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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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向不满从高校毕业、参加工作后的头几年，由于自己的努力奋斗，年仅二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成为中央直属的华北地区地质勘探队的部门负责人。年初，他参加了队党委扩大会议，听到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报告，其中心内容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说：这些基本内容，至今记忆犹新。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此后的约两个月，向不满在政治学习时，根据上级安排，发动本单位工作人员110余人向领导提出各种意见，帮助党组织开展整风运动。

当时，在这个数千人的大型地质队中，以向不满所主持的这个部门提的意见最多，也最为尖锐，特别是那几位年青的知识分子最为积极。向不满在组织讨论会的过程中，主动坦率、大胆发言，也起了某种带头作用。

正当向不满在本单位说明党组整风、向党提意见处于高潮之际，社会上反对官僚主义、个人迷信之风也颇为盛行，北京高校学生还有些人去上海等地进行串联、宣传活动。不料，5月下旬，《人民日报》开始突出登载鸣放运动中某些对党不满的“极端言论”。一部分人对这些言论表示反对，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必大惊小怪，各抒己见，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政治学习时，大家听读了这篇社论，都感到意外，似乎有些紧张。不几天，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公开传达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其中，许多提法与3月中旬在党员中层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的内容和精神已大不相同，强调的再也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是什么“引蛇出洞”、“阳谋”、“阴谋”之类的口气了。很明显，《人民日报》6月8日的那篇社论，就是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号令。

 此后，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所幸向不满所在单位改制，他不再担任行政职务，改任省属地质队的技术负责人，党委书记和上级领导对他也还算宽容，没有定为“右派分子”。

但向不满的几位相好、性格类似的亲友，都成了“右派分子”。

一位是同乡、同学好友，中小学时代的高材生，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活动，后随军到湘西工作，不料，因工作上的意见分歧，不赞成过度打击有点迷信色彩、存在不同意见的少数民族干部，得罪了本单位的党委书记，反而竟遭污蔑为挑拨民族关系，并据此将他划定为“右派分子”，投入农场劳动改造，60年代初，因饥饿、劳累而死；另一位是向不满的一位亲戚，1956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新疆支边，不久即任乌鲁木齐某高校一个系里的团支部委员，1957年，只因他在帮助党整风时提过两条意见，一曰“马列主义要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办事”，二曰“章伯钧、罗隆基的某些观点客观上如有价值，也可以借鉴”，结果被定为试图修正马列主义、支持“章、罗联盟”的“极右分子”；还有一位是向不满单位下属的、1949年某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组织，写过共产党的“黑名单”，但新中国成立后随即向中共组织交待，1955年肃反运动经查核属实，近几年的工作期间，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并无对党不满言行，可是，反右运动一开始，就内定他为“右派分子”。

柴健华、何家福望着眼前这个落魄的向不满，只有规劝。

柴健华对向不满说道：对历史而言，个人命运可能隐藏在很小的一个小数点里，但对个人而言，却是百分之一百的人生。群体只会干两种事——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你应该重新思考个人与群体的区别。

何家福叹了一口气说：普通群众并没有真正渴求过真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他们只会接受洗脑教育，坚信自己的贫穷源自富人的剥削和压迫，在阶级斗争面前，凡是能向他们提供幻觉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不满，只能放在心里。在强权面前，

弱者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我们都是落难的失败者，但我相信我们始终有一种错觉，以为我们的感情源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只要我们的内心是纯洁的，相信老天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说法。

有生命就会有回忆。你无法抗拒，也无处逃避。你是尘世中的人，回忆便是你的影。值得回忆的总是刻骨铭心的难忘，尤其是曾经的痛苦，没人会轻易地忘却那些苦涩，那些哀伤，那些无奈。

人生中能闲下心来静静品味的，绝对不会是自己的那几张印着领袖头像的纸币，而往往是一缕缕青烟似的飘渺回忆。没有别的痛苦比在苦难中回忆痛苦的往日更痛苦。假如有一天这个社会背叛了你，至少还有人与你一起背叛这个社会，难过和委屈的时候不要紧锁眉头，因为你应该知道，社会是由群体组成的，个人的不幸往往是群体的不幸，当不幸总是降临到群体时，那么群体绝对不会永远沉默，群体的怒吼一旦爆发，社会就将摇晃动荡，天翻地覆。不必为过去怅然泪落，凄然醉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