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云南讲武学堂隐密的反清教学

第五节

简述云南讲武学堂隐密的反清教学

　　

　　

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校长)李根源

　　云南陆军讲武堂不仅是陆军教育，其实还包括空军教育，云南空军学校就设在讲武堂，而且使用同一教材。容易忽略的是讲武堂的教学方针到底是什么？从我的研究认识来分析，我认为讲武堂不只是讲军事知识及技术，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借助这一平台，潜移默化的从事着隐密的反清思想和反清教学。

　　讲武堂是中国清代末期、民国初期创办的一所培养陆军军官教育机构。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编练新军，在全国广设军事学堂。190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韩家墅创立北洋陆军讲武堂，学员定额180名，为现代兵者研究武学之所。后各地督抚经奏准，陆续建立了南洋(设于南京)、江西、云南、东三省、湖南、广东等陆军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黄埔军校的摇篮”，开办于1909年。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讲武堂(天津)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三大讲武堂。

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

应该很明确地说明，清政府倡办的军校，当然是培养忠诚清王朝的军人。但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反其道而行之，重点是培养反清的未来军人。

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时，先由胡文澜任总办(校长)，不久由高尔登接任。李根源任监督(教务长)，实际负责筹办工作主持校务。1910年4月高尔登去职，李根源接任总办(校长)。

李根源是较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他以隐密的革命党人身份主办讲武堂后，乘机大量聘用具有士官毕业生资格的同盟会员及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士到校任教。

讲武堂开办之际，正值一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其中许多是李根源的同窗，多数是同盟会会员，其中有:张开儒、沈汪度、李烈钧、方声涛、唐继尧、庾恩旸、顾品珍、刘祖武、李伯庚、罗佩金等。他们建立了先进的教学训练体制，向学员不断灌输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精神，完全主导了讲武堂的教育教学活动。

当时全校教官41人，同盟会员有17人，反清革命派有11人，倾向革命的教师有8人。多位滇军著名将领，均出自他们教导之下，如: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杨希闵、董鸿勋、杨蓁、王均、唐淮源、胡瑛、鲁子材、马轸等。

1910年4月李根源任总办后，委任湖南籍土官生沈汪度任监督，加上原任提调的张开儒，他们3人都是同盟会员。可以说讲武堂实际的行政领导权已经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了。在讲武堂的课堂中，在野外演练的阵地上，革命的教官都应用各种方式，用举例、暗示、隐喻的方法，宣传反清思想，“以革命大义激励学生”。

方声涛教官对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很有研究，他秘密宣讲孙中山的主张，对学生有很深影响。

唐继尧则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李根源让学生看滇越铁路通车，以法国殖民者耀武扬威的现实素材，激发学生反帝爱国情绪。

学校教学将与口头宣传与现实教育相配合，革命的书刊也在师生中广泛而秘密的流行。《民报》、《云南》、《警世钟》、《猛回头》等都是进步学生争相传阅的刊物。但是，革命党人在讲武堂的活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清兵曾到学校搜查革命书刊，开除了传阅革命书籍的历史教官李伯东，自动剪去发辫的几名学生被监视上课。

李根源则任劳任怨，极力保护师生。大家也团结一心，谨慎开展革命活动。

同盟会在讲武堂的组织十分严密，一般以小组活动，相互之间无横向联系。而且还秘密发展同盟会员，朱德就是进校后不久加入同盟会的。

这些办法十分有效，才使得反动统治者查无实据。讲武堂为辛亥革命做了较好的人才准备。留日回国的同盟会员大量进入讲武堂和云南新军，也正是革命党人遵循孙中山革命计划的一种安排。

讲武堂初期(辛亥革命前)学习的两大特点:

