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央航校三期被押学员与中共的关系

第十三节

揭秘中央航校三期被押学员与中共的关系

95岁的胡景濂

1943年，正当盛世才从“联苏亲共”转向“弃苏反共”并重新投靠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时，盛世才突然翻脸，关押了其主办的新疆航空队中的学习航空的全体共产党员。于此同时，在新疆学习飞行的23名国民党飞行人员也被关押，这就是“伊宁事件”。不同的是，关押国民党飞行人员的是国民党自身所为，但也有人说是中共地下党策划的。长期以来，“伊宁事件”的受害者一直找不到答案。

那么当时中央航校三期被押学员与中共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可以从当年受害者之一的胡景濂身上找到一些线索。

　　胡景濂（1922年出生），浙江温州鹿城区人，共产党员。其祖父胡鑫，温州中医名家，也是清末民初著名改良派人物陈虬的女婿；其母姚平子曾是温州第一所高等女子小学校长，中共温州独立支部成员，温州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一。胡景濂是胡家四兄弟中的老三，温州市首任市长胡景瑊是他的大哥。

　　胡景濂，是新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教练员，冲上云霄的时间达3000多个小时，飞行教练干了26年。他曾参与开国大典空军检阅机群地面工作，让他高兴了一辈子；训练出一批又一批飞行员，为人民空军建设作出一些贡献，让他引以为傲；飞行超龄后回到地方，选择进入气象台，理由是仍与自己曾从事的飞行有关。

　　已是95岁的胡景濂，与子女住在市区蒲鞋市一处老房子里，在他的住处，他曾向记者娓娓道来那些深埋在脑海中的记忆，说起他与飞行之缘的起始：“黄埔军校毕业后，看着日军飞机狂轰乱炸，中国的国土不断沦陷，我梦想自己也能驾驶飞机去对抗……考进空军军士学校，训练空军作战、长途飞行、夜间飞行，三年后我成了歼击机飞行员……”

　　胡景濂回忆说：

　　

　　在温州读完小学，我去上海泉漳中学读初中，于1937年夏天毕业。我跟几个同学去南京观光，但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紧接着又是“八·一三事变”，日本人打进上海。泉漳中学的校长陈君文，曾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上校，他介绍我和徐翰飞、赵姚坤(音)、林贤、杨方石4名同学去报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

　　我们5个人全部被录取，是第十四期。在南京读了三个月，1938年春天我们迁到了武昌黄埔军校，后来又搬到了重庆铜梁，在军校里，我们进行军事训练、步兵操练，学测绘、土木工程等很多东西。1939年夏天，因为战事需要初级军官，我们学了不到2年时间就毕业了，我任少尉军需官留校工作。

日军大举侵华，我看着日军的飞机狂轰乱炸，我们的国土不断沦陷，我就梦想自己也能驾驶飞机去对抗。毕业后，我就去考空军了，那是在1939年下半年，我听到空军军士学校招生，特别开心，就去报考了。在那里，我们训练空中作战、长途飞行、夜间飞行，还有训练上下翻滚等特技，三年后我成了歼击机飞行员，我清楚地记得从学校毕业的时间是1942年12月25日，我盼着上战场了，但没过多久，我被派到了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那是中、苏合办的，参加苏联战斗机的飞行训练，一直到1943年底。

　　这里需说明一下：胡景濂于1939年下半年入学的空军军士学校便是成都空军军士学校，他是三期学员，于1942年12月25日从学校毕业后，便与三期学员一起被派到了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但在1943年底被国民党关押，关进战时青年训导团。

　　胡景濂较客观和真实地叙述了自己当时被关押及与共产党人接触的情况：

　　1943年冬天，因为受到欺压，我和一些学员就罢课、罢飞，国民党的人就怀疑我们有共产党嫌疑，我们被当作“异党分子”开除了军籍，并关进了重庆的国民党空军军法处。后来，经过调查，准备释放我们，这时，蒋介石下达了“关禁三年，使其彻底悔悟”的亲笔手谕，我们就被送到了重庆五云山，关进了“战时青年训导团”，说是训导团，其实就是关押中共党员与民主党派人士的集中营。

　　在那里，我碰见了萨空了，他是蒙古族人，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被关在一个房间里，他对我很照顾，并告诉我出去之后就去加入共产党，去延安。他知道我是一名飞行员后就对我说：“年轻人，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将来用你的技术为国家服务。”

1945年底，国民党出于民主党派人士的压力，只好将萨空了放了。萨空了出狱后就联系了中共的领导人王若飞，他来集中营看我们，告诉我们王若飞同意了，他还受王若飞的委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钱。

