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青年汪精卫
从1940年春汪伪政府建立以迄1941年底，是伪军的初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组建的伪军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方面军
这是由原南京维新政府的绥靖军改编而成的，下辖七个师、两个独立旅、一个教导旅、两个独立团。
第二方面军
第二方面军是由国民党孙良城部投敌后组成，孙良城曾任山东省政府主席。1939年，孙良诚任冀察游击总指挥，翌年任鲁西行署主任。后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率赵云祥、王清瀚两部驻山东定陶、曹县一带。1942年4月21日，孙良诚发出叛国投敌通电。经汪伪政府收编后，改为第二方面军。辖第四、第五两军，第四军军长赵云样，第五军军长王清瀚。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一个教导团。以上各部共计三万多人。不久，孙良城所部就成为中原地区汪伪的一支规模最大的部队。
1941年5月，两师编为暂编陆军第二军，并任命刘培绪兼暂编陆军第二军军长。该军除上述两个师外，还辖有独立第四、五、六等三个团。
汪伪还在苏南和淞沪地区收编了两支和平军，组成为暂编第二军。在苏州地区活动的谢文达部，原属忠义救国军，后由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收编，后交与军委会，改组为暂编第十师，以谢文达为师长。活动于上海浦东奉贤一带的和平军丁锡山部，原来也属于忠义救国军，编为暂编第十三师。
第三方面军
又称山东方面军，是由国民党军吴化文部投敌改编而成。吴化文抗战初期为韩复榘部手枪旅旅长，曾任济南警备司令。1940年任苏鲁战区新编第四师师长兼山东保安师师长，驻山东临沂、沂水地区。1943年1月吴化文等投敌改编为山东方面军。总兵力一万二千人。同年7月，改称为第三方面军，辖第六、第七两军及直属第五十师。
和平救国军第一军
这是汪伪政府改编张岚峰部伪军而组成的。张岚峰原为西北军将领。下辖三个师：第十六师师长王新民，第十七师师长杨茂林，第十八师师长潘伯豪。同时，将原和平救国军第二军刘启雄部改编为第十四师，和平救国军刘绍琨部改编为第十五师。
第一集团军
这一部队是由收编因民党军李长江所部组成。李长江原系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纵队总指挥(总指挥李明扬)，其部队活动于江苏扬州、泰州一带。1941年2月，李长江在泰州发表“和平宣言”，宣布率部投汪，其所部改编为伪第一集团军，共一万余人，李长江任总司令。第一集团军组成四个师，即暂编第二十四至二十七师，另有两个独立旅。 分驻泰州、江都、靖江地区。翌年4月，第十旅升编为第三十七师，丁聚堂任师长。
第二集团军
该部由收编国民党杨仲华部组成。杨仲华原任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八旅旅长，属于韩德勤的地方保安部队。1941年3月，杨仲华公开投降汪，被任命为苏皖边区绥靖总司令。其所属部队改编为四个师，即暂编第三十二至三十五师，总部设于江苏东台。
1941年冬成立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部，胡毓坤、张岚峰为正副总司令，以张岚峰所部为主要军事力量。翌年10月，杨仲华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
1943年10月，苏豫边区绥靖总司令部宣布撤销，同时成立第二集团军，以张岚峰为总司令。下辖两个军。
第二十四集团军
原为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叛国投敌是从孙殿英所部投敌开始的。1942年以后，孙殿英同太原、新乡等地日军暗中勾结，日军授意他在太行山国民党驻军中进行投敌叛变，拥汪反共的阴谋活动。1943年，孙殿英所部改编为“和平反共救国军新编第五军”，并配合日军诱捕了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庞于5月10日叛国投敌。同年5月14日，庞孙联合发表投降日伪通电。汪伪政府在同年6月22日任命庞为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为副总司令。辖伪第四十军、伪第三十七军、伪新五军等三个军，总兵力两万五千人。
第十军
1943年6月，国民党鲁苏战区鲁南总指挥部所属第一一二师师长兼第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率所部四千人投敌，被改编为暂编第十军。
第四十三师
由国民党军王劲哉部改编而成。1943年2月，国民党军第一百二十八师师长王劲哉在鄂中咸宁地区被俘投敌，其所部三旅及独立第一、二、三、五旅等七个旅均随之投降日伪。该师被改编为和平建国军第四十三师，仍由王劲哉任师长。
第十九、二十二、二十八师
汪伪政府在苏北地区，不仅收编了国民党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的部分地方部队，而且也把其一部分正规部队收编了过去，组成为两个师。
第二十九、十一、十二师
武汉地区的伪军，汪伪首先收编的是这三个师。第二十九师系由“黄卫军”改编而来。此地“皇协军”李宝链部，系国民党挂系军队败退时所留一部份溃兵组成，汪伪政府将该部改编为暂编陆军第十一师。张启黄部伪军约五、六百人，为地方团队与溃兵凑集而成，汪伪政府将其收编为暂编陆军第十二师，张任师长。
闽粤边绥靖军和第二十、三十师
1940年5月，盘踞广东番禺一带的伪军曹辉林部、市桥的伪军李辅群部，由汪伪军委会收编。曹辉林部改编为陆军第三路，约一千七百余人。李辅群部编为陆军第四路，约二千人，翌年五月改编为暂编第二十师第四十旅，李任副师长兼旅长。在广东汕头、潮安一带，国民党军官黄大伟纠合游杂部队，组成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
1940年7月，汪伪军委会命令撤销上述番号，改组为闽粤边区绥靖总司令部，任黄大伟为总司令，后来部队扩大到六千人。这一时期，汪伪军委会驻粤办事处、广州绥靖公署先后把收编的伪军，组成两个师、一个独立旅。
