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军界的２３名飞行员被拘事件

第七节

轰动军界的２３名飞行员被拘事件

　

　　这是一张抗战时期空军士官学校三期学员入伍时期的照片：双流营房大门(大门上边的字为“学生第三队”，印地安人头像是三期的图腾，意为“向往光明”，由许华錕设计)

右起：帅惠城、冯学珍、徐廷杰、刘蜀屏

 　　我在研究中国空军史时，最先研究的是中共人民空军

史，后来研究的是孙中山的航空思想和民国空军史，也包

括奉直和新疆的空军建设，还有汪伪政权的空军建设。但

我发现了空军史研究中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侧重于简介

抗战时的重大空中战役和牺牲的空中英雄、传奇故事，对

当时的军校建设研究并不多。其实，蒋介石对空军建设非

常重视，几乎所有中央航空学校，他都亲任校长。蒋介石

那么重视空军建设，为什么他领导的空军队伍最终却飞散

了？

　　通过查阅大量资料，我找到了答案：除了国民党的腐

败和内斗，使民国空军失去了昔日之辉煌，还有一个原因

是民国空军设立的士官制。当时军校都是士官制，空军也

不例外。士与官的矛盾激化，是国民空军体制建设上的败

笔。

　　什么叫士官制？以空军士官制为例作个小剖析。

　　即使在今天，飞行员也属凤毛麟角，何况在上世纪三

十年代。但这样一群飞行技艺、才华学识样样出类拔萃的

精英，仅因为参加的是飞行士的招录，在士官学校中就只

能是“士”。他们的地位、待遇，远远低于“官”，而且

“凡属飞行士永世不能升军官.....我们正卷入这个斗争

的漩涡。我们是军士，只有靠团结，努力学习，与军官比，

比学识比技术......”（郭烽明：《镣铐万里行》）

　　据说,“士、官”的区别在于入学时的学历，初中毕业

进士校，高中毕业进官校。

　　研究成都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的那段风云历史，确实

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国民空军士官制的敝病。

在成都中央航空学校三期招录的那个特殊年代——1938年，年轻的学员只求尽快上天，杀敌报国，根本不问士与官的区别。当时许多三期学员都是高中生，而年龄最小的邹忠入校时才十五岁，初中尚未念完。

　　三期学员徐世椿说：我是中级第一个放单飞的。毕业

总成绩第26名，毕业证是二十六号。还说：学一样课程，

考一样题目，飞一样的项目，就是处处低他们一等，受他

们欺负！

对当时国民党空军的军官、军士制度的不满，引发了三期学员接二连三的反抗，酿成了轰动军界的二十三名飞行员被拘捕关押的事件。虽然不久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方就彻底废除了空军军士制度，但这一事件不仅极大地削弱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战斗力，也彻底改变了23人的前途和命运。

三期学员殷钟崃在《边城旧事》中写道：

　　“士校三期学生爱闹事这是出了名的。早在成都学习期间就多次闹事，打教官。罢出操、绝食等。闹事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讲是对国民党军队中的腐败和专制现象不满。具体而言则是对当时在空军中施行的军士制度的待遇不满。飞行是一项危险的事业，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更是如此，飞机破旧，技术落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飞上天就不知道是否能平安落地．但作为军士待遇既菲薄，又常遭到军官的歧视和压制。有压迫就有反抗......”

　　不满情绪在酝酿。此外，从初级训练开始，就有同学

和教官死于非命。张九思、杨修齐、秦毓斌、李中全，先

后死于飞行事故。失事的还有手把手带飞的教官赵超凡、

李之干。

　　郭烽明在《期史》中曾痛呼：“噫兮！大敌当前天殒

将星，仰望长天，悲痛曷极！”

　　雪上加霜的是，高级训练结业时的跳伞训练，竟发生

“十人跳伞，二死二伤”的惨剧：

　　当时跳伞训练很不科学，既吃力，又危险。运载跳伞人员的飞机是“弗力提”初级教练机，前后两座。驾驶员的上半身几乎全露在机身外面。跳伞时跳伞者必须顶住强烈的气流，先从座舱爬出来，站在机翼上再往下跳，用力不当或角度不对身子就会碰上机尾，拉伞过早伞衣就有被尾舵缠住的可能。因此每当跳伞大家都提心吊胆，捏一把汗。（殷钟崃：《往事如烟》）

　　

