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国两所中央警官学校的由来
清末年代的民国警察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创办的中央警官学校在北平市内有两个同一性质的训练机构。一个设在东华门北河沿路西（现民政部所在地），名曰：中央警官学校第四分校，校主任刘诚之。后来校址迁往西城旃坛寺。另一个校址设在西安门光明殿，名曰：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校主任娄兆元。两机构同样地打着中央警官学校的招牌（警校校长都是蒋介石），同样地训练现任的警官，性质基本相同。
为什么在一个大都市内要设两个警官学校呢？这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戴笠与李士珍二人争夺警界大权的产物。
民国时期的军统头子戴笠
在中国近代的著名历史人物中，民国时期的军统头子戴笠要算是最富神秘色彩的角色了。
戴笠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保安乡，自幼家境贫寒。为了讨生活，十几岁的戴笠离开家乡，跑到上海去闯荡。但当时的大上海虽然到处都是机会，可是戴笠一没资金，二没地位。在许多人眼里，此时的戴笠不过是个落魄的小混混而已。
不过戴笠到上海闯荡的决定却是非常正确的。在这里，他结识了各种三教九流的人士，其中就有他一生中的大贵人：蒋介石。当时的蒋介石也并没有将戴笠放在眼里，偶尔有一些跑腿打杂的活，才会想到叫戴笠来干。这一段艰苦岁月对戴笠的人生帮助很大，他深刻的感受到了人间冷暖以及人性的变化无常。
后来，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见戴笠为人处事机灵，跟自己又是同乡同姓，便向蒋介石推荐此人。于是，戴笠就渐渐成为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
戴笠（右）与蒋介石
1926年，戴笠跑到广东投奔蒋介石，并入学黄埔军校第六期。戴笠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对军事课程不感兴趣，但对谍报方面的知识却非常专注。
1928年二次北伐期间，戴笠潜入敌境刺探北洋军阀情报，跑遍华北各省，搜集了大量重要军事情报，对二次北伐的胜利起到巨大作用。
1930年，戴笠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了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这个小组在不久后的“中原大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戴笠也因此成了蒋介石深为倚重的人。
此后，戴笠的人生平步青云，担任了军统局局长、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成为国民党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民国第一美女胡蝶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围绕在戴笠身边的女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民国第一美女的胡蝶。
1941年底，香港被日军占领。为了躲避战乱，胡蝶和她的丈夫从香港逃往重庆。胡蝶是民国时期最当红的女明星，无数男人心目中的女神，戴笠也是她的钦慕者之一。当时胡蝶从香港出逃的时候，将财物装在三十只箱子中，托人运往重庆，可没想到财物运到半道就被人劫持了。
戴笠得知此事后，立即派手下精干人员前去调查财物去向。可是虽然戴笠神通广大，但当时到处兵荒马乱，根本无法查到财物到底是被谁给抢走了。为了讨女神的欢心，戴笠花重金去重新去购买胡蝶丢失的那些衣服、鞋子、珠宝。当戴笠把这些东西全部送到胡蝶眼前的时候，胡蝶被彻底打动了，于是便成为了戴笠的情妇。
为了能跟胡蝶更方便的在一起，戴笠给胡蝶的丈夫安排了一份在外地的好工作，将胡蝶的丈夫打发了过去。从此，戴笠和胡蝶开始了三年的同居生活。
