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委员会地位特殊的秘书长宋美龄

第十节

航空委员会地位特殊的秘书长宋美龄

民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

1936年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和航空委员会都迁到南京，航空委员会改组扩大的任务落到航校校长周至柔的头上。

蒋介石鉴于两广军阀反对他的空气仍然浓重，就把周至柔升为航空委员会主任，把航校校长畀予两广系的黄光锐，实施其怀柔政策，航校的实权则操在副校长蒋坚忍的手里。

周至柔调到南京去时，从航校带去三个人，一个是他的本家，秘书周鸣湘，一个是航校附属工厂厂长王承黻，另一个是办公厅秘书蔡竹屏。蔡竹屏在航校随蒋坚忍工作五年，不属于黄埔系统；又因为他曾在上海的报刊上写过讽刺“最高领袖”的文章，一向被认为不忠于“领袖”。蒋坚忍拉蔡竹屏进入“中国文化学会”，曾经过不少波折。蒋坚忍既被黄埔系所嫉视，而蔡因与蒋坚忍关系不错，自然受到黄埔系的排挤，蔡在航校处境苦闷。周至柔在航校三年，对蔡竹屏也十分赏识，所以蔡愿随同周至柔离开航校，藉此摆脱与“中国文化学会”的关系。

周至柔兴致勃勃来到南京，一开头便碰上未曾料到的难题。蒋介石在叫他草拟航空委员会改组方案时，规定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委员会只是虚名，没有一个委员，宋美龄为秘书长，周至柔为主任。以下的编制、人事归周至柔草拟。

周至柔考虑到秘书长虽然只应是主任以下的幕僚长；但这个秘书长却是“天字第一号的夫人”，决不能把她放在自己的下面。因此拟上去的组织系统是：委员长棗秘书长棗主任。　　

不知道蒋介石是为了“客气”、“大度”，还是要宋美龄负实际监督作用，竟亲自用红铅笔把“秘书长”的地位钩到“主任”下面，说秘书长应该是主任以下的秘书长。这就叫周至柔为难了，但他还是在编制系统里让秘书长高于主任之上。

改组之初，航空委员会“秘书”、“主任”以下的人事为：第一处处长沈德燮、副处长欧阳璋；第二处处长黄秉衡、副处长刘芳秀；第三处处长曹宝清；第四处处长王承黻：第五处处长王家骧。处以下的科长，第一处有罗机、王立序等；建筑科(独立科)科长邝某某；参事室参事赵云鹏、姚锡九等；秘书室中文秘书蔡竹屏、机要及财务秘书周鸣湘、俄文秘书李仲武；其他如翻译、打字员则属于顾问室。

组织编制核定后，蒋介石自定为空军中将，宋美龄为少将秘书，周至柔也晋升为空军少将。

以总顾问劳地少将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初到中国时，仿佛有意为徐培根的法西斯宣传作证明，确实曾经迷惑过不少人。

　　从欢迎宴上回来的空军高级人员，纷纷谈论对意大利顾问的好印象。说他们服装整齐，举止严肃；宴会一开始就先举杯祝“蒋委员长”健康，宴席散时还齐声高呼“万岁”；坐立之际，一听到提及中国的“领袖”，马上挺腰肃立，表示敬意。

不特如此，这个顾问团来华时，还带来墨索里尼赠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一架“卡帕罗尼”号巨型座机。

凡此种种，与一向藐视中国的美国顾问团相比较，真使许多空军人员大为感奋。于是蒋介石又派了一批飞行科和机械科的毕业生去意大利留学。据说墨索里尼非但不收任何费用，还一个个亲自接见，把亮闪闪的勋章佩带在中国学生的胸襟上，使这些中国学生以自己的政府不曾授予勋章为憾事(国际上的礼节是，没有在本国受过勋的人，不能佩带外国的勋章)。

但很快，意大利顾问团也暴露了真实面目，他们跟美国顾问团完全是一丘之貉，同样是一伙飞机掮客和航空流氓。所谓墨索里尼赠给蒋介石的“卡帕罗尼”号飞机一经试飞，方知是一架陈旧落后、性能很差的木制家伙。飞行人员谁也不愿意驾驶它，怕出危险，蒋介石更没有乘坐过一次。

