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伊宁事件”操手孙浮生掩盖的真相

第十四节

还原“伊宁事件”操手孙浮生掩盖的真相

95岁空军老兵胡景濂讲述:“伊宁事件”

　　23位国民党中央空军士官学校三期学员被以“异党嫌

疑图谋不轨”的罪名拘捕事件，在当时原本弱小的中国空

军引起极大的连锁反应，严重影响了士气。

后来，五大队队长罗英德将军上书航委会：“飞军士改为军官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且应采取主动来解决，要比被动为有利。美国如此庞大的空军，全部飞行员都是军官，我们只有少数飞行员，还分成两种身分是不智之举。我完全为国家和空军前程着想，不能一错再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不久之后，仅剩的60位三期毕业生及各期飞行军士，全部接受六个月的补修军官课程，在完训后被授予军官阶级，并给予相当空官校的期别，自此后团结一致，士气振奋。（引自“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网站”）

1943年，抗日战争打得艰苦卓绝。但23名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难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成熟飞行员锒铛入狱，长空杀贼的理想就此化为泡影。

这桩冤狱，无论于民族，于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和灾难。郭烽明后来回忆说，连审判他们的军法官都惋惜得老泪纵横。

　　后来，他们被送到五云山集中营。一直到1945年的9

月份，日本投降，重庆国共谈判，宣布释放全部政治犯，

蒙冤学员才被释放。

伊宁被捕23人，跳伞事件除名4人，大抓捕前刘立中等三人连夜逃离，这些事件折损了几乎一个飞行大队。

此后台湾和海外的三期同学坚称孙浮生是奸匪，伊宁事件是奸匪诡计，并力劝大陆同学向台湾空军当局写申诉信，要求平反和赔偿。

但那时大陆同学正写信申诉着当年被作为“奸匪”的他们，虽然组织上不在“奸匪”，却心向往之，与党有“感情上的联系”和“行动上的追随”。希望“组织上”能从他们脱离国民党空军，啷当入狱之日起，“计算革命工龄”。

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的请求最终没能得到理睬。直到2007年，老兵徐世椿在申请一枚抗战纪念章时，仍被以“你是国民党”为由拒绝。

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多年，知情人、当事人多已作古，

原以为此案永无水落石出之日，但孙浮生的后人在写回忆自己的前辈功绩时，一篇博文却让三期生有了意外发现，原来孙浮生系“真正奸匪”之说并非无稽之谈。

　　搜狐博客博主“思存在线”是孙浮生的后人，其博文《家史》（http://scun.blog.sohu.com/158841735.html）介绍道：

　　“叔祖父孙浮生（1906--1992），毕业于中央大学、黄埔军校五期。国民党

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第五军师政治部干事、主任；国民党新疆省党部宣传部长；

伊犁空军教导学校教育长；和平日报社社长；国民党西北行营政治部主任、少将

高参。解放后加入西北军政委员会，后转向学术研究。先后任西北民族学院教授、

西北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教授、陕西省博物馆研究员。反右期间被下放陕北

劳动五年。文革期间，因受毛泽民、陈潭秋新疆被害案牵连，被中央文革小组囚

禁北京秦城监狱七年半。1975年毛主席、周总理开恩释放。1992年4月5日病

逝于西安，骨灰存放于西安三兆殡仪馆。……”

 　　“思存在线”博客还转录了两封《祖父写给中央的信》，

信是孙浮生自己陈述革命经历、要求落实政策。

关于这两封信，还是阅读 《蕲春文化研究》于2010年4月18日在网络发表的《一个起义的国民党少将写的两份申诉材料》，此网文更全面些，发布者为“笑春风”。

此文编者语如下：

　　

孙浮生（1906～1992）,别名仲人、中人，蕲州镇南门外孙湾人，黄埔军校五期入伍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脱党），在国民政府军中任职，官至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少将处长，1949年随董其武部起义。解放后曾任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学院教授，陕西省博物馆馆员等职，有《中国宗教史》、《全唐文目录索引》等著作遗世。由于孙浮生的经历复杂，解放后曾多次受到中央专案组、陕西省公安厅的审查，曾在农场劳动改造三年，行政级别由十四级降至十八级，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下面的两份申诉材料，是孙浮生写给中央组织部、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极有史料价值和文化含量，今发表以飨读者。为保留原汁原味，发表时不作文字修饰整理。

