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汪伪空军的二次驾机起义

第四节

发生在汪伪空军的二次驾机起义

何健生（左）与白景丰合影

日本投降之前，汪伪空军已日落西山，在1945年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这时的汪伪空军人员已人心惶惶，同时也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日后前途担忧。国民党和共产党也都看到了这一点，国共同步开始物色自己需要的航空人才。国共几乎是在同时分别组织策反汪伪空军驾机起义。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曾在上海建立“地下总部”，并成功策反了汪伪空军驾机起义。

1944年春，“地总”侦悉汪伪筹建“新空军”，计划于南京成立伪空军署。同年10月10日，日本赠送汪伪98式战斗机12架，在上海跑马厅上空作“庆祝”示威表演。

当日，国民党上海地下总部总主干吴仁勋和部分主干（主要干部的简称）在光明咖啡馆碰头，讨论策反汪伪和平军投诚事，因见汪伪飞机耀武扬威，十分气愤，吴仁勋临时提议要侦查敌方机场所在地设法破坏。在座的组织主干陈志宏说，他有一表弟在汪伪空军任机械师，住在南京，可以进行试探。吴仁勋即派陈去南京活动，嘱其同时打听汪伪秘密机场所在地及其戒备情况。

几天后，陈志宏返沪向吴仁勋汇报，已侦知敌机场设在常州郊外，有战斗机12架，驻有日军保护，常州城内有汪伪空军大队和日本宪兵队。其表弟愿意弃暗投明，已与汪伪空军教练员傅某作过初次接触，傅某有爱国心，希望能与总主干直接秘密谈判。

1944年10月下旬某日，由傅某带领飞行员2人来沪，在南市老城隍庙得意楼与吴仁勋首次会晤，双方同意成此义举。

此后，在11、12月的60天中，又有过3次接触，在第二三次接触中，他们证实陈志宏所说的汪伪空军力量和戒备情况，并提出条件：（一）起义后，到后方能见到蒋介石；（二）要求继续深造；（三）所有起义人员的家属要负责迁至后方安全处所。吴仁勋表示全部接受，要求对方在绝对机密情况下，尽可能有较多的人、机起义。

最后一次会面是1945年元旦前，在南国酒家，决定在1945年1月14日驾机起义。

1945年1月4日，汪伪空军地面人员10余人突然来沪，急告起义消息有泄露，要求提前一星期，在1月7日起义。12架飞机同时起飞。情况紧急，吴仁勋立刻派金永良带领行动小组去常州，进行破坏电线、汽车等工作。事后获知，金等于6日晚完成破坏任务，7日晨乘车返沪，没有遇险。

吴仁勋于1月5日率领交通员唐锦文等和汪伪地勤10余人去杭州，于7日抵达浙江战区前线“场口”，赶作准备。

吴仁勋带领一行人于1月9日凌晨2时到达屯溪，候至次日清晨6时，仍未见飞机凌空，担忧出事。后来三战区在前线的副司令长官陶广告知，由上海地下总部策反之汪伪敌机3架已于7日降落前沿，1架因大雪迷雾撞在天目山上，机帅人亡，内有“地总”组织主干陈志宏及飞行员刘炳球两人尸体，已由长官部以陆军仪式安葬于天目山麓，其余降落人员均已妥善接待，并要吴仁勋即去前线带回全部起义人员。

吴仁勋于当日到了前线，傅某汇报说，他们事先密约好的飞行员以教练员身份去常州演习，“地总”派去的陈志宏穿着汪伪空军制服，身带伪造证明，同赴常州空军大队，这天恰逢星期六，汪伪空军大部人员照例去上海欢度周末。第二天星期日早晨，起义人员凭伪造证明进入机场，因大雪严寒（这年降少有的大雪），汽油冻结，必须液化汽油注入飞机油箱才能起飞。不料，汽油加到第三架飞机时，被日军觉察，无法继续，所有起义人员急忙进入3架飞机，匆促起飞，因雪雾迷茫，飞屯溪有危险，只好在前沿降落，结果还是毁了一架飞机，多人牺牲。