胡蝶 戴笠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时，突然失事身亡。关于戴笠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这位行踪不定、神出鬼没的神秘大人物，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又给大家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李士珍
戴笠和李士珍都是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又都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深得蒋的信任，蒋介石这才命令他二人协力办理国家警政事业。李士珍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学生，戴笠是黄埔军校六期肄业学生。
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在论资排辈上是很严格的，一般情况下后期学生在军阶上不能超过前期学生，何况戴笠在黄埔军校六期还未毕业呢！而戴笠之所以能和李士珍平起平坐，是因为昔日在广东东江战役中，蒋介石依靠戴笠提供的情报连打了几次胜仗，戴深受蒋的赏识，后来戴笠便被任命为浙江警官学校校长。
李士珍早年曾东渡日本，在日本警训所受到短期训练，归国后，又去西欧各国，名曰考察警政，实为旅游。他虽在西欧各国名胜区拍摄了数部电影，并经常在中央警官学校亲自放映讲解，但其内容，实无关警政。
1917年，内务部警政司长王扬滨氏，根据民元《专
设警校统一教育》之计划，建议设立警官高等学校。2月
奉准成立，是为我国警官教育之始，亦即为警察学校之前
身，校址在北平东城北新桥。自成立至1936年止，历20
年计办正科29个班、专科6个班，共23期毕业者3000余人，分布全国。
但自北伐以后，各省民政厅下多设警官学校或警官训
练所，如苏、浙、赣、闽、豫、鄂、陕、鲁、晋、粤、桂、
滇、辽、吉等10余省，虽然培养甚多警察干部，而教育分
歧程度各殊，对警政警教之配合建立，仍无整个计划。
自1934年1月，陈又新接长警高后，请求南迁，于3
月由平迁京清凉山，并由内政部组设建校委员会，择定中
山门外马群镇五棵松为校址与建校舍，于1936年4月14日奠基，同月16日陈又新调任师长，由李士珍接任校长。
李士珍鉴于发展中国警政，不能不有统一健全规模宏
大之警官学校，以造就警察干部。遂向委座及内政部建议，
仿照中央军官学校与中央政治学校之例，将警高改为中央
警官学校，拟就组织规程草案，于8月4日呈经行政院278次会议通过，并公推委座蒋中正兼校长，简调李士珍为教育长。
同年9月1日在马群新校改组成立，并将警高之第22、23两期改为第一、二期。中央警官学校由此诞生。
中央警官学校肇始同时内政部为谋警察教育之统一，
通令各省警官学校及训练所一律停办，并将浙江警官学校
归并本校，其归并之学生编为第三期。中央警官学校规模
乃日形扩大，而全国警察教育变趋于统一。
中央警官学校计有发下四个特点：
1．由普通警察教育进为警官教育。
2．由学制纷歧趋向一致。
3．王扬滨氏辞司长任警高教务长及代理校长，学问渊博、道德崇高、忠尽谋校、勤恳诲人廿年如一日至本校成立。次年西迁途中积劳病殁于汉皋，终身从事警察教育。
4．警校由平迁京乃陈又新之力使本校得以逐渐发
展，此亦一重要之关键。
中央警官学校自1936年改组成立后，校长蒋中正决心裁团改警乃由校拟具扩充训练计划，增设校舍预定每年训练四五千人，三年内训练保安警察干部20000人，一切
筹备已具规模，嗣以抗战发生，情殊势异。
李士珍接任内政部设立的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是在1935年，第20、21期、22期学生在校期间。
至1936年2月，李士珍奉蒋介石命令，将浙江警官学校与警官高等学校合并为中央警官学校。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李士珍任教育长，戴笠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校址设在南京东郊孝陵卫。