第一份申诉材料

中央组织部请审转主席办公室：

　　兹写就本人青少年时期参加革命历史片断，并申请校正和补充一份恳为转呈。

　　　　　　　　此致

　　革命敬礼！

　　　　　　    孙浮生

                                                  1976.7.1

　　按我在1967年12月到1975年5月一段，经中央专案委员会审理和交待经过，以及解放后历次运动所写的自传，所填的干部登记表履历表时，对我青少年时期参加革命历史，按可记忆特申请作一次校正和补充如下：

　　第一次参加革命（即解放前）1925年我在武昌第一中学读书时，住三道街蕲阳学社，经同房学友周庆厘（又名周心奇，武昌中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1931年在北京曾被捕入狱，1936年在南京叛变投敌，改名周曼云，已死）之介绍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一同担任武昌学运工作。是年秋经政法专校学生邓质全、章翔云介绍参加国民党（当时参加革命的人多如此），并介绍去上海随又赴广州，参加黄埔军校五期入伍，在入伍生二团，后又改独立团（团长叶挺同志），旋派二营营部上士文书，随军北伐，又调准尉书记官。

　　1926年秋调第八军三师（师长李品仙）十一团工作，驻汉口刘家庙时，经师政治部负责人王悟道（黄埔二期）、刘茂新（黄埔四期）二同志介绍参加共产党，并担任十一团政治干事。1926年秋又奉派到河南前线柳林、李家寨、信阳一带活动，并参加暂编二军（军长袁英）军官模范团（团长田安邦）组织工作。战败队伍被击溃，回到武汉时值国共分裂，奉命分途转移南昌集中，行前曾到汉口总商会听周总理、邓颖超同志讲话并接见。之后因乘船搭风浦轮船行至青山船失火，同行者均投江四散至失联系。1927年秋赶至九江时南浔铁路封锁，八一起义失败，我在九江流浪讨饭。1928年春折回蕲春，又在鄂东北参加建立第二旅（旅长吕龙同志已早死），任旅部秘书兼随军中山日报社社长。旅扩师不久，在鄂东被夏斗寅打垮。逃回武汉正值桂系大军攻占武汉，清共十分吃紧，革命同志多被杀害。遂逃至黄州，投考桂系主办的国民党湖北省党务训练所，自此后即完全以国民党面貌出现于社会，并先后侧身于两广桂系李济深、李宗仁，蒋系方觉慧、周至柔、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篱下，多年辗转上海、北京、天津、河南、四川以及西北各地，长期未得到党组织的正式联系，流落党外，痛苦不堪，其间两次迫切要求回到党组织怀抱，均未得到解决。

　

　　1、1938年春，因我在洛阳一战区民众运动干训团（方觉慧主办）活动失败（此一活动曾和董老联系），被国民党伪中央第六部撤职调武汉检讯之后，在汉口会计专科学校教书藏身，曾多次到八路军办事处（在旧日租界）董老寓所（在旧市府东路），会见董老并多次恳谈。当时我县詹大悲烈士弟弟詹大权任董老机要秘书。我多次要求到延安工作（当时前妻王彤已先半年到延安抗大三期学习），董老始终劝我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不必去延安。

　　2、1948―1949年随张治中高级参谋兼陶峙岳新疆总部囗囗囗囗，一面抓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一面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联系，准备迎椄大西北的解放，决定由地下党员霍汉琦（又名霍然，系我的秘书，随我多年，现在新疆日报社工作）在迪化进行，由我在兰州进行。临解放前，我突然受到马匪步芳迫害，飞逃重庆又被伪中央局重庆分局逮捕，押于荑子南垭监狱。

 　　以上我青少年历史片断及解放部分情况，本无足挂齿，惟两次要求回到党组织怀抱，精神上确受了沉重挫折。解放后长期存在别扭情绪，不愿寻求董老和周总理证明，以为我半生苦心坚志励行，全付之东流，对党对革命未能作出一点贡献。而董老和周总理肩负中央党政重任，日理万机，而党内外居功邀赏之士，势难容落难后之人。我的长期脱党曲折离奇，非知者难澄清见信，再思我无功矢志向马克思主义，但求毕生致力实践，作一党外无名的布尔什维克又何不可！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在中央七年半之长期的审查，主观上或有未详尽之补充，客观上也应该得到一些证实，故曾几次想提出申请校正，终仍不克制于情绪，静等任其处理，打消申请之念。近来董老、周总理先后凋谢，我的青少年时期及解放前部分历史情况将永远无法觅得证明。日下反修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已进入深入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前景又展现新的希望，而我已年届七十，疾病渐加，迫近迟暮衰残，但至今仍未将一身污稀彻底洗刷，午夜静思将终为遗憾，兹再囗囗囗敢为申请。