更有甚者，他们与日本鬼子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试图窃取中国的军事情报。

“西安事变”前夕，意大利顾问团(此时的总顾问为史卡隆尼)，以策划“对日作战”为借口，向宋美龄提出要航空委员会给他们一系列关于中国空军军备的资料，包括全国飞机场面积的图表，全国飞机数量、性能、种类和装配表，飞行人员姓名、职级的统计表，以及贮藏弹药、器材数量的统计表等等。

对于这种企图，明眼人一看便知其中险谲，但一向迷恋于意大利顾问团的宋美龄竟毫不犹豫，一口答应，吩咐周至柔照办。在这件事上，周至柔破例违背宋美龄的旨意，由此导致了他与宋美龄矛盾的表面化。

航空委员会有了宋美龄这个地位特殊的秘书长，主任周至柔的权限就大为削弱，他几乎事事都要听命于这个“委员长”的代理人。尽管他们在表面上一个客气，一个恭顺，暗地里的矛盾却在日益加深。

在购买飞机这件事情上周至柔竟无权过问，购买大权完全在宋家兄妹宋子文、宋美龄手中。买来的飞机往往是人家贮藏库里的过时货，配不到零件，坏了便无从修理。飞行人员对于陆军出身的周至柔本来就不很服帖，便借使用飞机之事对他进行责难。周至柔向宋家兄妹提到质量问题，就会碰上钉子。宋子文说：“你们要是挑肥拣瘦，那你们就拿钱来．要知道我购买的飞机，都是借来的款，赊来的货，你们办得到吗?”这样，买来的飞机只不过充个数目，登个册子，一架架坏了之后就搁置在棚厂，不容谁有置喙的余地。

　　平日里，这位位极人臣的秘书长又是极难伺候的，连秘书长室的勤杂员兵也须慎加挑选。宋美龄喜爱年青英俊、能说英语、最好是惯于喊“阿门”的上帝子民。宋美龄来航空委员会“办公”，有时每天来，有时隔天来，有时隔周来；来的时间忽而中午，忽而傍晚，事先无从知道。随从的秘书速记人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她乘坐的汽车种类、式样，牌号、颜色，时时更换，难以辨认，这可苦了大门卫兵排长，往往因不认识秘书长的大驾，临时集合排队，连迎接、敬礼都来不及。逢到宋美龄高兴时还罢了，碰到她与周至柔在什么问题上有别扭时，这个“迎候、保卫不周”的罪名首先就得由周至柔担当。

周至柔暗下对秘书们谈起；“夫人”当这里的秘书长，只有一件事是别的机关占不到便宜的，那就是要“委员长”批准的文件，只要先得到她的同意，今天交给她，明天一定批准了拿回来，万无一失。

在许多问题上，宋、周之间虽有某些龃龉，但到头来周至柔只好唯命是听。唯独当意大利顾问索要全套中国空军的机密档案时，周至柔玩了一套手法。他表面上答应交各处科汇集整理，暗地里却用极机密“即刻到”的电报向在洛阳的蒋介石报告，说这是关系国防的极机密件，不能轻易予人；现在秘书长布置下来的任务是否应当照办，请“委员长”立即回电示复。

周至柔这样做是否因为别的事情上跟宋美龄有矛盾而借此留难，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至柔这一做法是有较强的国家利益意识的。同时，他明知蒋介石与宋美龄“同床不出两种人”，但为日后免得承担严重的责任，以此“将一军”，一则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二则蒋介石纵然内心怪他多事，在表面也是难于措词的。

这一手确实玩得高明。果然，秘书周鸣湘在无线电机旁等候了几小时后，回电来了。蒋介石的电文很简单，只有“婉词延宕可也”六个字。怎么“延宕”呢?只好往下推，说各处科还没整理出来，宋美龄到底还是知道了这出把戏，就借鸡骂狗，大骂幕僚无能。

不久，周至柔便被曾经充当过蒋介石侍卫长的钱大钧所替代。直到抗战期间，宋美龄离开航空界，周至柔才复以空军总司令的名义重新登上空军舞台。                   

民国空军总司令周至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