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时期初创的“中央空军学校”

第三节

汪伪时期初创的“中央空军学校”

汪精卫

1941年5月15日，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之下，日本军队才转让了3架95式教练机。汪精卫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空军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陈昌祖有了这三架教练机，终于可以一偿“复兴空军”的夙愿。又经数轮交涉，日本军方出于“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友好”同意将常州西郊陈渡桥附近一个民航备降机场转交给伪航空署使用，同时赠送了一批备用的航空发动机与零配件。但是日方不愿提供飞机日常所需的燃料与润滑油，陈不得不设法从上海搞了一批低辛烷汽油和润滑油，并秘密存放在杭州原笕桥中央航校处备用。而训练设备，只能自己动手制作。

1941年初夏，这个只有一座草地机场的“中央空军学校”总算开张了，校本部设在觅渡桥畔，下辖教务、副官、政训等办事机构，飞行场在陈渡桥附近。

伪航校效仿笕桥中央航校先从陆军军校学员里招收飞行学员的例子，从上海的伪海军学校、伪军官训练团、武汉伪陆军军官学校里招收了32名学生。因为航校建设尚未完工，前来报到的学生只能暂住在一织布厂的三层空楼房内。学生到齐后，管理学生的伪陆军军官带领校长、教官与学生见面。时任伪航校校长的是高乍新。

    据当时就读伪航校的管序东（后驾机起义飞往延安，改名顾青）回忆，当时航校开设的课程有飞行力学、飞机构造、航空发动机、气象学、无线电原理与收发报实习等。令他颇为意外的是，这里没有日本顾问，不用学习日语，所有教材均为中文、教官也都是中国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日本方面放松了监视。开学后不久，学生中有人传唱抗日歌曲，日本宪兵队得知，直接进校抓人。高乍新也被迫离职。

1942年元旦，新任校长刘中檀到任。随着机场设施与航校教学楼、宿舍竣工，暂住城内的学生搬到校内，编为飞行一连。三月间，又从南京伪陆军军官学校调来30名学生，编为飞行二连。经过正式编组，许声泉为一连连长，林国均、曹家航、彭鹏任一、二、三队分队长；二连连长杨忠义，分队长分别为陈恒太、李城斋、杨建勋。

值得一说的是彭鹏，此人原名彭週，曾是中央航校七期学生，1938年武汉空战中，时任空军五大队见习飞行员的他因误击落友军亨克尔-111轰炸机而被判刑。释放后延至十二期毕业，分配至作战部队后心怀不满，遂驾机投敌。

除了上述伪军官外，还有吉翔、赵鹏、陈栋楠、鄢友仁等人担任飞行与机械教官。加上各级副官、政训、机务人员以及机场警卫营，彼时伪航校共有人员约三百名。

    骤然增加的学生人数，使三架教练机立刻捉襟见肘。因此只得让两连学生轮流训练，结果一天中飞机起飞着陆次数太多，机件磨损严重。加之航空器材全由日本海军武官府统一调拨。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沿着印支半岛一路侵略扩张，军需物资供不应求，留给汪伪军队的越来越少。因此伪航校不时发生因为缺乏燃油、配件，导致训练中断的事情。不少学生也因此失望、动摇，甚至退学。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伪航校乃至伪政府极为震动……

1942年5月12日雨夜，由中条山战役中被俘获的两百多名国军官兵组成的机场警卫营，在营长顾济民的带领下，携武器向新四军起义。该营跟随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抵达丹阳新四军游击区。

当时飞行一连学生查兆龙、毕夏、陈中浩，与警卫营排长顾忠良曾是同学，三人本拟随营起义，可惜因无人接应而作罢。

得知起义一事的伪航校当局惊恐万状，一方面急令关闭机场，所有人员不得外出；一面散布“‘闹事’军人已经全部被前方大部队阻截”的假消息。同时向汪伪政府、伪军与日本宪兵队报告。不久伪军警与日本宪兵进校搜查，带走并审讯了查兆龙，可是一无所获。