一、学习引进日本先进的军事教育体系，课程设置完备，教育质量高。

讲武堂的学习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先学军事学基本教程和普通学。军事学基本教程又分基本军事学科和应用军士学科。普通学课程有:几何、三角、代数、算术、器械画、国文、伦理、历史、地理、英文、法文等。普通学课程是所有学科的基础，是讲武堂的学员即必备的知识。第二阶段分不同兵种，有步、炮、骑、工程四个兵种。学习内容又分别以军事理论教育和实际技能训练来设置课程。

二、革命党人掌握学校大权，使讲武堂成为云南革命的重要据点，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朱德称:“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由于讲武堂的规章制度比较完备，推行有效。当年在特别班学习的朱德曾说:“学校的制度和作风是仿效日本士官学校，纪律非常严格。”又以操场训练为主，极其严苦，与后来的广东黄埔军校相对照，有“黄埔的课堂，讲武的操场”之说。

朱德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大家经常谈论和考虑的，就是怎样发动革命起义”。在昆明“重九起义”中，曾在讲武堂任职的教官占大多数。新军中的讲武堂毕业生在起义斗争中起着重要的骨干作用，在这一场真刀真枪的浴血拼杀中，讲武堂师生身先士卒，有的英勇牺牲。

毫无疑问，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的熔炉。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这一时期，由于讲武学校师生策划并领导了云南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还在韶关、贵阳、四川等地办起了分校，其中以李根源直接办的韶关分校较为著名。因此，学校声誉日隆，国内外爱国青年纷纷前来报考。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共办学16期(4-19期)，总计招收学生四千多名。其中有华侨学生五百余人，朝鲜籍学生三十余人，越南籍学生七十余人。由此，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成了一座跨省际、跨国界的军事院校，走向了全盛时期。叶剑英、鲁道源、安思溥、马瑛、鲁怒怀、王甲本及崔庸健等，均为这一时期学生。

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

1929年，南京政府通告各省不再自办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名称随即取消。但云南省主席龙云继续以讲武堂为基地，用办“教导团”、“军官团”的名义继续办学。可谓是云南讲武学校“名亡实存”。

1930年，龙云在讲武学校成立滇军教导团，龙云还自兼团长，除步、骑、炮、工四兵科外，增设宪兵、经理、交通三个区队以培养专业军官。教导团共办三期。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学校共办22期，包括校内举办的各种培训队、班，共培养各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

1929年至1935年6年间，共办4期，培训学员3000多名。后来，为使这批学员能具备报考陆军大学资格，经呈准，这4期“军官团”、“教导团”列为云南讲武学校20、21、22期。这就是云南讲武堂(学校)是办到1929年还是1935年，是办了19期还是22期的差别所在。

在研究云南讲武堂(学校)历史时，有一位学员不应该遗忘，那就是韦杵。

在中国国民革命史上，韦杵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名字，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也应该记起的名字。

考入云南讲武学堂丙班时的韦杵

韦杵，又名明俊，字天培、降魔，布依族，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衔。清光绪九年(1883年)农历六月初四生于贵州安龙县钱相乡桥马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上世纪末的钱相马桥村，还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布依族村寨，生存环境恶劣，山高坡徒，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世居在这里的布依族人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苦生活。

韦杵自幼家境贫寒，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庄稼人，所幸得到外祖父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使韦杵在幼年时有机会进入乡间私塾和府城景氏塾馆读书，而在他之后的三个兄弟就没有他幸运。

韦杵从小聪慧，勤奋好学，生活俭朴，尊敬师长，常得到先生的称赞。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韦杵带着干粮、穿上布衣草鞋，几经辗转，来到湖南长沙，考入湖南长沙师范学校。在湘求学期间，深受“三湘文化”熏陶，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十分刻苦和努力，尤其是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开始关心国事民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韦杵学成回乡，受聘兴义府高等小学堂任教。该高等小学堂，为一所公立小学，其环境、师资、条件尚好，是当时贵州为数不多的高等小学，所招生学生多为当地有一定地位的官家、富家子弟及一些士绅子弟。这一年，也正是后来成为国民党第二号军事首脑何应钦考入该高等小学就读的时间。