敌机起义后，常州封锁3天，汪伪空军人员被逮捕枪毙者不少，汪伪建立空军的计划受到打击，就此烟消云散了。

以上是时任国民党上海地下总部总主干吴仁勋的回忆。

但值得肯定的是，就在一部分汪伪空军不知自己的归宿在何处时，有一些人在国民党的策划下，选择了回归国民政府。但另有一部分人却坚定地选择了寻找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未来就在共产党。

说起中国的人民空军史，一定要说及汪伪空军，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民空军创建时的一批主要骨干成员，就来自这些坚定选择共产党的原汪伪空军人员，原汪伪空军起义人员对中国空军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945年的8月20日，汪伪起义空军人员驾驶一架汪伪国府专机“建国号”飞向了延安。

中国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印的《中国空军史料》，其中第三辑《驾机起义大事记》开篇第一件大事，就记载了“建国号”驾机起义：

“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航校中校教务主任蔡云翔（原名周致和）、少尉飞行员于飞（原名黄哲夫）、少尉飞行员张华（原名赵迺强）、少尉飞行员顾青（原名管序东）共谋起义，参加者还有空勤机械士陈明秋（原名沈时槐）、空勤机械士田杰（原名黄文星）。他们自江苏扬州驾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飞向延安，安全降落。”

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少校教官蔡云翔、飞行员于飞、张华、顾青、空勤机械师陈明秋、田杰6人，从扬州驾驶汪伪空军专机飞抵延安，蔡云翔是主驾驶，张华为副驾驶。“建国号”成为八路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这次起义是在苏浙军区粟裕司令员、刘长胜参谋长的组织领导下实施的，毛泽东亲自拟定了飞机降落延安机场的电报。

　　1945年8月的一天，延安召开军民大会，“820”号飞机在会场上空绕场一周，作超低空飞行撒传单。一时间，“八路军有飞机了”的欢呼声传遍延河两岸。

与这次“8.20”空中起义同步的还有地面起义。

周致和1936年考入国民党空军航校，1939年毕业，在国民党空军第5大队任中尉飞行员。曾驾机袭击过日本鬼子的火车头和汽艇。1944年10月执行对日作战任务中，因飞机故障迫降岳阳，被日军俘获,押到汉口。当时任汪伪陆军部长的叶蓬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将周致和保释出来，安排在汪伪航校任少校飞行教官，后被派往常州去办航校。

周致和在航校结识了上校参赞武官何健生，由于他俩参加汪伪空军都并非自愿，所以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都是这次带“机”起义策划和组织者。　　

何健生是广东连平县人，在1945年策划“建国号”飞机飞往延安之前，何健生的经历多与空军有关：1928年毕业于广东连平县立师范学校。1929年在广东宪兵教导队一期受训后，当过广东宪兵总队第三队中士班长,上士班长、代理排长。1930年参加广东空军，当过掩护大队上士班长、准尉见习排长,空中爆击训练班一期准尉学员,第四队准尉射手见习员、准尉爆击员、少尉爆击员。1936年8月在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为准尉受训员。后任国民党空军第九大队二十七队准尉爆击士，笕桥修理厂军械科准尉机械士。

　　抗战期间，何健生更是翱翔蓝天，护卫神圣国土。从1937年8月起，何健生先后担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十九队准尉爆击士，第一大队四队准尉轰炸员，第六大队十九队少尉轰炸员，第二大队三十队中尉轰炸员。曾参加上海崇明、宝山，湖南衡阳、长沙，湖北宜昌，广西南宁等地对日作战。26次完成轰炸日军任务，国民党空军授予何健生二等宣威奖章。

　　在保卫大上海战役中，何健生等作战人员曾受到宋霭龄的祝贺慰问，并获得她赠送的人造革皮夹克礼物，在皮夹克衣袋上绣有“捍卫祖国抗战到底 宋霭龄赠”金字。1937年8月14日下午，日军轰炸机部队木更津联队对上海淞沪地区的城市、村庄进行狂轰滥炸。20日下午4时，何健生所在的空军第八大队19队奉命轰炸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以配合步兵进击。何健生是长机组的领航轰炸员，负责领航3架德国造的亨克轰炸机，沿长江向东奔袭，完成了轰炸任务。22日上午7时，何健生又带领航机群轰炸吴淞口日军占领的码头和阵地。何健生后来回忆说：“那天，我从瞄准镜的十字架环中看见的日舰旗杆上并不是膏药旗，而是青天白日旗，我当时有些发愣，但小日本军舰的外形是改变不了的，他们竟想鱼目混珠！我炸弹照扔！把日本军舰炸沉了。不久，《号外》报道说，我空军夜袭杨树浦敌军阵地和吴淞口敌舰，敌舰仓皇乱发60余炮，我空军从容轰炸。敌舰召开首脑会议，竟然挂起青天白日旗，其畏惧我机的怯懦之情昭然可见。”路透社还作了报道，报道称，淞沪空战的胜利完全是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取得的，并没有英美飞行员。

