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一事变”之当事人说法

第八节　

关于“六一事变”之当事人说法

新桂系首领白崇禧

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两广地方实力派1931年以来即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权相对峙。蒋介石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割据势力。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介石一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

1936年6月至9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地方实力派系:广西的新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粤系，发生了严重冲突，这次政治事件又称“六一事变”。“六一事变”几乎触发了一场内战，但是最终以双方达成政治妥协而和平结束。

两广发动六一事变后，蒋介石曾拟以金钱收买广东空军。广东空军自发投奔中央后，戴笠曾携巨款拜访黄光锐，但黄光锐拒绝接受。

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却同戴笠以2万元港币为一架飞机飞走的代价达成交易，但空军司令黄光锐和全体飞行员却都蒙在鼓里，对此交易毫无所知。

事后陈卓林却单独向戴笠要钱，蒋介石虽然很不高兴，还是给了陈卓林20万元港币。但从此陈卓林就没有再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他原任广东空军参谋长，投奔中央后只派了一个南昌空军教导总队(相当于一个大队)参谋长的职务。

当时两广事变的主要当事人多把事变起因推给一个迷信故事:

在事变之前，陈济堂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机不可失”，果然于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接著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位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见《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一册）。李宗仁将军也“强调”，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样，到广州替陈济棠“抬轿”的，整出滑稽剧是陈济棠一人“迷信”和“糊涂”搞起来的。

但史学家唐德刚“访问”了当时参与谈判的一位湖南人刘廷芳之后，发现这起事件根本是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所精心策划的“阳谋”。参与其中的，还有当时桂系的参谋长李品仙，虽然在李品仙将军的回忆录里却只字未提此事。

在国民政府“北伐”时，由于靠湖南将领唐生智响应而成功，因此湖南省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威之以势”，两广的部队可进入永州、衡阳，再诱之以利，如事成之后，则“从龙”有功，富贵荣华不尽云云。然后再动之以情，这个关键的“说客”角色，自然就由与何键交好的李品仙担任了。

为负荷此一“内交”重任，李品仙于1936年初夏为桂使湘。行踪至为诡秘，而湖南方面亲自接待他，并与之密谈的正是何键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个刘廷芳了，另外只有个纪录秘书。

在这场湘桂密议中，最难为的就是何键了。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时，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拔，他自己便身首异处。他如服从中央，则两广“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中央可趁势一石二鸟，而何氏以一人敌两省，胜负可知。他如首鼠两端，拒不表态，则南北夹攻中，就更无完卵矣。

这场湘桂密议可难为了何键，他的原始性的反应还是两面磕头--一面接见两广密使，另一面又公开派遣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他这种两边表态，又两边不表态的干法，两广虽继续“劝驾”，并挥军继续北上；中央可就强硬了--蒋委员长拒绝接见何键专派的官方代表易书竹!意味何键有“附逆”的企图。

在南京中央强迫表态的情况下，何氏权衡轻重，不得已向中央“一面倒”。但是中国传统政治中“办理内交”，则相对实力派之间的“私人往还”，和各派心腹人员彼此之间的密议，实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间的公事公办所能及其万一。因而何键这项“向中央秘密表态”的内交重任，便落到刘廷芳身上了。（参见刘廷芳著“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1986年二月号《中报月刊》）

显然，刘廷芳替何键向中央表态的这一着，影响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反陈的决定。因为余蒋之间，那时也有密使往还。而粤军第六师师长李汉魂“挂印封金”反陈，则是余汉谋倒戈的连锁影响。

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蒋介石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

蒋介石解决了广东陈济棠后，便转而对付广西，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决斗架势。

后来在调停下，双方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

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言归于好，广西问题遂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蒋氏政权对峙的状态，这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