韦杵在该学堂任教的期间，因看不惯一些纨绔子弟的腐败行径而直言不讳，遂遭排斥、歧视，甚至受到诬蔑和攻击，韦杵愤然辞去教职回乡。

晚清末年，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少数民族备受欺凌与歧视，韦杵内心充满不平，决心经武报国，决意弃教从戎，探寻革命道路。

宣统元年(1908年)，韦杵赴昆明，欲投云南新军。开始，无人引荐，新军拒收。韦杵不甘心，滞留昆明，以帮人拉车运货为计，再托朋友军中说情。滞昆期间，一天，韦杵至筇竹寺闲逛，见韦陀塑像威武无比，浮想联翩，传说中韦陀将军手执金刚杵，降妖仗魔，正谙合自己志向，于是改明俊为杵，字降魔。

韦杵经多次说情，感动新军长官，得以接收。韦杵入新军后，先为马夫、伙夫、士兵。

宣统二年(1909年)，韦杵凭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所学知识，以优异成绩考进云南讲武学堂丙班。

当时的云南讲武学堂，是国内享有一定影响的军武学校，主要培养军队所需人才。

学堂具有近代化军事教育与训练条件，并按照所招学员对象的不同分甲、乙、丙三种班级，甲班主要选调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入学；乙班是选调巡防管带、帮带、哨官、哨长入学；丙班是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内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科，课程设置分别为战术学、兵器学、军制学、地形学、交通学、筑城学、卫生学，称大教程；另开设步兵操典、野外勤务、射击教范和阵中勤务令，称小教程。课程设置完善，教学质量高，管理规范，纪律严格。

韦杵在学习中尤其勤奋刻苦，在同学中广结人缘，深得同学好评，并得到教官顾品珍器重。

1910年7月，因新军急需补充军官，学堂从丙班及后并入讲武学堂的随营学堂学生中挑选学习成绩优异的一百名学员编为特别班，韦杵为其中一员。

韦杵从而结识了朱德、金汉鼎、唐淮源、朱培德、范石生、王均、杨如轩、杨池生、董鸿勋等，且交情笃厚，往来密切。

1911年10月，云南陆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旅长)蔡锷领导新军发动辛亥重九起义，韦杵及讲武学堂特别班同学积极响应，参与战斗，成为新军起义的重要骨干和基本力量。

同年11月，韦杵在讲武学堂毕业，派往新军第三梯团顾品珍部任排长。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遂倡护国起义，宣传云南独立，出师北伐讨袁。韦杵在护国军第三梯团先后任连长、营长等职，随蔡锷、顾品珍部由昆明经宣威进入四川作战，参加了泸州、燕子岩、横江、安边、纳溪、棉花坡等战役。

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战争，韦杵所在“在川靖国军”部积极拥护，并率部挫败北洋军吴光新部，后辗转成都、资阳、重庆、简阳、资中、内江及贵州毕节、云南昭通等地。

在历次战斗中，韦杵身先士卒，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开始显现其军事指挥才能。1920年，韦杵升任顾部第三混成旅第六团团长。同年秋，随顾返回云南，参与驱逐唐继尧。

1922年春，唐继尧反攻昆明，并指使土匪吴学显袭杀顾品珍，顾部退入贵州毕节、盘县等地。此时，孙中山正在广西桂林组建北伐军大本营，顾品珍余部积极响应号召，给孙中山发电，表示“愿为北伐前驱”。

韦杵与张开儒、杨希闵等率部约5万余人，于贵州盘县出发迳赴广西柳州，与桂军沈鸿英、刘震寰部会盟于大湟江，誓师东下征讨陈炯明，保卫广东革命根据地。东征中，韦杵战功显著，论功升任滇军第一旅旅长，驻军韶关。

大革命时期，韦杵坚决拥护孙中山新三民主义，1926年1月，当选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7月，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韦杵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二团团长，隶属右翼军。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为韦杵的同学朱培德、党代表朱克靖(共产党员)，第八师师长朱世贵。

