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

第二节

蔡锷与云南陆军讲武学堂

蔡锷将军

　　陆军讲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讲武学校；30年代末，

改为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50年代初，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步兵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在中国近代

史上有着光辉的历史，朱德称之为“中国革命的熔炉”。

　　云南军校与蔡锷军事教育思想密切相关。

　　蔡锷将军曾断言：“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

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要实行“军国民主义”，蔡锷

认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 至于“国魂”

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蔡锷虽冥思苦想，却未能做出回答。

尽管如此，

　　蔡锷将军的这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当时，国内正掀

起编练新军、改革军制的热潮，把练兵作为救国的“第一

要义”。而蔡锷等爱国青年则认为尚武不仅需要刀剑，而

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仅需要枪炮，更需要国魂。提出对

全民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提高国民素质。

　　蔡锷(1882年12月18日-1916年11月8日)，原名艮寅，字松坡 ，汉族，湖南邵阳人，近代伟大的爱国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民主革命家 ，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蔡锷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其遗著被编为《蔡松坡先生遗集》 。

　　蔡锷在一生中，注意辨别政治风云，顺应历史潮流，

投身革命运动;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

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护国战争中，他抱病参战，指挥劣势

军队顶住了优势敌人的进攻，逼迫敌军停战议和，表现了

他坚定不移、临危不惧的精神和为国为民战斗到底的英雄

气概。

在作战指导方面，他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克服初战时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及时修改作战计划，调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动，避免被动，基本体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的战争指导思想。

　　蔡锷出生于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省宝庆府一户贫寒的裁缝家庭。目前，蔡锷出生地有两种说法 ：一是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故居)；二是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水东大坝上(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今洞口县山门镇)。

　　蔡锷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考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后入上海南洋公学(后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

　　蔡锷1899年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帝国主义虎视鹰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的心情，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

　　1900年，蔡锷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

改名"锷"，立志"流血救民"。复去日本。先入成城学校，

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

　　在日本，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

　　1902年11月，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张孝准，同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当时，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帮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后应聘

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

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

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

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

　　蔡锷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

被赞誉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不久，云贵总督李经

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宣统三年)蔡锷初调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蔡锷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旋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锷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锷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贵总督署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蔡锷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锷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次日中午，起义军胜利攻占云贵总督署。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故史称昆明辛亥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

11月1日，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数日后，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被彻底推翻。

　　蔡锷在出任云南都督期间，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大力推行新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深受军民爱戴 ，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他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立场 。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

视。

　　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

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

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

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

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然而，野心

勃勃的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

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但是，1915年5月25日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

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

治的样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

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

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内

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

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

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

原”。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蔡锷及其书法

　　1916年春，蔡锷率部在四川纳溪、泸州一带击败优势

袁军，迫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

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是，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

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

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战

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

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

　　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

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

一人”。

蔡锷国葬长沙岳麓山

　　蔡锷将军的救国主张体现在他的军事理论，这些军事

理论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和云南航空学校的军事教育要

旨。

　　蔡锷常伏案著书，在论及“选将”时，蔡锷崇尚曾、

胡“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的思想，认为这是“扼

要探本之论”。他说：“吾侪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

国为目的，以死力归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

途。” 抒发了他立志为国捐躯的志向。谈到治军，蔡锷认

为“治军之要，尤在赏罚严明”，对于“风气纪纲大弛”

的军队，“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主张“以菩萨心

肠，行霹雳手段”。 同时，他也提倡官兵之间“和辑”相

处，使士兵把军营视为“第二家庭”。他特别欣赏曾国藩

“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这句话，认为带兵者若“能以此

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

　　关于作战指导，蔡锷认为：“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有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也。”从这一思想原则出发，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当时西方兵学家“极端的主张攻击”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据中国军队、军费、交通等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设想。他说：“中国数年之内若与他邦以兵戎相见，与其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取波亚战术(指游击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歼除之。”

　　蔡锷治军严明，并以身作则。他在云南都督任内，曾

令参谋部汇考中外律例，制颁《简明军律》四十七条，内

分“叛乱”、“擅权”、“辱职”、“抗命”、“暴乱胁

迫”、“侮辱”、“逃逸”、“损坏军用物品”、“掠夺”、

“关于俘虏之罪”及“违令”等十一章。并制颁《军队手

牒》，强调军人“宜忠国家，宜敦信义，宜重俭朴，宜守

纪律，宜尚武勇”。明确规定，“自宣布之后，一律实行”。

又转发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关于严禁私自劝募军饷的命

令。

护国军出师时有严明的军风纪，要求“一律严守军纪，保持秩序，勿失严整”；不得“乱入民家”；“购买须要公开，不得依势估压。”这样的军队，深受人民拥护，出现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景象：护国第一军“出征以来，未滥招一兵，未滥收一钱，师行所至，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因之，在川南战斗中，所部连续“五月无饷，而将士不受馈一钱，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朱德也曾指出：“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

大总统黎元洪在为蔡锷国葬所致祭文中也以赞扬口吻说：“君故贫，靡有康食，而务敏于学，及御事至专阃，所入悉分赡隶军者。驭士卒严而有恩，皆乐为致死。”

蔡锷这种艰苦奋斗、身先士卒的精神，鼓舞了为共和而战夺取反袁胜利的广大官兵。也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军事教育的主要内容。

　

蔡锷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