第三十一师、独立第三、四、十一旅
日军侵占皖中后，合肥一带的地方反动武装由李宗盛纠集组成和平建国军，汪伪政府将其收编后，改称独立第三旅，李宗盛为旅长。山东泗水于惠民部，自称山东第十一旅；临清冯寿彭部，自称山东独立第四旅，都系当地股匪组成，于1941年春分别被注伪政府收编。
1941年11月，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所属第六十九军军长毕泽字、教导师师长文大可，在山东韩城率部投敌。文大可部改编为暂编第三十一师，文任师长。
第二十一、三十六师和警卫第一、第三师
1942年5月，伪军陈玉港部由汪伪军委会收编，组成哲编第二十一师，以陈为师长。同年2月，淮海地区保安司令部所属第五旅及第十二旅，并编为暂编第三十六师。
1943年伪军委会继编组警卫第二师之后，又以中央军官学校学员为基干，在南京组建了警卫第一师和第三师，以刘启雄为第一师师长，钟剑魂为第三师师长。
南京警卫部队
1941年9月，汪伪在南京设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为伪军培训骨干。
1942年1月，以军校一部份毕业生为骨干，成立了警卫师，由李讴一以首都警备司令兼警卫师师长。
1942年9月，军委会制定了直辖军队整备至纲及警卫军整备要领。按要领规定，将警卫师与独立第十四旅合并，编为警卫第二师，由秦汉清任师长。汪伪政府成立后，还在南京成立了宪兵指挥部，由日军从北平调来华北伪宪兵一营充作基本队伍，以张诚为指挥。一九四一年春组成宪兵司令部，由申振纲任司令，士兵扩充到一个团。
财政部税警总团
这支部队是由财政部中央税警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佛海为便于控制，把这支部队称为中央税警学校和税警团，置于财政部指挥之下，不隶属于军委会。兵源由日军从被俘的蒋介石军队的士兵中拨充，并收缩忠义救国军和国民党税督团残余人员，武器则由日军供给。税警总团兵力，最多时达一万多人。
海军
汪伪海军部成立后，将原南京维新政府水巡学校改为“中央海军学校”，到1943年先后共招生三百余人。日军将小型兵舰九艘和小炮艇六艘交与汪伪海军，作水上巡逻和军校学生教练之用。汪伪在南京、广州、威海卫三处分别设立要港司令部。总计汪伪海军力量，只不过几十只小舰艇、不足一个旅的兵力而已。
空军
汪伪空军力量更是微弱。军委会虽成立了航空暑，但无一架飞机。1941年5月，日军给了汪伪三架教练机，过后在常州成立了“中央空军学校”。翌年秋，日本赠给教练机十余架，航空署成立了空军教导队。但始终未建成一支作战机队。1943年10月，航空署缩编为一个司，后来又缩小为航空科。
据汪伪政府公布，“迄三十二年(1943)底为止，综计国军实力已达四十二个师、五个独立旅及十二个独立团，华北方面有十二个集团军及八个独立旅。”
汪伪军总数最高时达100万人，正规军约60万人。
伪军的溃败和消亡，这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抗日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和对伪军的有力的打击。
1944年和1945年上半年，中共抗击的伪军则上升到伪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
从抗战初期到1945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依靠自己的浴血奋战毙伤和俘虏伪军累计达一百万人以上。另一方面，中共对伪军的正确政策和强大的政治攻势，促使伪军内部反正抗日的趋势日益发展，尤其是从1944年以后以迄日本投降前后，这一期间，从零星、小股的反正，发展为数千人、甚至上万人的大批伪军反正，从下层军官波及到中上层军官。
1944年“一年伪军反正者三万四千余人，比1943年增加一倍以上。”
这一时期，向我反正的伪军，从地方军到正规军，直至发展到汪伪政府的警卫军。
日本宣布投降后，汪伪军事力量中相当大的一个部分被我军歼灭了，一部分向我军反正投诚，还有一部分自行溃散了；但是，大部分伪军却被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所收编，纷纷列入蒋介石军队的行列。
收编伪军以扩大反共军事力量，这是蒋介石的一项既定政策，还在日本投降前就已经决定并开始进行准备。
汪精卫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日寇侵略中华，神州硝烟弥漫。在国难当头之际，1938年12月19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竟伙同周佛海、曾仲鸣、陈璧君等人经昆明叛逃至河内。汪随即发表“艳电”，公开投敌降日。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粉墨登场的汪伪政府，不仅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行政机构的设立上完全照搬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比如成立交通部航政司规划经营民航事业；同时，设立航空署，管理发展空军事业。
早在汪精卫密谋“和平运动”之初，就注意笼络收买各路军阀与落魄军人。曾留学德国就读航空工程专业并担任过南京飞机修造厂厂长的陈昌祖，自然成为牵头组建伪空军的不二人选。陈昌祖不仅是汪夫人陈璧君的弟弟，更因为其儿女侄子在河内经历了军统对汪精卫夫妇实施的“高朗街刺杀”行动而关系亲密。陈昌祖当即辞去了欧亚航空公司经理职务，追随“四哥”—汪精卫。汪伪政府成立后，陈就任伪航空署署长。汪精卫将航空署直属于自己担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以便掌控。原考试院大院被改为汪伪“国民政府”驻地，院内西侧一栋二层小楼，即航空署的办公场所。于此同时，陈昌祖在上海、香港等地搜罗了二十多名原东北、南苑、广东，甚至笕桥中央航校出身的飞行与机械人员进入航空署工作。