8月，韦杵率部进入湖南、江西作战，先后参加醴陵、萍乡、宜春、上高、新喻、高安及南昌等战役。11月，占领九江、南昌。

在各次战斗中，韦杵娴于韬略，智勇兼备，往往出奇制胜，重创强敌，屡建奇功，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深得朱培德的赏识。攻下南昌不久，韦杵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副师长。

1927年5月，第三军扩编为第三军和第九军，韦杵任第九军(后改为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八师师长，主要负责江西防务及对南京、安徽方面的警戒。

是时，共产党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准备在江西南昌发动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多次向中央前敌委员会推荐韦杵起义军第九军军长，朱德本人为副军长。

南昌起义时的朱德

朱德之所以推荐韦杵，一方面，韦杵是朱德故交，自云南讲武学堂结识以来，深知韦杵为人正直忠厚，刚直不阿，生性磊落，英勇善战，深受官兵爱戴，在国民革命军中有较大影响，特别是在滇、黔军人中有较高威望，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指挥将领。另一方面，韦杵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反感蒋介石的军阀混战和独裁统治，是可以争取并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对象。

鉴于此，朱德在起义前亲自找过韦杵交谈，共同分析、研究国事，晓以革命大义，韦杵对国民党军队内部各个派系军阀之间的互相讨伐，互争地盘，各霸一方，尔虞我诈，其结果是战祸不断，百姓遭殃的状况十分反感和失望，并对共产党表示同情，支持共产党的起义暴动。

于是中央前敌委员会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任命韦杵为起义军第九军军长，朱克靖为党代表，朱德为副军长。

然而，在起义前，韦杵因伤赴九江、武汉进行治疗，未能到任，也就未能参加共产党发动的“南昌起义”，起义后的第三天，因革命形势需要，中央前委方改任朱德为第九军军长。

虽说韦杵没有参加起义，但韦杵的部分部属已参加了起义，有的后来还成为工农红军的骨干。可以说，这是韦杵一生中的最大遗憾!也是他一生中挥不去的悲哀!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急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军队围攻南昌城。由于形势所逼，以朱德为先遣司令的起义部队，于8月5日撤离南昌。9月，韦杵伤愈，由武汉返江西，继续任第九军第二十八师师长，驻扎玉山、东馆、营山、腾桥一带。

11月，蒋介石再次组织“北伐”，但这次“北伐”实质上是国民党新军阀和北洋军阀之间为争夺统治权而暴发的混战。期间，韦杵部留在江西消极对待将介石的“剿共”命令。1928年2月，国民党将第九军改为第三十一军，韦杵仍为二十八师师长。同年10月，由于韦杵“剿共”不力，加之韦杵又曾被共产党任命为南昌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蒋介石非常恼怒，于是借部队整编之机，将韦杵降为第三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调往抚州、吉安一带。

1929年3月至1930年春，先后爆发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期间，韦杵率部驻扎赣州、抚州一带，进行消极“剿共”。

1933年10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联合陈铭枢决定停止对红军进攻，派人前往苏区与红军洽谈停战事宜，并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同时，积极准备发动“抗日反蒋政府”(也称“福建事变”)。

11月，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州举行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也叫“抗日反蒋政府”)，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韦杵坚决拥护，并积极参加。这也看出韦杵反对蒋介石搞军阀混战、镇压共产党和实行独裁统治的思想是一贯的。

“福建事变”不久，部分将领倒戈，韦杵指挥所部在尤溪口阻击倒戈将领刘和鼎进攻延平达半月。“福建事变”失败后，韦杵率部撤至福州。

此时，蒋介石发出对韦杵进行“就地正法”通缉，幸得韦杵原上司及故交金汉鼎(时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参议)事先得知消息，速派人提前通报，韦杵方得以脱险。

