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空军分崩离析的原因

第五节

汪伪空军分崩离析的原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直到1941年5月，在汪精卫的一再交涉之后，才从日军那里获活得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空军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

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而汪政权空军亦尚无与国府空军或美军陆军航空队一较长短的能耐，因此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也就留下来继续训练。

汪政权空军另外还组建一个有3架飞机的“国民政府行政专机班”，辖有一个36人的机务连和一个200多名官兵的警卫营。操作的飞机则是日军移交的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主要的任务是所谓的“要人输送”。

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

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

在汪伪空军中最大规模的叛离，则是1942年5月常州警卫营200多名官兵集体投靠新四军，次年春又有汤厚涟、梁文华与曾照德等教官投共。

1944年2月又有汪伪航校教员郭志纬、刘炳球与溥皓璋以及3名机务人员驾驶95式教练机意图向国府投诚，但是却发生了撞山意外殉职事件。

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

1942年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不过在经历了所谓复兴空军三年计画的失败之后，航空署还是难逃被裁减缩编的命运。

1943年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所。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友胜担任司长。

 　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随后开动宣传机器，在沦陷区各报刊广播上鼓噪参战的“重大意义”。并不失时机地开展了一场“献金购机”运动，其中表现最积极的当推伪“苏淮特别区”。该地最高“行政长官”郝鹏举搜刮了740万元联银劵献予伪政府，得到了汪精卫的通令嘉奖。当然，得此巨款，却并没见伪空军增加一架飞机。

    1月25日，姚锡九发表《告空军将士书》，表示空军要“认清参战的意义，发挥参战力量，肃清空军纪律”。不过姚锡九等人也明白，这只用来打点门面毫无武装的“空军”，不要说去前线和美军飞行员过过招，恐怕就连配合伪军“清乡”运动，去新四军或忠义救国军活跃的地区搞点空中侦察的本事都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呆在航校里训练。这其中还发生过因校方屡次中断飞行训练，学生集体去南京伪航空署抗议的事情。

经过两年断断续续的训练，完成了理论与飞行科目的考核，伪航校的首批学生终于毕业了。不可思议的是，与笕桥航校仅4%的录取率、进校后25%到30%的高淘汰率相比，伪航校第一期学生几乎全部合格。

1943年6月8日，伪航校为毕业生们举办了毕业典礼。典礼由姚锡九主持，已改做新闻监听工作的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陈昌祖、伪陆军代表叶焕如、伪海军代表卢倬庶、日陆军代表竹村、日海军代表日见等与民众千余人到场观礼。

日伪军官检阅了学生队伍与飞机。陈昌祖代表汪精卫颁布训词，姚锡九、日见分别致词、毕业学生代表致答词。随后，姚锡九一一颁发毕业证书，成绩最优秀者刘鼎、马镇民等，还领到奖品。典礼最后是茶会与游艺会，毕业学生则驾机在会场上空盘旋数圈，为之助兴。

毕业典礼后，这批学生被授予少尉军衔，放假两个月。伪航校此时既无权力又无能力继续招生，毕业生们深感学业未成、技术生疏，于是假期结束后，除了另谋高就者，基本都返回了队里继续训练。

校方经过短暂的复习，即安排他们单独驾机进行编队飞行。结果两架九三式教练机在编队转弯时，僚机操作失误，撞上长机机翼，两机坠毁人亡。丧命的长机飞行员即获得奖品的刘鼎。刘鼎的未婚妻当时也在常州，正计划举办婚礼，不料阴阳永隔。校方则是严禁飞行员们前去现场探望，同时悄悄派人收尸下葬在常州北门外的荒冢里，事后没有对失事原因做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改进训练方法，而是因噎废食地减少编队飞行训练的时间，更不许飞行员们单独驾机编队。

1943年10月16日，伪航空署召开大会，向汪伪政府提出增加薪水、组建空军工厂、派员赴日交流等十五项要求。

显然汪精卫对这只迟迟无法形成战斗力的“新空军”渐失兴趣。伪航空署所提要求均被否决。不仅如此，10月29日，该署降级为空军司，改隶伪军事委员会总务厅。姚锡九改任负责空军事务的参谋次长，陈友胜为空军司长。

当伪空军人员为航空署降级懊恼不已时，又发生了随张惕勤投奔汪伪的汤厚涟、梁文华、曾昭德三教官潜逃事件。

　　再看抗战阵营这边，首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学成回国。当年10月1日，中美空军混合团成立，并于11月25日首次轰炸日占台湾新竹机场，取得重大胜利。这一切都预示着，对日本侵略者的全面反攻，已经吹响了号角。

　　汪伪空军却日落西山，在1945年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了。当人们听说日本投降了，都高兴得在欢呼。但对日本天皇发表的“投降诏书”的内容并不了解，即使知道一些，一时也难以细细琢磨。

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是在1945年8月14日录制，8月15日中午对外广播的，但这份诏书被盟国拒绝接受。

经仔细研究，人们就会发现：这份诏书是通过精雕细琢的，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练的。

在诏书开始，“朕”、“尔等忠臣良民”等称谓，尊卑分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专为天皇发号施令准备的格式之一。

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作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四国。

在这份诏书中，通篇没有一个类似于“降”、“败”之类的词语，全文贯通一个用词原则就是避讳“降”字，对投降之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

日本在诏书中不仅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有丝毫悔意，反而仍在颂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的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

这些诏告也正被日后的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

从诏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认输的思维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现在日本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

明明是战败国，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民的共同讨伐在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成是天皇为了挽救人类的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这似乎是一份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接受的公告，连日本学者也承认这份诏书通篇也找不出一句“失败”的话。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诏书中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

诏书写道：“自交战以来已越4载。”其隐含意思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全面战争，而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短短4年。此种说法的意思是想告诉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

当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沦为“地方政府”，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尤其是在扶持汪精卫伪政权登台以后，日本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即使是战败投降之时，日本对我中国之心态依然是傲慢和轻视。这种态度在诏书中暴露无遗。

日本“八一四”诏书广播一公开，其内容大大出乎世界各国的意料，自然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无奈之下，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之下，裕仁天皇被迫于1945年9月2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九二”诏书一份真正意义的《投降诏书》。

直到60年后，在日本人编写的史书中，只字不提“八一五”四国公告，更不提“九二”诏书，却竭力提高“八一四”诏书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日本天皇的头上，其用意更是昭然若揭。

其实，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的，1945年8月15日早上，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由四国领导人同时宣布。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相隔四国公告整整晚了四个小时。战争已经停止了四个小时，再由日本天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

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也宣布了汪伪政权的垮台。

日本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