　　右起：樊培益、徐品行、杜元礼、徐嗣源

　　他们背后就是卢先华等十人当年跳伞时乘坐的初级教练机“弗力提”（摄于1940年）

　　跳伞训练那天，同学们翘首看着飞机自远而近，数着十个小黑点从教练机跃下，张开双臂迎接自己的兄弟，却眼睁睁看着林廷彬、孙德馨因伞绳断裂和伞衣破裂而活活摔死。此外，还有两人因降落伞张力不够，落地速度过大，受了重伤。死伤占40％。这在世界跳伞史上恐怕也属罕见。后来查明，降落伞是乐山某厂制造的，因偷工减料，伞绳拉力和伞衣张力都远远不合标准。”（《往事如烟》）

　　在那次跳伞中重伤二人，王聚五（后改名王觉飞）摔断了腰骨，郭烽明则拉伤了全身肌肉，双双被送进医院。

　　用“轩然大波”形容跳伞事故引发的震撼显然是不够

的。清晨，朝夕相处的兄弟和大家并肩唱着歌走向机场，

眨眼之间竟“从三千呎之高空坠落地面做壮烈牺牲”。

　　由是，掀起了“闹事”高潮。郭烽明躺在医院，和伍

庆香商定罢飞绝食，卢成柳跳上卡车声泪俱下地鼓动、号

召，群情激奋，一呼百应。校门被封，翻墙而出，要找航

委会请愿；直接后果是伍庆香、卢成柳、吴俊、杜远礼四

同学被送进监狱（郭烽明因住院而幸免）。

　　几个月后，四人经多方营救而获释，但空军受命对他

们“永不录用”。

　　93岁空军老兵徐世椿讲述了“从天之骄子到阶下囚”

的那段经历：

    1942年12月25号，我们就毕业了。圣诞节嘛，狂欢

啊，我们都喝醉了。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能打仗了！那

个时候困难，飞机也没有，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支援了。

　　那时飞行员有个飞行证章嘛，飞行衣嘛，还有中正剑。

毕业时候，每人发了中正剑，中正剑比军官的短一点，军

官的是黄的，我们的是银子的。军士和军官上的课一样，

考的文章也一样…… 待遇却有区别，所以心里就特别不

平。

1943年初，三期毕业生集体远赴新疆伊宁空军教导队，以接受苏联教官苏式飞机驾驶训练。这就是“学制四年同窗五载”的由来。

在伊宁，三期话剧团、合唱团依旧活跃，演出话剧《雷雨》高唱《太行山上》。

郭烽明和几个文学青年在《伊犁日报》上开辟了“塞上草”专栏，写了很多新诗。诗人艾青是他们的偶像。

在艾林巴克基地，他们向苏联教官学飞行，学俄语，到镇上看反映十月革命的电影，对教导队长官和政训室却多有抵触。由于积怨难平，他们继续闹事，终于导致大规模的镇压。

　　一日晨操，二中队集体拒跟教官喊“一二三四”。教

导队总队长宁明阶训话，亲自带队喊操，但大家仍不出声。

他点名吴天健、陈宗正、王戈伯、娄炳成出列单练，他们

依然保持沉默。宁总队长恼羞成怒，宣布以抗命罪将四人

送禁闭室。

　　此时，三期最年长的学员徐品行高喊，“把我也关起

来吧！”这次有五人被捕。

　　“此乃本期学员因军官学员观念未沟通。宁队长施以

高压，小题大做，竟电报航委会，解送成都，不可收拾矣！”

（冯学珍：《片段忆往》）

事过月余，三期及在成都的士校一、二期学员积极斡旋以营救五人。王聚五腰伤甫愈，最后一个到达伊宁，带来了一、二期学长的信函。

郭烽明即起草回信，不意竟被政训室截获，并以此为证，说三期里应外合，有“奸匪”组织。

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亲抵伊宁，将郭烽明、王聚五和徐世椿拘捕，关进黑牢。

　　听到郭烽明等三人将被就地处决的传言，群情激奋。胡景廉回忆说：“我们要把事情闹大，让他把我们都抓起来；法不责众，就不会枪毙你爸爸了。”继续闹事的结果是又有15人被抓。