　　1940年秋，在轰炸山西运城敌占机场返航到风陵渡上空时，何健生与日本战机发生激战，背部中弹负伤，鲜血直流，他仍操纵着斯卡斯机枪，对日机猛烈射击，又领航机群飞行200多公里顺利返回基地。等人们去迎接他时，他已经昏迷在座舱里了。

　　在空中也和地面一样容易负伤，且更危险。何健生艺高人胆大，在空战中，他6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但都化险为夷。

　　1942年1月24日上午，何健生奉命从云南沾益机场起飞，在蒙自上空美国空军志愿大队(陈纳德飞虎队)P一40驱逐机掩护下，使用苏联Cb-Ⅱ型轻轰炸机，再次出击越南河内嘉林日寇机场，在完成轰炸任务返航途中，被日寇高射炮击伤，跳伞被俘。后被日寇引渡给南京汪伪政府。恰好广东空军飞行教官曾星凯在汪伪空军当少将处长，他出面保释，再介绍给汪伪空军当少校教官，后当中校教务室主任和上校参赞武官。

　　当时，汪伪政府受日本培植，组建空军，但兵力不足，飞机也少，且无自主权，其空军人员始终不愿效忠汪政府，而摇摆于国民政府、中共和汪伪政权之间，屡有叛逃事件。曾屡挫日军的何健生等人更是不愿为汪伪政权效命，他们暗待时机，以图良策，为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寻求出路。但他们都不愿重返国民党空军。

在汪伪政府的空军里，白景丰（白起）是何健生的上司。空军少将白景丰是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人，他初中毕业后，于1923年考人张作霖的航空队。后来，他和高志航等人被派往法国学航空，3年后结业回国。当时被派送法国学习航空的共有28名航空员，被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德隆”航空学校，共10名。另一部分进入了对身体条件要求更加严格的巴黎的“莫拉纳”航空学校，共18名。白景丰就是在“莫拉纳”飞行学校学习18名学员之一。他的同学高子垣(志航)、张念勺、姜广仁、杨相林、萧玉玺、宋长凯、杨逢春、王溥泽、齐骥良、王常立、王星垣、孙忠华、孙继先、尚景新、王中人、王玉山、葛世民(白冰)等人。白景丰被誉为张作霖、张学良空军的“八大金刚”之一。张学良改旗易帜归属国民政府后，白景丰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后因受排斥，与高志航先后到了汪精卫航空署，任空军少将。

白景丰虽然屈居汪伪空军，但他对国民党和汪伪政府都很不满，何健生受其影响，也对共产党起了向往之心。

　　周致和、何健生、白景丰密谈多次，决心要找共产党寻求出路，但一点联系线索都没有。

　　1945年3月，周致和与黄哲夫在南京相遇。黄哲夫是周致和的学生，在汪伪空军航校担任少尉飞行员，血气方刚的黄哲夫不甘心为卖国贼卖命，整天牢骚满腹。因不满长官的腐败，同副队长彭鹏吵了一架，被关禁闭、停飞。不久，又以“思想不良”的罪名被开除，只得托人在蚌埠东面的临淮关税务所找了个工作，暂作栖身之地。

周致和与黄哲夫这两人有着共同的苦闷。汪精卫卖国，蒋介石暴政，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奔国民党，,那是他们不愿意的，因为他们都在国民党空军干过，知道国民党内部黑暗腐败；二是到延安去，可是如何才能到延安?