为避蒋介石的追杀，韦杵化名赵善成，由福州乘船往上海，住进法租界。后几经周折，于1934年回到贵州望谟县板陈王海平处。王海平时任黔桂边区清红两江独立保商营长、贵州西路纵队司令，思想进步，积极主张抗日，在当地布依族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韦杵到望谟后，一方面积极支持王海平工作，协助王海平建立板陈兵工厂，制造枪弹。另一方面，说服同乡岑立国、岑国斌脱离广西桂系白崇禧部，加入王海平纵队，进一步壮大王海平地方武装力量，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反蒋自救军”。

上世纪三十年代，安龙等地地方土匪肆虐，1935年4月，安龙部分开明士绅联名函请韦杵回乡维持地方治安。5月，韦杵回到安龙，成立治安委员会，被推为主任。之前，安龙县城匪盗猖獗，治安混乱，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大街小巷饿蠕塞途，畜粪、垃圾遍地。韦杵主理该县治安后，组织城防自卫大队，重治盗匪，下令不准赌博、窝藏盗匪、偷鸡摸狗，严格维护社会秩序；组织学生、士兵成立“晨呼队”，每日拂晓沿街催促居民起床，整顿环境卫生。经过数月整治，安龙城治安、卫生面貌焕然一新。期间，韦杵尤为关心教育，与士绅商议，将公租、庙租提成，一半用于提高教师薪金，一半用于添置教学设备，以致安龙一时学风丕振。

1936年初，云南省主席龙云得知韦杵已回到安龙，遣人往安龙迎请韦杵赴昆明共事。韦杵与龙云本有旧交，对龙云信任，遂前往。先为“剿匪军”第二路总指挥部军训处处少将副主任，后任滇黔绥靖公署干部大队少将大队长。

抗战爆发，韦杵任五十八军新编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二旅旅长，参加了湖北崇阳、大沙坪战役。不久，回昆明继续从事军训工作，全力培养军事人才。

抗战胜利后，韦杵因不满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和发动内战，于1946年春退出军界，专事贵州旅昆同乡会创办的黔灵中学工作，少与外界接触，生活淡泊，衣着朴素，全心投入教育。1948年任云南省政府顾问，1949年12月，参加卢汉、龙云领导的云南起义。

1950年，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对云南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提出过不少积极的建议，进行过一些积极的努力，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52年病逝于昆明，终年69岁。

韦杵，生性谦和忠厚，生活俭朴，严于律己，践履笃行，不结私党，嫉恶如仇，关爱乡土，不计得失，与人友善，深得乡人、部属爱戴。他戎马一生，思想进步，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不愧为从云南讲武学校走出来的一代名将。

从云南讲武学校走出来的李文汉，同样也是一个不应该遗忘的人。

李文汉(1890－1973)字星槎，号素庵。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嵩阳街道晁家居委会上墩村人。宣统二年考入云南讲武学校。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同年，分配到云南第一梯团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援川战役，升任中队长、讲武学校区队长、教官等职。

1914年，李文汉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云南护国战争爆发，李文汉随滇军蔡锷第一军出兵四川，任云南护国军第一梯团第一支队第一营营长，在纳溪棉花坡战役中受重伤，由于战功卓著，升为云南第四旅第八团团长。

1919年，李文汉被派到日本千叶县习志野骑兵队见习。

1922年从日本回国，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参加东征。

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磨去广州卫戍司令部少将参谋长兼第二独立旅旅长。1928年回云南，应龙云邀请办军事教育。1931年，任云南教导团学生监。

1940－1943年间，李文汉参加家乡水利建设，任嘉丽泽水利工程外账务主任。1943年，选为省参议员。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并到南京参加国大代表会议。

1950－1954年，李文汉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李文汉平生酷爱书画碑刻。著有《蔡邵阳年谱》、《云南陆军讲武堂概况》并与其弟李文林合编了《杨林两隐君集》等书籍。1951年，李文汉将多年收藏的线装书万余卷(册)，字画40余件捐给云南省图书馆。

1955年，任云南文史馆副馆长。

1973年10月病逝昆明。

云南陆军讲武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