1937年12月南京被日本攻占沦陷后，中央警官学校西迁至重庆市南岸弹子石新建校址。
中央警官学校的组织情况与黄埔军官学校基本相同。内设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政治处、总队部、大队部、中队部。
学员招收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入校受训两年，毕业后，分派各省市警局，充任警官。
李士珍与戴笠二人均企图利用中央警校这个组织机构，培植私人势力，仿效他们的老师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起家那样。
中央警官学校第一二期学生，是警官高等学校与浙江警官学校原有学员，第三期学员才由李士珍与戴笠亲自选拔录取。
戴李二人把中央警校三期以后学生视为私有财产，但三期学员受训毕业后，大部分学员被戴笠抓过去利用了，李士珍大为不满。于是李、戴反目，明争暗斗、互相排挤，闹得不可开交。
这时蒋介石办公室内戴李二人互相攻击的报告，屡见不鲜。
李士珍常有对戴笠表示不满的言论。李经常在学员面前讲述他所拟办的计划及所有签呈事项，不但能得到蒋的赏识批准，而且还能得到蒋夫人的垂青支持。他说，我的建警计划方案，并非十全十美，但为什么就能得到领袖（指蒋介石）很快批准实施呢？主要因素是我能够体会领袖意旨。言下颇多得意之色。
李士珍的建警计划在序言开头是这样写的：“军队应为领袖扬威于海外，警察应为领袖完德于国内；建军建警的计划方案与方针，应一丝不苟地为领袖服务……领袖即当今的完人。因此，军队、警察皆应以领袖之意志为意志，永远追随领袖前进。”
李士珍在黄埔系陈诚、蔡劲军、宣铁吾等人及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居正等人支持下，总算独揽了中央警校的一切大权。戴笠的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席位，等于有名无实。
李士珍在警校夺权虽然得手，但在社会上的警政事业，则处处遭到戴笠作梗。
1937年11月首都南京告急，中央警官学校随国府西迁重庆市，择定南岸弹子石日租界童家花园为校舍，积极添建大礼堂、操场、教室等。各期学生500人亦继续到渝加紧训练，弦诵不辍，并招收第五期新生500人，较之在京增加一倍。
1938年秋戴笠就任军统局副局长。
中央警官学校至1939年7月第四期毕业时，校长蒋中正亲临主持典礼点名视察和训勉，并亲书《警政奠基》四字。
设在西安门光明殿的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后台老板是戴笠。设立在东华门北河沿的中央警官学校第四分校，后台老板是李士珍。
戴笠与李士珍二人，都企图掌握全国警政大权，李士珍除在中央警官学校招收正科学员外，并在警校内创办各种训练班，培植私人势力与戴笠抗衡。如开办警官班，调现任警界巡官、警长级别人员，到警校受训一年；开办警政班，调现任县警察局局长、督察长级别人员，到警校受训半年；开办高研班，调省级警界人员到警校受训三个月，借此网罗骨干。
戴笠便积极吸收党、政、军及各界人员参加军统组织。内政部警政司被戴笠控制后，警政司司（署）长唐纵与戴合作，参加了军统组织，这对李士珍是一个很大钳制，因中央警官学校是属于内政部警政司领导的。戴笠控制着军统内部的八处、六室一所，及军统各大城市区组织及各省站组织，基本工作人员就有40000余人。
1940年，戴笠由军统局副局长升任局长后，中央警官学校为适应实际需要乃扩充班次，先在本校成立警官班，调训各省现任警官。1940年复成立西北警官训练班于西安。组织人员更加扩充了，如一些大专院校、抗日锄奸团、海关边卡、缉私大队、税警大队、盐警大队以及铁路沿线的交警大队，完全被戴笠所控制。即使在国外，军统局也设有情报组织。全国警政大权，十分之七八落入戴笠手中，军统局工作人员及其外围组织机构人员，算在一起约有十余万人之多。
李士珍创办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作为全国警界人员的学术研究及联系机构，大量印发《警声》月刊，企图利用学术研究，网罗警界人士。戴笠立刻作出反应，亦创办中国警察学会与之对抗。
李士珍与戴笠二人，争夺全国警察大权，各有各的训练机构，各有各的警察学术研究团体及私人通讯联系社团组织。但在国家警察机构中，李士珍则被戴笠远远抛在后面。
