足，我们打破迷信，大胆用黄公牛与水母牛交配，已配上了 22 头。”

巫乾坤对何家福说道：“大跃进中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地压下来。圣上的旨意主宰一切，高层的意志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层层压制，真实的情况一层一层被封锁，各级干部的胡作非为登峰造极，谁敢不这样做谁敢说真话谁就要挨整还得连累家人亲友，从而使错误的政策越走越远，灾难性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并且注定了这种后果将主要由农民承担。”

何家福说道：“巫老，听君一席话，我想到了现在的防疫情况，全面清零不动摇，以政治领导来指挥防疫，封城、封路、封宅、封口，让一尊的旨意主宰一切，高层的意志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层层压制，这与大跃进中的虚假操作有什么两样？”

巫乾坤站了起来说道：“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注定了这种后果主要由农民承担。现在防疫政策的混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注定主要由老百姓承担。”

巫乾坤向何家福又补充了一句：“中国人喜欢叫口号，现在没人再叫‘大跃进万岁’的口号了，我判定要不了多久，中国人也绝对不会再叫什么‘全面清零不动摇’的口号了。时间会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