因为此事，刘中檀被免职，改由张惕勤接任校长。张惕勤与彭鹏的经历类似，1941年9月27日，时任空军第一大队分队长的张惕勤、飞行员汤厚涟、梁文华驾驶苏制SB-Ⅱ轰炸机飞往宜昌投靠汪伪政府。10月6日，该机飞抵南京，汪精卫接见了张惕勤等人，张惕勤也因而成为了新任的南京国民政府航空署科长。这架SB-Ⅱ轰炸机也被认为有情报价值给日军送回本土进行研究。

张惕勤甫一到任,就从日军方面接收了十余架九三式、九五式教练机，以及一批航材与汽油，伪航校也恢复了飞行训练。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张惕勤没几日又被调走了，从此下落不明。校内盛传张惕勤是重庆与日本双料间谍，被秘密逮捕处决了。

到了1942年9月与10月之间，日本海军支那方面舰队又移交了20余架93式、95式与99式教练机给汪伪空军，而“中央空军学校”也升格为了“中央空军教导队”。刘中檀回校重新掌权，继续担任队长。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但并没有自主权，仍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1942年10月12日，初具规模的伪航校首次以“中央空军教导队”名称，飞赴南京明故宫机场参加双十节“国庆”阅兵，当天日伪控制下的《申报》，做了报道：“汪委员长于十时四十分莅临机场。十一时正，检阅式开始。首由中央空军教导队队长刘中檀报告受阅人员及各统计数目，汪委员长即与配阅人员绕场一周。飞机一律整列于场中央、机身咸黄色、双翼及机尾，均漆制国徽。委座检阅时，对机件之制配等垂询甚详，当由署长随侍禀陈。”检阅结束后，受阅人员“恭请委员长训话”。汪精卫立刻一展演说家的天赋，大谈“诸空军将士”要“认清目标，期负巩固中国与大东亚空防之使命，以达到复兴中国保卫东亚之目的……”。

1942年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改组后的伪航空署下辖秘书、总务处、航务处、空军教导队四部门。

不过在经历了所谓复兴空军三年计画的失败之后，航空署还是难逃被裁减缩编的命运。

1943年10月，汪伪政府将航空署降为空军司，以后又降为空军科。其空军机构的一再降格，表明了汪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美梦的接连破灭。

日军之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还愿意培植汪伪空军，除了以华制华的政治考量之外，用汪精卫的话来说就是要汪政权“有力量分担保卫东亚的责任”。

只不过日军所给的均属于教练机并无作战功能，充其量只能用于战场侦察或反游击等低强度任务。而且拿人手软，日本人提供资源之外，还派遣了指导官严密控制，空军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其实并无自主权只是侵华日军的航空分队。

而汪政权空军亦尚无与国府空军或美军陆军航空队一较长短的能耐，因此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也就留下来继续训练。

1943年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厅，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及胜担任司长。

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

1945年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1945年5月，经再三乞求，汪精卫得到了侵华日军转让的3架教练机。以此为资本，汪伪空军还曾组建过一个只有3架飞机的“国府专机班”，一个36人的机务连（含20多名机械士兵）和一个200多名官兵的警卫营。 “国民政府行政专机班”操作的飞机，则是日军移交的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主要的任务是所谓的“要人输送”。

汪伪空军当时的主要装备：

海军3式初级练习机（Yokosuka K2Y Navy Type 3）

    比奇D-17联络机（Beech D-17）

    中岛—福克“超宇宙” 运输机（Nakajima Fokker Super Universal）

    海军零式输送机22型（L2D3）

    三菱陆军百式运输机 / MC-20（Mitsubishi Ki-57 , MC-20）

    中岛AT-2 / 陆军九七式运输机（Nakajima AT-2, Ki-34）

    立川陆军九五式中级教练机（Tachikawa　95I“Ki-9”）

    立川陆军“1”式双发高级教练机/九九式双发运输机（Tachikawa Ki-54）

    立川99高级教练机 (Tachikawa 99 Ki-55 “Ida”)

 　　对于抗战阵营，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于1942年成立，美国援华航空队入华参战并首战告捷。在逆境中挣扎的中国空军，也得以根据《租借法案》分批赴美受训并接收P-40等美制战斗机。胜利的天平，已开始逐渐向抗战阵营倾斜了。

汪伪空军当时的主要装备

汪伪专机之一“建国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