1941年又成立东南警官训练班于湖南耒阳。复以英美宣布放弃不平等条约，呈准成立外事警官班，斯时学校各期班暨西北、东南两警官班，共有学员生2500人，较在京时增加五倍以上。
1943年，教育长李士珍氏更草拟五年建警计划，于4月24日校长莅校时，面呈核批“此计划可用，速拟预算呈核”及至国府改组成立。校长任主席对建警问题至为重视，复将前项计划详加批示，特别提示“须培养各省独当万面之高级干部”，乃于1944年1月成立警政高等研究班，并奉准派遣品学优良之各期毕业生赴欧美留学精研警政。
1944年9月，为顺应时机扩大训练，奉准将西北警
班改为第一分校，东南警官班改为第二分校，新疆成立第
三分校，各分校均于1945年1月分别改组成立，招训正科
学生及继续调训现任警官，嗣因抗战行将结束，更举办东
北台湾两警察干部讲习班，以储备收复东北台湾警察干部，并为革新警察勤务，提高警察素质起见，呈准将警士改为警员。3月间又奉准设立初级警察干部训练班，以储备收复区之大量警察。初级干部计招训学生3000人，分在重庆本校及第一、二分校各训练一个总队，以配备于各都市及重要城镇,是时本校及各分校之学生总数在6000人以上较在京时为十余倍矣。
当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李士珍当即上书蒋介石，要求凡是去敌占区接收警察机构的人员，都要由他负责登记、考核、任用。此项建议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李士珍亲自主持在重庆市两路口设立办事机构，专门办理接收人员登记考核工作。这是他又一次与戴笠较量。
日本投降后，为配合协助各省市接收事宜，乃将已毕
业及在校学员分派各地服务、协助接收，教职员亦多数派
往各省市担任警政工作。学校奉命迁回南京，并增设第
四分校于重庆、第五分校于北平、第六分校于沈阳。
国家以外患即平，战后从事军队复员军官为各国定制
例，惟中国战乱之余百孔千疮，在极待整理。中央感以建国必先建警，后有整军建警之计划。
学校乃奉命办理复员军官转警（达40000人）训练事
宜甄选：1.将级军官转入警政高等研究班，2.上中校级官
转入警政讲习班，3.少校以下级军官转入甲、乙级警官班；
分别在本分各校实施专门之警察教育，以应建国需要。
合计学校自改组成立以来，各期班毕业之研究员、学
员生共计一万数千余人。正在校受训与即将毕业者，除复
员军官转警各班次外，尚有本校及各分校正科十八、十九、
二十期及教育班、外事班、监狱班等，总共人数在15000
人以上，较之抗战前增加150倍，较之警高时代增加为300
倍以上。
但往往事与愿违，这批由李士珍亲自考核通过的人员及其多年苦心培育的嫡系学生，后来纷纷投拜在戴笠门下。
多年来，李士珍各方奔走呼吁，扩大全国警察组织机构，企图成立警政部自任部长；而戴笠亦多方活动，企图建立警察总监机构自任总监。二人争膻逐臭，互不相让。
戴笠流氓成性，飞扬跋扈，威胁同僚，压榨百姓，迫害进步人士及社会贤达，已成众矢之的。
到了1946年，举国上下要求撤销军统局特务机构的呼声达于顶峰。李士珍乘机与宣铁吾上书蒋介石，要求召开全国整顿改组情报机构的会议，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批准召开这个会议。
当戴笠接到蒋介石叫他参加会议的指令时，气得暴跳如雷，坐卧不安。原来蒋介石在指令中，指定宣铁吾、李士珍、陈焯、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等八人负责研究全国有关情报机构整顿事宜。
戴笠见有李士珍、宣铁吾被邀参加，顿时火冒三丈。
1946年3月间，戴笠由天津飞返南京时，飞机触山，被焚身亡。从此戴李斗法，始告结束。
1946年12月，学校奉令将第一、三分校归并改为第
一分校，并迁设兰州以适应西北之现要求。原迪化第三分校番号取消，而将重庆第四分校改为第三分校，北平第五分校改为第四分校，沈阳第六分校改为第五分校。均分别迁改完继续积极进行训练。
中央警官学校（南京本校）
校长：蒋中正（陆军速成、日本士官学校）
教育长：李士珍（黄埔军校二期、日本警官学校）
政治部主任：骆德荣（黄埔军校三期）
总队长：陈孝强（黄埔军校二期）
政训室主任：万象春（黄埔军校七期）
民国时期的女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