两人商量后决定驾机到延安投奔光明，但又有诸多担心：航校的飞机续航时间短飞不到延安，不知驾机飞到延安会不会被炮弹打掉?他们商定：由黄哲夫去找共产党，周致和设法搞到汪伪国民政府的专机并联系更多的起义人员。

负责联络共产党的黄哲夫四处奔波，寻找线索。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然一无所获。

周致和正在彷徨之中，1945年6月底，他在南京夫子庙凤凰餐厅遇见老同学秦传家。秦传家是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的轰炸员，因其母亲病逝，从重庆回老家安徽宣城孙家埠奔丧，料理完丧事后到南京闲居。

两人开始闲聊，但聊着聊着，就不免谈到了时局，谈到了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周致和含蓄地谈了他的想法和目前的窘境。秦传家也坦诚了自己追寻光明的政治立场，至于找共产党一事，则说，用不着这么瞎撞，自己的老家就有新四军，闹的动静很大，在乡村还建立了政权。他的一些同乡、同学不仅参加了新四军，有的还担任了要职。宣城离南京又不远，若需要，自己带路去，一定可以找到共产党。
    当晚，周致和将此消息告诉了黄哲夫。第二天，二人约请秦传家再到凤凰餐厅。三人谈的十分投机。因黄哲夫目前是自由人，而周致和还有公务在身，多有不便，最后商定由秦传家陪同黄哲夫化装成商人，从南京经芜湖去宣城孙家埠找共产党。
    7月6日，秦传家和黄哲夫二人顺利地到了孙家埠。
    一个国军空军军官，一个汪伪空军军官，两人结伴投奔新四军游击队，这情节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像眼下的抗日神剧。但，这却是历史事实，也是在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大形势下有为青年顺应时代潮流之举。
    秦传家心里有底，既然到了孙家埠，凭他的关系，找到共产新四军应该不是什么多难的事。因此，他不躁不急，就便在孙家埠街头的一个小茶馆歇一会儿。此时，他们眼前出现了四个收税模样的人，且带着短枪。这些人既不是鬼子，也不象伪军。秦传家不解，悄悄问店老板他们是什么人。店家诡异地一笑：“四哥”。 秦、黄二人会意。找上门不如撞进门。二人直接迎上去，耳语两句。这四个人也不收税了，就把两个不速之客带到五、六里外的一个村子。一番交涉。吃过晚饭，“四哥”又把他俩带到宣城县委所在地的董村沟。次日，宣城县委副书记彭海涛出面接待他们（此时的宣城县委已升格为副地级，书记是陈洪），对他们很热情。
    　黄哲夫如坠梦里。他急切地把来意作了说明，表示要搞飞机过来。彭海涛说这可是件大事，自己做不了主，要派人把他俩送到苏浙军区，由军区首长决定。
    　秦传家作了自我介绍，表示自己一定会过来的，但眼下有些私事需回南京处理，因此不能与黄哲夫同行了。

 彭海涛对秦传家说：“我早就听老领导孙宗溶说过你。你对我们是有恩的。你不管什么时候来都不迟。我们随时欢迎。”为表信任，还把孙宗溶的近况作了介绍。
    　秦传家和黄哲夫就此分别。他谢绝了彭海涛安排的护送，独自径回南京。黄哲夫则在一个班兵力的护送下，到了浙江长兴天目山下。

黄哲夫第三天到达浙江长兴山区的苏浙军区司令部。粟裕司令员、刘长胜参谋长和钟期光主任热情接见了黄哲夫，并把驾机起义的情况报告了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

三天后，粟裕和刘长胜告诉黄哲夫：中央已经复电，要他们“待机而动,配合反攻。”粟裕还对黄哲夫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反攻形势，告诉他延安有一个机场，给美国观察组送给养的飞机就在那里起降。叮嘱他回去以要继续做好起义准备工作，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可操之过急，要伺机而动。还特别交代，扬州城外杨家庙的程明作为联络人，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如有什么困难可随时联系他。

黄哲夫于是来到扬州城外新四军的边沿地区杨家庙，找到了程明。

程明，汉族，安徽省金寨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程明任红25军74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25军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红15军团7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25军7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红15军团直属队俱乐部主任。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程明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抗日军政大学中队指导员，中央军委总卫生部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4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新四军4支队特务团政治主任，淮南军区便衣大队政委，中共甘泉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程明任淮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东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河南军区警备2旅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程明任解放军高射炮1师政委，中南军区司令部防空部队副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学员，沈阳军区防空军副政委，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空军军政委，沈阳军区空军副政委，沈阳军区空军顾问。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程明当时是中共甘泉县县委书记兼任新四军苏中第一军分区甘泉支队政委。黄哲夫向他说明来意，二人详细地研究了起义的计划，希望能组织更多的人和飞机到解放区，并告知了在扬州城内城外的联系方法。由此，起义的准备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黄哲夫带着粟裕司令员的指示和程明的具体办法，赶回南京。