 　　1、迄求党中央就所掌握材料和个人文化大革命前后交待的全部历史情况，早日所作所为分析研究，并审查我长期脱党过程中有无叛党及危害同志战友的罪行。

　　2、在长期脱党过程中，有无背离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党中央、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3、在长期脱党过程中，无论何时何地何情况下，对维护党的利益，对救助和掩护同志战友有无竭尽心力？对青少年对劳动人民有无阶级感情？

　　4、个人生平有无财产和其他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个人生活有无腐化？

 　　以上所提四点，大致可约为一囗对和审查之准则，俾使我能就主席万寿之年，一洗满身污稀一白，心愿足矣！至于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于事既难证实，于己不抱妄想，故自己只求耿耿此心，尚党宽宥。

 　　谨以至诚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党中央团结进步

 孙浮生（旧名崑梧）亲笔上言

第二份申诉材料

尊敬的华主席，叶、邓、李、汪四位副主席、党中央：

　　我于1967年至1975年5月间，经受党中央专案审查。5月19日开释，恢复原职务，回原单位——陕西省博物馆工作，补发受审期间工资。

　　在受审七年半的岁月中，生活上优承中央照顾，因之能安心读书，学习毛选四卷，通读八遍。党员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八种（加《国家与革命》、《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等）通读四、五遍，列宁全集的绝大部分通读二、三遍。在学习中结合自己，沉静反省过去，检查思想，受到极为有益的马克思主义再教育。并针对中国和世界革命问题试行探索，只因禁用纸笔，一时感想心得都付之流水。惟如何对待人生的看法稍似落实。失去若干自由，换得临老新生！对党中央和文化大革命从无一丝一毫抱怨，对同志战友亦可问心无愧。因此我也不曾感到“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见《反杜林论》、歌德《浮士德》句）。我14岁时就参加革命，在伟大洪流中几遭流离颠沛，流浪南北东西，对新旧政治、社会各方面接触也较为广泛，查阅我的历史档案，可以了解大概，但内心深处始终是怀着向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赤忱，任何时地不曾稍有游动，这些也不难得到证实。解放后一直在共产党政权下工作，并经过各项政治运动，实际情况更历历可辩。

　　1976年“七一”纪念日，我曾请中央组织部转呈主席办公室报告一件，本想趁毛主席万寿健在之日，最后向老人家作一次倾肠吐诉，因当时“四人帮”恶焰方炽，前途昏暗，精神沉闷，效寒蝉呻吟，聊表寸心。不幸不久毛主席逝世，“四人帮”灾被揭露和扑灭，喜庆之余心潮澎湃，转念我“暮年犹未晚，尚可待河清”。不甘冷落，还乞献此枯骨。故于1976年12月14日又上汪东兴主任函一件，并抄附前报告，以汪主任之于毛主席和华主席，先后都总担承启重任，一经过目，就如同直达主席和党中央。但不知两件曾否到达。

　　最近我学习十一届党代会文件，喜新中央领导核心如此坚强，诚以往少见，抓纲治国，除旧布新，确已蒸蒸日上。惟通观历史忆创业之初，人民归心，每事半功倍；若拨乱反正，扶危中兴，非有大破大立，严纪重法。特别是我党最后三次路线斗争，皆在我党取得政权之后，其矛盾性质和斗争形式各有特点，是每一方面、每一系统、每一单元的核心之形成，与新旧之嬗变，无不精微奥妙，难以窥测，倘若不坚持“三要三不要”之原则，全力以赴，必难奏功效。诸此杞人之见，何足受之？斗胆赤心仅一吐为快。

　　最后，我还需要再一次向您们和党中央提出有关个人历史审查结论问题的申请。

　　（一）、我的历史虽较曲折复杂，但经过前后多次政治运动交待调查，旁证审查，特别是最后一段七年半的中央专案审查，理应得到应有的结论。过去有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浑浊难清，龙虾莫辩，现在按华主席的指示五种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如此光明正大，我也应该在这一时刻得到阳光普照。

