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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滂沱大雨像开了闸门似的泻下来，地上射起无数箭头，房屋上落下千万条瀑布。柴健华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天地间像挂着无比宽大的厚厚的雨帘，迷蒙蒙的一片。雨落在对面的屋顶的瓦片上，溅起一朵朵水花，像一层薄烟笼罩在屋顶上。冷酷与疯狂，绝望与希望，毁灭与重生，都在这风暴与雨水中相遇！汇聚！融会！交锋！

天空中的闪电劈了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雨变疏了，也减轻了，慢慢地，由大变小，成了细花针，一丝一丝地从天空中滑落。天色也正越变越白。

乌云和闪电，狂风和暴雨，海浪和天空，都在火焰和箭光中爆发！喷射！倾泻！挣脱！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黑沉沉的天就像要崩塌下来。柴健华想起了那个狂风骤雨时代的反右运动。回忆，渐行渐近，尽管回忆与现在永远隔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却永远也不可能划上等号，因为回忆永远只能是回忆，只能储存过去，而现在永远是现在。即使内存满了也不愿意多删，哪怕回忆碎了也不忍心遗弃。对于活在当下回忆里的柴健华，他既不想随意丢失，又不知如何安放

那些在红色传说中以发扬斗争精神展示的青春情感，最后以封缄作为终结，如同投错了地址的信笺，落在一个无人知晓的荒芜的地方，每一笔历史记载下的真相，都被一只巨大的魔掌掩盖了……

但是，柴健华却又把自己禁锢在他的回忆里。他又回忆起反右扩大化运动的那个时代。

反右扩大化是一个足以令全人类耻笑一万年也要悲痛一万年的荒唐闹剧，因“反右”压制了一切反对、质疑的声音而兴起而泛滥成灾，“右派分子”们在大饥荒中的悲惨遭遇，更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从精神到肉体的一条奴役之路、毁灭之路。柴健华忘不了那个时代给社会留下的伤痛。

柴健华坐在窗前的竹椅上，打开了手机，搜索着有关反右斗争的信息。

新华社记者戴煌回忆当右派后在北大荒“改造”的日子：100 多人睡在一间自己匆匆搭起的大窝棚里，零下38 度的天寒地冻，每天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只有窝头、玉米渣子、黑面膜等简单食品吊命。曾任水电部副部长、老毛兼职秘书的李锐，1958 年说服毛放弃修建三峡大坝从而减轻了大跃进危害，却因庐山会议赞同彭德怀意见而获罪，1960 年被流放黑龙江，每天凌晨 3 点就得下田干苦役，晚上 9 点才能收工，却只有少量野菜、豆饼充饥，幸被同为老毛秘书的田家英相救，才没有像其他许多劳教右派那样饿死或冻死。

甘肃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活活饿死 3000人、仅活出来 500 人的惊世骇俗大惨案：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在土窝子里饿死一个接一个右派，为了“改造好了可以回家”而活活累死的青年，一个前来探亲目睹丈夫被捆绑致死随即自杀的妇女，有时一天就饿死四五十人；以及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大量劳教右派及少年儿童“小劳教”惨绝人寰的大死亡，不亚于二战纳粹集中营的生命大灭绝，不仅是一部浓缩了的反右派和大饥荒的血泪史，也是中国广大老百姓特别是“右派”和“四类分子”（后来统称“五类分子”）们如同猪狗一样被肆意剥夺人身自由、生存权利的活标本。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水利专家傅作恭，被其兄傅作义动员回国效力，为支持大西北来到兰州，打成右派后送夹边沟，挖排碱沟腿部长期浸泡碱水中大面积溃烂，1960年冬一天大雪， 他爬到猪圈，想抠点猪食吃，结果倒在猪圈雪地里，再也没有起来。

甘肃农大教授、留美博士沈大文，1958 年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1960 年春活活饿死。甘肃省卫生学校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文大业，饿得受不了找一种黄茅草做成像观音土的“粉汤”充饥，形成大硬块堵在肛门拉不出来，肚子越撑越大，五六天后活活胀死了。为支援大西北从东北到兰州的省建工局工程师牛天德，打成右派送夹边沟后死于浮肿。1930 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土木建筑工

程师骆宏远，1958 年秋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送夹边沟，一次在地里干活被狼咬死吃掉了。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董坚毅，1952 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 年支持大西北到甘肃省医院工作，1957 年打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农场。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海归，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专程到农场看望亲人。1960 年 11 月，35 岁的董坚毅活活饿死，组长刘文汉按照董的遗嘱将他包扎后埋在一个雨水冲刷的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妻子顾晓颖又从上海来了，当难友们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时已不见踪影，最后在后沟里找到，董坚毅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身上包的衣物已被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个没完，表示要和丈夫死在一起。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把骨头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了上海。