1945年7月底的一天，在南京城内珠江饭店二楼的一间客房里，周致和、黄哲夫、白景丰、何健生、吉翔、秦传家、齐聚在一起，召开秘密会议，心情激动地做出一项重大决策——驾机飞往延安。

在搞飞机的同时，周致和暗地里又联络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参加这次会议的吉翔是周致和在汪伪空军航校担任飞行教官的同学。

吉翔本名吉士志，是昌邑东章村(现隶属潍坊市峡山区岞山街道)人，吉翔(祥)是字。吉翔幼年丧父，母亲守寡多年，母亲为了让他受到好的教育，让他在青岛铁路大学上学。吉翔毕业后想在青岛求职，同村的吉星福看好了他。

吉星福在村中很有名气，家乡人都叫他吉梅五，他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任高职，想让吉翔和他的侄子吉士聪一块当兵。但是吉翔更想在离家近些的青岛，以便照顾母亲。吉翔几次求职成功上班，没几天后就被莫名其妙的辞退。后来他知道是吉星福从中“作梗”，就遂了他的心愿，考到国民党空军航校学开飞机，毕业后当了名飞行教官。

吉翔在家乡结过一次婚，家中还有老母和儿子吉廷俭，妻子在吉廷俭四岁时因病去世。

吉翔为起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私下托人捎口信给昌邑的母亲，让母亲到青岛和他会面，并带着皮袄。口信中说的皮袄是吉翔第一次结婚时买的。吉翔的母亲不明白，南方天气暖和，儿子怎么想起要家里的皮袄呢?虽然疑惑，可母亲还是按照儿子口信，将孙子寄放在他大爷爷家，如约赶到青岛。见面当天深夜，吉翔告诉母亲他要投靠八路军，到延安，能驾飞机的就驾飞机，成功后马上给家里来信。

会议对起义作了分析：

汪伪政府有建国号、淮海号与和平号三架九九式双发动运输机，停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这种飞机续航时间长，能直飞延安。他们商量用黄金收买。由于参加行动人员多，决定兵分“天上”和“地面”两路行动。由周致和负责落实飞机和驾机，黄哲夫负责同中共方面联系。白景丰、何健生、吉翔、陈静山和秦传家等组织地勤人员和起义人员家眷由陆路投奔解放区。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纷纷给汪伪汉奸委以各种头衔维护治安，时任湖北省伪省长的叶蓬也在一夜之间当上了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急于从南京飞回武汉，就选中了周致和送他。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由于黄哲夫已被航校除名，不能随机公开行动，为了成功获得“建国号”，周致和选中张华（赵乃强）作为他的助手。张华自小生活在东北，在学校里学过日语，可以与仍然控制机场的日本人交涉，为飞机加足油。张华的飞行技术也很好，可做他的副驾驶。

1945年8月19日，周致和驾驶“建国号”将叶蓬送到武汉。建国号装油多，续航时间长，正是远距离飞行的好飞机。

周致和认为时机成熟，决定采取行动。周致和驾驶“建国号”将叶蓬送到武汉后，与张华一起飞回扬州。张华顺利地为飞机加足了油，并成功地与周致和一起将“建国号”飞离了扬州，经过6小时飞行，是张华将飞机停泊到了延安机场。就这样，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等6人驾驶“建国号”成功地到达了延安。

起义机组成功飞抵延安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王若飞等中央领导人亲切接见了起义机组，热烈欢迎他们来到延安。

8月21日，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常乾坤、王弼来看望了起义机组人员。晚上，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在王家坪设宴欢迎他们，同席的还有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

叶剑英宣布将“建国”号飞机更名为八路军的“820”号飞机。到延安后，他们都编入延安军委航空组。

此时，已把名字改为蔡云翔(周致和)、于飞(黄哲夫)、张华(赵乃强)、顾青(管序东)、田杰(黄文星)、陈明秋(沈时槐)的起义机组人员，都换上了八路军的土布军装。

在“建国号”飞向延安时，何健生、白景丰、吉翔在南京开会，三人当即决定：何健生会同吉翔、白景丰从陆路立即跟上。正在准备第二批的起义。地面起义人员和家属等共有20多人。