　　23位三期学员被以“异党嫌疑图谋不轨”的罪名拘捕。

他们身戴手铐脚镣，万里跋涉押回重庆军事法庭受审。

　　根据老兵徐世椿的回忆，事情大抵如下：

　　1943年秋天，23位三期学员被关起来了。沿途关了一

年左右。

　　徐世椿的回忆说：

　　

　　在重庆那个空军军法处，审就审不出东西来嘛，没有

证据，什么玩意都没有，也没有行为，纯洁得不得了，一

心为国，一心想死，就是民族危亡，以死报国。就这种心

思，别的心思没有。升官发财啊什么的一套，我们都没有。

    所以他最后不好判罪。不好判罪，那法官就讲，你们

总归要有个落地，放你们出去，上级又不批准，你们就到

集中营去吧。集中营生活还好一点，人家对我们非常同情

的，那个时候培养一个飞行员很不容易啊。

　　其实中统负责调查此案时，最终“查无实据”，但蒋

介石依然下了手谕：关他们三年，好好学学三民主义！

　　于是，23人才被关进重庆五云山集中营，却告诉他们

说此乃“战时青年训导团”。

 　　那个五云山集中营是中统的，属于三青团的。当时的

头头叫汤如炎，是三青团的。那个总头头是康泽，是中统

特务头子。当时这些年轻学生还不知道什么中统不中统。

　　重庆五云山集中营在山头上有个寨子，学生代表还可

以一块去镇上买菜。集中营在山上开了很多地，也可以自

己种菜。到了后期，山下有条河，到了夏天，他们也可以

在河里游泳、划船。徐世椿还端午节划船的掌舵。

　　徐世椿在集中营把《莎士比亚全集》都看过了，会背

的。集中营不是还有合唱团、还演戏，集中营有图书馆，

所以又叫“战士青年训导团”。

　　这23位三期学员是被以“异党嫌疑图谋不轨”的罪名

拘捕的，应该说他们本来不是共产党，对共产党了解很少。

可是经过那个“镣铐万里行”，他们在思想上反而靠近共

产党，开始仇恨国民党了。

　　原因很简单，共产党想建立自己的空军，发展空军队

伍就先要物色航空人才。   

　　那时候共产党人乔石、孙午南、萨空了……都和这23

位三期学员关在一起，甚至一天到晚在一起玩。

    后来，郭烽明调到三民主义中山研究室，和他在一起

工作的就是萨空了。

　　共产党地下组织还通过郭烽明，给这些三期学员生活

补助钱。

    徐世椿说，这些生活补助钱是王若飞给，是他资助我

们的钱，要我们增加营养，吃得好一点，保证身体健康，

将来好发挥作用。谁也没料到后来王若飞飞机失事了，结

果这个线就断了。他是和叶挺坐同一个飞机嘛，都死了嘛。

 　　徐世椿说，在那个时候，我们跟王若飞讲，你们想办

法，我们可以和八路军办事处取联系，分批走也可以，我

们都商量过。

　　王若飞飞机失事后，这些三期学员唯一接触共产党的

线也就断了。

　　但这23位三期学员被以“异党嫌疑图谋不轨”的罪

名拘捕事件，在当时原本弱小的中国空军引起极大的连锁

反应，严重影响了士气。

后来，五大队队长罗英德将军上书航委会：“飞军士改为军官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且应采取主动来解决，要比被动为有利。美国如此庞大的空军，全部飞行员都是军官，我们只有少数飞行员，还分成两种身分是不智之举。我完全为国家和空军前程着想，不能一错再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不久之后，仅剩的60位三期毕业生及各期飞行军士，全部接受六个月的补修军官课程，在完训后被授予军官阶级，并给予相当空官校的期别，自此后团结一致，士气振奋。（引自“中国飞虎研究学会网站”）

1943年，抗日战争打得艰苦卓绝。但23名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难条件下培养出来的成熟飞行员锒铛入狱，长空杀贼的理想就此化为泡影。

这桩冤狱，无论于民族，于个人，都是巨大的损失和灾难。郭烽明后来回忆说，连审判他们的军法官都惋惜得老泪纵横。

　　后来，他们被送到五云山集中营。一直到四五年的九

月份，日本投降，重庆国共谈判，宣布释放全部政治犯，

蒙冤学员才被释放。

伊宁被捕23人，跳伞事件除名4人，大抓捕前刘立中等三人连夜逃离，这些事件折损了几乎一个飞行大队。

 

　　

　　1945年，部分囚于重庆五云山集中营的三期同学

获释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