此时，窗外的雨更大了，房顶上，院子里，溅起了一层白蒙蒙的雾，宛如飘渺的素纱。雨点斜打在地面的积水上，激起了朵朵水花。雨滴从屋檐、墙头、树叶上跌下，就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最后连在一起，形成水柱。

柴健华仍然坐在窗前的竹椅上，继续在手机上搜索着有关反右斗争的信息。

据《南方周末》采访报导，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人称“死亡之谷”的黑竹沟，前有大渡河，后有八百里原始森林。1958 年，四川日报记者曾伯炎打成右派后送这里劳教，他惊异地看见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孩子，正是戴红领巾的年龄，却被强迫“劳动改造”，举着比自己还高的锄头开荒种地。有些孩子哭喊着：妈妈呀，我要回家…… 大跃进造成旷世大饥荒后，难以生存的沙坪劳教农场更处于时时饿死人的绝境中。

劳教右派李世元回忆：有些同伴在翻地时抓住老鼠就吃，老鼠被吞下去前在嘴里还吱吱直叫；被活吃的蟋蟀还会咬人的舌头；大批劳教右派惨死于此。位于沙坪劳教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几千名 17 岁以下小劳教，最小的仅9 岁，更是难以熬过饥饿的生死之关。白天，小劳教们被迫从事高强度劳作 10 余小时，稍有懈怠便遭到管理者的威吓和鞭打；晚上，小劳教们要集体学习、开批斗会，并使用了针刺乳房、牙刷刷阴道等酷刑。这些小劳教因超体力劳动、饥饿、疾病和遭受虐待而大量死亡。无法忍受强烈饥饿的小劳教们去附近偷粮食，被村民捉住后用火烧、剁下手指等，还有一些孩子因为吃毒蘑菇、生螃蟹和蚯蚓致残致死。劳教当局宣称这些小劳教都是坏人，要村民们不要同情他们。1960 年六一儿童节前一天，200 多个小劳教饿得受不了，集体去大堡镇偷东西吃，管教干部、当地农民全体出动，手电筒满天，枪声大作，合力围剿小劳教……。

一个姓蔡的组长回忆：“我当年一个一个登记的，死了 2600 多小劳教。”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认为，2600 名少年儿童“小劳教”的惨死，是发生在 1960 年代中国的奥斯维辛悲剧，是遭受集体灭绝的惨痛记忆。

戏剧性的是，1957 年参与沙坪劳改农场选址的两名四川监狱局干部，都在“反右”中划为右派，送到了他们自己选定的沙坪农场劳教。

另据美籍华人张方晦回忆，1960 年，他和病残的父母、未成年弟妹等 500 多名上海“闲散人员”，被强迫移民到甘肃阿克塞哈萨克地区，在住地窝子的农场中经受饥寒交迫的地狱煎熬，成为了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夹边沟”，500 多人饿死 300 多，死亡比例达到 60%。几十年后，他对大饥荒的恐怖印象依然极深：人都变成了求生的野兽，我亲眼看到一个小孩蹲下大便的时候，另一个孩子就爬过去，在大便里抠出未消化的玉米粒往嘴里送。快饿死的人先是浮肿，接着干瘦，整个脑袋只有拳头大，鼻子都没有了，塌陷下去了，只见两个黑鼻孔。两片嘴唇像晒干的桔子皮，牙床骨暴凸出来，胳膊腿皮包骨头，麻杆子一样。一个个大男人就这样死了，没有坟墓，没有墓碑，没有名字，无声无息从世界上消失了。1964 年，他因写文章反映这段大饥荒真相，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直到 1980 年才平反，后来求学去了美国。

坐在窗前的柴健华仿佛觉得自己坐在世界某一个角落里，看着风狂雨骤。他感到这个社会病了，病得很重，当病痛袭来时，哭是青涩，不哭是成熟，在伤痛里，人总归需要从青涩转为成熟的。但是不能言说的伤痛，想遗忘，又忍不住回想……很多事情是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有丝毫改变的，就像回忆，有时候越是想忘记的事情，也就越难忘记了。记忆是没得比较的，回忆里的味道是无法重寻的。

作为老中医的柴健华懂得如何为患者治病，但他看到社会病了，却找不到治愈的秘方。社会，就是这样，永远占领着绝对的领导地位的人，会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却不懂得如何去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人民至上的口号声中，无数的傻子会高呼着自己掌握了命运，却没有看到，幸福只属于站在更高的苍穹之上的权贵们。

雨滴能吸纳声音，使周围环境比平时更安静，加上雨天出行的人比平时更少，所以恐怕除了雨点滴落的声音之外，此时坐在窗前的柴健华还能听见的就只有自己心里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