按照陈昌祖的规划，航空署应该先建立一所学校，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当条件允许时，编组飞行中队。因此先要有场地与训练设备。陈向日本军方提出将南京城外的大校场机场或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交还给汪伪政府，结果被日方断然拒绝。
整个1940年，伪航空署就是在这样无飞机、无机场、无训练设备、无飞行学员的情况下无所事事地度过的，建立汪伪“新空军”更是妄想。所以当1940年9月13日，璧山上空，退守西南的中国空军健儿们驾驶性能落后的苏制E式战机迎击日军“零战”时，遥远的南京汪伪政府航空署内，这帮官吏只能摇摇笔杆子，编排些“复兴空军计划”等文字游戏，此外还参考重庆方面空军军官的待遇，给自己拟定了份《空军暂行官佐薪给表》 。
汪伪空军在日本侵略军扶持下，汪兆铭（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于1940年4月30日成立，其政府内便设置了航空署的部门，并归纳由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共同指挥，署长为汪兆铭之妻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
虽说由形式上来看汪政权三军齐备，但与拥兵数十余万颇具规模的陆军相比，海空军只能说是聊备一格，而空军更只能算是摆设。汪伪虽有空军之名，但规模还远不如无空军之名的满军航空队。
1940年汪政权“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
“航空署”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一些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这个单位由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主持。
陈昌祖就任航空署长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四处招募人马，这些人多是来自北洋时期南苑、保定、沈阳及广东等地航空学校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是受欺蒙的沦陷区青年和来自香港的技术人员。
陈昌祖是汪精卫妻弟。曾赴德国学习航空技术。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中德航空公司经理。1938年底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39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30日任伪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1941年6月3日兼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委员会陆海空军修械所长，1942年7月30日特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被伪政府授予空军少将军衔。后任伪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中央大学校长，中政会军事专门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9月26日晨，陈昌祖在南京被军统局逮捕。后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中的空军少将还有姚锡九，姚锡九是江苏宿迁人。曾赴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1916年任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教官。1921年4月赴东北，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务处处长。后任北洋政府航空署航运厅长。1925年7月13日被北洋政府授为陆军少将。调任南苑航空学校教育长。1929年6月22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副署长，同年9月10日调任中国航空公司理事。1931年3月21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1934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参事，1935年9月叙任为空军中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伪政权。1942年7月30日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航空署长，1943年10月29日任汪伪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空军参谋次长。同年10月10日被汪伪政府授为空军少将。1944年5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抗战胜利后被逮捕，1946年在南京以汉奸罪被执行枪决。
汪伪政权在组建空军时困难重重，直至1941年5月份之前，汪伪空军几乎还是连一架飞机都没有。到了1941年5月15日，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下，日本陆军航空队才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移交给伪政府。7月出版的日本《航空朝日》杂志，对移交仪式进行了专题报道，并且简单介绍了日本顾问协助其“重建”空军的情况。6月，汪精卫出访日本，获日本天皇赠送运输机一架，命名为“海鹣”号，做为汪的专机。但是“海鹣”号的驾驶、维护工作全由日方负责。
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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