1946年初，集中营在“双十协定”下被迫关闭，我找来泉漳中学的代数老师将我保释出去，他介绍我进入三民主义研究会工作，我不愿意，因为我一心要加入共产党。

正当我想着早日去延安找王若飞时，传来消息说他因飞机失事不幸牺牲了，而萨空了也为了躲避国民党迫害去了香港。我知道已经没办法去延安了，就决定回温州投奔革命。

这段回忆客观地讲述了三期学员是在关押期间才接触到萨空了和王若飞的经过，也就是说在关押前，他们没有接触共产党。相反，恰是经过那个“镣铐万里行”，他们在思想上反而靠近共产党，开始仇恨国民党了。原因很简单，共产党想建立自己的空军，发展空军队伍就先要物色航空人才。那时候，共产党人乔石、孙午南、萨空了……都和这23位三期学员关押在一起，甚至可以一天到晚在一起交流。

    三期学员郭烽明说，他调到三民主义中山研究室，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就是萨

空了。共产党地下组织还通过郭烽明，给这些三期学员生活补助钱。

    三期学员徐世椿说，这些生活补助钱是王若飞给的，是他资助我们的钱，要

我们增加营养，吃得好一点，保证身体健康，将来好发挥作用。徐世椿说，在那

个时候，我们跟王若飞讲，你们想办法，我们可以和八路军办事处取联系，分批

走也可以，我们都商量过。

　　王若飞飞机失事后，这些三期学员唯一接触共产党的线也就断了。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庆国共开展谈判，宣布释放全部政治犯。那年9月，胡景濂与蒙冤三期学员一起始被释放。

经过这次磨难，胡景濂对国民党痛恨之极，决心已定，寻找共产党。他回到温州加入了浙南游击纵队，得到中共组织信任，开始做党的地下工作。

胡景濂回忆说：

　　1946年8月，我回到温州，住在市区小高桥的祖母家里，她家正好是中共浙南特委联络点，经常会有通讯员来，我就告诉通讯员，我要参加共产党，他回去汇报了我的想法，1946年10月他带我到了浙南特委驻地，在那里我见到了我的大哥胡景瑊，经大哥引见，我见到了特委书记龙跃，他同意我参加浙南游击纵队。经过一段时间锻炼考验，1947年3月，我终于加入了共产党。

　　我得到组织的信任，龙跃书记派我做一些地下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派我去上海买进步的书籍。我到了上海，买来了《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八月的乡村》等书；1947年的时候，游击队需要无线电进行通信，龙跃将买电子器材的任务派给我；党支部需要与地下党的同志联系，我就负责之间的通信来往；后来组织还派我去买武器，我到了无锡、丹阳一带买来了枪和子弹。

1948年9月，我参加特委第三期青年训练班后，被分配到瑞安高楼参加农村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组织民兵工作。

1949年3月，我被调到浙南游击纵队宣传队搞宣传工作，干了2个月，5月7日温州和平解放，宣传队高兴地进城扭秧歌、打快板……

　　1949年7月，我随宣传队参加了解放福鼎后，回到温州，龙跃就告诉我：你是一个飞行员，应该发挥所长支援国家的空军建设。他让我立即去解放军空军部队报到。

我到了南京，又马上被派到了上海华东空中训练处做情报参谋，不到一个月，1949年8月，又被派往北京空军训练部，任飞行科参谋。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我参加了空军检阅机群的地面工作，为了使机群准确飞过天安门上空，我们日以继夜，反复演练。当晚，飞行员们参加了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的国宴，我们地面人员参加了丰泽园的宴会。能参加开国大典，我感到非常光荣，这也是我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事。

1950年3月，我到了北京第六航校，后来又北上去了牡丹江第七航校，做飞行训练工作，培养飞行员。

我一直干到1976年飞行超龄才下了岗位，1978年我转业回温州，到气象台工作，因为我是搞飞行的，懂得气象。

我一生飞了3000多个小时，一年最多的时候飞200多个小时，飞行训练干了26年，我学习来的那些飞行知识、技术没有白费，为我们国家的飞行工作做了一些贡献，我感到骄傲，但也有遗憾，我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有机会驾驶飞机上战场。

以上这段叙述不仅是介绍了胡景濂的个人人生经历，重要的是透过这些信息，可以非常明确地证实了蒙冤三期学员在关押前与共产党没有联系，与共产党的接触也只是在关押期间。他们释放后也一度与当时同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失去了联系。毫无疑问，共产党不会也不能是制造这起冤案的组织策划者和实施者。

那么，到底谁是造恶者，唯有当时的士官学校政训室主任孙浮生。孙浮生是这一事件的直接制造者，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上书中共最高领导层，声称自己在1926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心系共产党，孤军奋战在国民党内部。

孙浮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就得再次作调查研究，真相总会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