1945年夏，程明调离工作后，时任淮南地区甘泉县委书记、路东军分区甘泉支队政委是黄祖炎，他接受了一项重大任务：协助汪精卫专机“建国号”起义。

8月19日，周致和借执行公务为名，把汪精卫的专机“建国号”搞到手，先把伪第7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从南京送到武汉，后借口油量不够驾机飞到了扬州。此时周致和等随即向党组织和新四军部队通报了起义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黄祖炎所在的部队通过电台向上级做了报告，后又向起义人员通报了延安机场的坐标和联系方法。

周致和等6人飞赴延安时，参与这次起义的汪伪白景丰少将、何健生上校、飞行教官吉翔、机械师陈静山，以及原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轰炸员秦传家等人还在敌区，黄祖炎又接到了任务：负责率部护送他们及其家人从陆路奔赴解放区。

当时，黄祖炎领导的甘泉支队离扬州只有几十华里。

黄祖炎深知这次任务的重要性。任务成败不仅关系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推行，甚至影响到我军未来建设的大计。我军在没有空军的日子里，在作战中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而他要护送的这批人，将是我党建设空军的种子。

黄祖炎想方设法照顾好这些起义同志和他们的家眷。黎明前夜，敌我斗争形势尖锐复杂，黄祖炎所在的甘泉支队由于毗邻敌占区，遭到敌人长期严密封锁，物质保障条件极度匮乏。黄祖炎和部队的同志们宁愿自己不吃不喝，也要保证起义的同志们吃好喝好。黄祖炎的妻子周泽更是把留给他的香烟、给一岁儿子黄新存的一点梨膏糖都拿出来招待他们。

8月22日8时许，何健生、吉翔(飞行员)、陈静山(机械士)及何健生爱人邱淑仪、子女何国胜、何国贵，陈静山爱人阿英等7人在黄祖炎组织的新四军便衣武装保护下，从扬州北门脱险到达扬州甘泉县杨家庙解放区。后又赶到大李庄新四军军部，受到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

在黄祖炎的精心组织和协调下，紧接着汪伪空军少将白景丰率领家属与两名副官等10人，在新四军的接应下，顺利抵达江苏省新四军军部洪泽湖南岸的盱眙县黄花塘，受到了热烈欢迎，并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

黄祖炎（1908—1951），江西南康人。1926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科长，同时任毛泽东秘书。延安时期，任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抗战爆发后，奉毛泽东之命去赣南协助陈毅等同志组建新四军，并先后担任中央长江局高干训练班主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华野二纵四师副政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指挥了许多战斗战役。

1951年3月13日晚，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黄祖炎在济南市政府礼堂遇刺身亡，此事震惊全国！毛泽东主席在一个月内连续三次批示，并亲往黄祖炎墓地吊唁。在山东济南，有一座英雄山，它原名四里山，是毛主席亲自给改了名。山之名，是为人而改的，这个人就是黄祖炎。

周致和他们从空中起义后，汪伪加强了对飞机的控制，再搞飞机已绝无可能。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白景丰等携家眷胜利完成了地面起义。至此，这起汪伪空军起义事件似乎圆满落幕。
  　 但，还有一个人必须交代，那就是秦传家。
     南京珠江饭店散会，与周致和、黄哲夫等人分别后，秦传家一直滞留在南京，而未去重庆归队。如果说周致和、黄哲夫他们在为密谋、奔波、沟联、起义而忙得不亦乐乎的话，那么最感孤单、最为惆怅的就要数他秦传家了。目前，南京仍然是日本人和汪伪的天下。周致和他们在起义前的最后一刻，仍旧可在南京横行无忌，而他这个重庆方面的人在此就不敢造次了，势必要顾忌许多。他们人多力量大，而自己一个人是打水不浑。怎么办？秦传家陷入了沉思。
    　重庆那边，自己是绝不想回去的。周致和他们已从空中和地面去了解放区。自己如何另劈溪径，投奔共产党？秦传家想到了在孙家埠时彭海涛告诉他的有关孙宗溶的情况，于是，在把家眷作了妥善安顿后，独自来到安徽无为新四军七师所在地，找到刚调任七师随营学校训练处副处长不久的老同学孙宗溶，把事情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孙宗溶。