　　（二）、关于我青少年一段参加革命，参加党及其以后寄生于国民党内部所做的一些工作，我想一定可以查明大概。在长期失掉组织联系之下，我从未背叛投降，从未稍有损害党和同志，所做的工作在动机和效果，无不自发自动，立足于党的利益，对掩护和救助同志和革命青年无不尽心尽力，这些在早期可能不易得到证明，但在抗战前后，在天津，在开封、洛阳，在武汉、四川，在新疆、兰州、西北各地的情况，黄显（在天津）、石岩（在南京）、霍然（在新疆）、任云（在兰州）、徐光辉（在西安，最近死去）等党员同志，无不可提供证件。在七年半中央专案审查中，我既可以证明别人，这些同志为何不可证明我？实事求是总不应永远把我“挂空”起来。

　　（三）、关于党籍问题。我愿意静待党中央审核处理。我这种暮年余生，无论在党内党外，都决心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终身做一个不褪色的布尔什维克。

　　我十分热烈地相信华主席的话：“我们这个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国家是大有希望的！”披肝沥胆，言不尽意！秋风渐凉，诸位珍重，敬祝诸位身心康健，统筹指挥顺利！

孙浮生

1977年9月5日于陕西省博物馆

注：囗为不清字迹

　　从孙浮生的二封申诉材料可以知道他“在1926年秋参

加共产党”，“在长期失掉组织联系之下，我从未背叛投

降，从未稍有损害党和同志，所做的工作在动机和效果，

无不自发自动，立足于党的利益。”但他的申诉并未成功，

中共并没有恢复他的共产党党籍。相反受到了历次政治运

动的冲击。显然，孙浮生的交代可以佐证他迫害23位国民

党中央空军士官学校三期学员并以“异党嫌疑图谋不轨”

的罪名拘捕事件，是其个人所为，并非是得到中共的指示

和组织执行。

从孙浮生的二封申诉材料，还可以获知一条信息：他隐瞒了其在国民党中央空军士官学校和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的任职经历，隐瞒了其制造和迫害23位国民党中央空军士官学校三期学员的“伊宁事件”作恶罪行。

孙浮生是个恶人，这是无可掩饰的事实。

　　蕲春以“蕲春出了多少国军将官？”为题的地方网文说：“在那血与火的岁月，一大批蕲春热血青年投笔从戎，一些幸运儿荣升将官。”《黄冈市志》载的中华民国将军表，录蕲春籍的中将5人：邓英、方觉慧、方霖、石补天、曹天铎。少将11人：陈亁、邓文勷、黄天玄、邓汉屏、邓兴、陈中桧、汪光尧、朱衡、陈畴、孙刚甫、骆子静。1993年蕲春县政协出版的《蕲春名人录》，增加了童德昌、朱嵩、高煜辉、田休、吴赤元、孙浮生、黄绍杰、方楚其等8名国军少将，使国军少将总数达18人。后据《台湾蕲春同乡录》载，作了修改主，列国军少将共16人，减去2人。

　　建议蕲春政协和地方志办在修订这些国军将官“业绩”

时慎重考虑，孙浮生其人是否值得显摆？

 　　1986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在编撰《中国新闻界名人》时，主编方汉奇。方主编告知：蕲春籍的田桐、黄侃、方觉慧、詹大悲、管翼贤、袁殊被定为中国新闻界名人，主要业绩已收录《中国新闻界名人》。蕲春认为查光佛、王楚材、骆介子、孙浮生等人的新闻业绩也很突出，加以整理，呈报了上去。《中国新闻界名人》方汉奇主编接到材料后，与其他编委研究，将所呈4 人定为中国新闻界名人，其业绩也收录在《中国新闻界名人》专栏中。

　　中国新闻界的蕲春籍名人共有10位。其中孙浮生业绩简介如下：

　　孙浮生（1909—1994）笔名骆荒拓、陈东芝，蕲州人。就学北平中央大学政治系，毕业于黄埔军校七期。1927年，任鄂东独二师《中山日报》编辑。1933年，在武汉任《大群日报》社社长。1936年，在河南开封任《河南日报》编辑。1948年，在甘肃兰州任《和平日报》社社长。1956年，在陕西西安任《开元文坛》、《文博》主编。主要著作有《黄埔精神论》、《中国空军抗日三周年特刊》。

　　孙浮生能称得上中国新闻界名人吗？其在民国时期的

办报，都是些什么报刊？以“在甘肃兰州任《和平日报》

社社长”为例，《和平日报》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六

月二十三日创刊，在南京总发行。 于1946年5月初创刊

于台中市。《和平日报》的前身为国民党国防部机关报《扫

荡报》。民国20年(1931年)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

营政训处创办，初期仅在军队中发行，翌年迁武汉后，曾

先后出版《扫荡旬报》、《扫荡画报》，并把《扫荡报》

推向社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方为适应形势，将

《扫荡报》改名为《和平日报》，抢先在上海接管日伪敌

产《大陆新报》和《大陆报》的全部设备，创办《和平日

报》上海版，由万牧之任社长，杨彦歧、王卓球先后任总

编辑，发行人万德函，经理白广荣。

《和平日报》反共版面宣传

　　《和平日报》总社设南京，除上海外，又在广州、重

庆、兰州、沈阳、海口、台湾台中等城市设地方版。《和

平日报》虽然改名和实行企业化，但报纸性质始终不变，

仍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立场，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帮凶。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孙浮生在甘肃兰州任《和平日报》分

社社长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也能列为其办报之业绩吗？

　　自称在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孙浮生，似乎是一名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自称“即使长期失掉组织联系，

所做的工作在动机和效果，无不自发自动，立足于党的利

益……”。那么应该包括其在国民党中央航校时的那些所

作所为。　

　

孙浮生手迹

孙浮生既然时刻不忘为共产党效力，他制造了伊宁冤

案，拘捕23名国军飞行员，想来亦是其所谓“立足于党的利益”之举。孙浮生自以为是孤军作战的孤胆英雄，战功赫赫，对共产党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孙浮生如果真是共产党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将23名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青年飞行员打成“异党”，诬陷他们是“共党”？

　　孙浮生应该是个恶魔，对国民党来说，他是可恶而且

卑鄙无耻的内奸；对共产党来说，他是个脱党后又镇压进

步青年的刽子手。他是以清除国民党异己的名义对手下的

飞行员施恶，是警告和威胁所有亲共的飞行学员。

　　孙浮生既不是为国民党效忠，也绝不是为共产党效力，

他完全是个民族罪人，他为日本侵略者清除了23个不惜以

死报国的抗日青年。

　　伊宁事件真相姗姗来迟，但正义仍然缺席。

　　为了申请离休待遇，留守在大陆的三期前辈们曾千方

百计想证实他们曾经“和共产党有联系”，谁料想亲手把

他们送进大牢的恶魔孙浮生就是近在眼前的“共产党员”？

竟是自称“永不退色的布尔什维克”！

　　三期前辈个个痛恨孙浮生，如樊培益所言：是孙浮生

把三期一刀斩为两段，让弟兄们骨肉分离；被拘23人尤甚，

是孙浮生使他们“从天之骄子沦为阶下囚”，彻底改写了

他们的命运。

郭烽明作为伊宁事件的“首犯”，对孙浮生的仇恨更

是无以复加！郭烽明喜欢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对于孙浮生，他应该是“每念斯人，恨未尝不刻骨锥心”吧。

　　23名文武双全的优秀飞行员，23名出类拔萃的青年才

俊啊，沉冤七十哉，此恨无绝期！

徐世椿获知这一信息后说：“乖乖啊，我们就是牺牲

品啊！我们一辈子都被他毁掉了！人最痛苦的是不能用其所能，我们那时候飞得多好啊！”

　　曾患食道癌和脑出血的邹忠健康情况在退步，他耳背

得更厉害了。当他从电话里获知这一消息后，听筒里随即

传来的是他含混不清的呜呜声……

　　已是中共老党员的胡景濓，一听到孙浮生的名字，就

会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大坏蛋。但得知孙浮生曾是1926

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时，胡景濓连连说：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他为什么要搞我们啊？

　　已经没人关注孙浮生“迫切要求回到党组织怀抱”的

愿望是否终得实现，但看得出“解放”后的孙浮生活得并

不滋润。“反右期间被下放陕北劳动五年。文革期间，被

中央文革小组囚禁北京秦城监狱七年半”，“暮年余生仍

苦苦上书，愿静待党中央审核处理”……孙浮生晚年以编

撰佛书度过余生。放下屠刀便能立地成佛吗？他没能为蕲

春争荣，只是在为蕲春抹黑。

孙浮生晚年油印佛书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究竟如何评价孙浮生其人，

民心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