孙宗溶，抗战后曾任新四军第4纵队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皖南地委委员、皖南沿江工委书记兼沿江支队政委。解放后曾任中共芜湖市委副书记、淮南煤专校长、合肥矿业学院院长。1958年9月任合肥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兼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停止工作。粉碎“四人帮”后，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安徽日报》社党委书记。1983年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1986年离休。2004年11月逝世
    孙宗溶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到：秦传家事先曾到七师找过我。我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至于是怎么“帮助和鼓励”秦传家的，这位老革命没有具体讲。但从秦传家参加革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来看，他告别了孙宗溶，回到南京后，于10月初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的江苏淮阴，直接参加了新四军。

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国民党空军方面对外公开宣称：秦传家于1945年9月在内战剿共时殉职。

1945年底，这批起义人员奉中央命令往东北筹建航空学校，汇聚在通化的沈阳航空队。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中学宣告成立，他们成为聚集在东北老航校最早的一批航空人员，他们拥有很好的飞行技术、管理经验和飞机维修技术，是当时沈阳航空队及随后的航空总队、东北老航校中飞行训练教学和飞机维修的重要骨干力量。在航校建设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已改名为“白起”的白景丰担任航校副校长，何健生则担任训练处处长。　　　　　　　　　　　　　　　　　　　　　　　　　　　　　　　　　　　　　　　　　　　　　　　　　　　　　

　　1946年8月，何健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2月，何健生调任军委空军司令部情报处照相科任科长。1956年1月，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后来，由于历史原因，1957年，何健生被错划为“右派”，在山西太谷县一照相馆当摄影师近20年，1976年退休。1979年恢复名誉，与家人团聚。1986年恢复军籍，1988年8月中央军委授予何健生独立功勋荣誉章。

　　1991年，何健生逝世后，治丧委员会的公告这样评价：“何健生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经过长期考验的忠诚战士。他参加革命46年，始终坚信党，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胸怀坦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得失，严于律己，献出了毕生精力。”

　　河源人没有忘记这位战功赫赫的飞行员。2013年8月20日，由河源市政协主办的《“民族脊梁 客家豪杰”河源籍中国军人何健生历史图片展》在河源展出，53幅图片再现了何健生的战斗历程以及他对家人的无限热爱之情。开幕当日，何健生的女儿何国贵、侄子何国晖及其他家人亲临现场，与策展、观展的河源各界人士共同缅怀这位中国空军的传奇人物。2018年8月，何国晖又将何健生的重要遗物捐赠给中国军事博物馆。

    这批原伪空军人员纷纷投入了东北航校与解放军空军的建设事业里，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6年春，周致和因飞行中遭遇机械故障、迫降失败而遇难；不久吉翔也因为坠机牺牲。白景丰殒命于“反右”运动、何健生被错划为“右派”、黄哲夫在文革中被错误批判处理、管序东受诬陷入狱……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建国号”起义一事，才由媒体披露出来，相关人员终于落实政策并授予起义人员证书。

　　汪伪空军起义人员为中国空军的诞生和人民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为后来的驾机起义人员开了先例。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至于留守的伪空军们，则与汪伪政府的头目们一起，面临审判与铁窗岁月。抗战胜利后，伪航校资产被国军空军第一路司令接收。航校人员集中于南京大校场机场安置。教官与航校官员被押往苏州保安处看管。

1945年9月，陈昌祖、陈友胜在军统对汉奸的大搜捕中落网。国军空军总司令部军法处受命处理伪空军有关案件。其中陈昌祖被判处三年监禁，出狱后远走加拿大，1994年病故。陈友胜亦被判处三年半监禁，出狱后南下广东，1970年在广州病故。柯宗标、张书绅、方政等伪航校教官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大恶极并有叛逃行径的姚锡九、韩文炳、彭鹏则被判处死刑。据当时媒体报道，审判长何祖武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韩文炳立即大声辩解自己附逆时不是军人，彭鹏也附和说自己是被俘而非叛逃。可是已无济于事，三人于1946年10月17 日上午被绑赴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至此，汪伪空军的这段旧事，才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

于飞（左）张华（中）秦传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