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周恩來、林彪、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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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明文規定：林彪是副統帥，是毛澤東的接班人。1970年，林彪加緊進行“搶班奪權”的罪惡活動。
在1970年8月29日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林彪一夥利用“堅持設國家主席”和“天才”的問題，向黨中央、毛澤東發動突然襲擊，企圖以和平方式，實現“搶班奪權”，結果失敗。
全會以後，黨中央、毛澤東採取多種方式，一面削弱林彪集團的權勢，一面對林彪進行耐心的批評教育。但林彪一夥毫無悔改之意，一面以假檢討應付，一面決定密謀武裝政變，以暴力方式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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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林立果纠集一批帮派骨干分子，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1971年3月21日至24日，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
毛泽东有所警觉，在提议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后，于1971年8月14日从北京起程巡视南方。林彪一伙对毛泽东南巡极为恐慌，千方百计探听毛泽东南巡的谈话内容。当9月5日、6日从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那里得知毛泽东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内容后，林彪等人十分紧张，猜测国庆节前后将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可能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便孤注一掷，开始策动武装政变。
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分别向江腾蛟、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传达林彪手令，具体部署杀害毛泽东。
9月10日，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3时到达北京丰台东站，在车上召见北京党政军领导人李德生、吴德。吴忠等人谈话，傍晚，安全返回中南海。
林彪得知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后，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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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晚，周恩来获悉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乘机出逃后，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达指示，被林立果控制的257号三叉戟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人一起下令才能起飞。
深夜11时30分，周恩来接到叶群要求调用飞机的电话时作了机智的回答以稳住林彪，却使林彪、叶群更加恐慌，于是，决定改南逃为北叛。
13日零时，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服务员登上机，就强令起飞，怆惶出逃。凌晨2时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东北的草原上机毁人亡。
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央及时采取拦截、迫降措施，6点多该机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包括林彪9月8日的手令。
事后，遵照中央的指示，中国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等人，到飞机坠毁现场察看，尸体就地掩埋，并携带现场拍摄的大量照片回国汇报。随后周恩来作出飞机自行坠毁的正确结论。9月18日，中央及时将林彪叛逃事件向高级干部通报。9月29日发出通知：中央已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同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由10人组成的中央项目组，彻底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问题。
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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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从1971年9月5日开始到1971年9月12日的7天中，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1971年9月7日上午9点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汉字典》、《英汉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1小时。
1971年9月7日21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国王亚力山大和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1971年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1971年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周宇驰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1971年9月9日21点，周宇驰布置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1971年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1971年9月11日上午11点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1971年9月12日下午16点30分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接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周字驰向胡萍传达说林立果在得知毛泽东已回到北京后，决定实行南飞广州的方案。
1971年9月12日下午17点左右，胡萍通知任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告诉了潘景寅要严格保密，使用252号三叉戟飞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
1971年9月12日19点40分，北京西郊机场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载上林立果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
1971年9月12日晚，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从北戴河打电话向张耀祠报告说：“林立衡讲，林立果、叶群正在商量要挟持林彪今天晚上逃跑，还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林立衡让我立刻直接向张耀祠副主任报告，保卫好毛主席。”张耀祠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随即报告了周恩来。
1971年9月12日23点20分左右，周恩来在了解到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北戴河以后，命令“注意观察，有情况随时报告”。此时，叶群跟周恩来打了电话，通话半小时。周恩来问叶群有没有调飞机，叶群说没有。林彪、叶群明明私调256号飞机，却说没有调飞机？引起了周恩来的怀疑。
叶群说：“101（林彪）想动一下，去大连住几天再回北京开三中全会，特向总理报告。”
周恩来问：“什么时候起身？”
叶群答：“今晚走，准备空中走。”
为了不惊动他们，周恩来说：“晚上飞行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恩来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周恩来。可是，周恩来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周恩来的警惕。
和周恩来通完电话，叶群试图给黄永胜打一个电话，探听北京的动静。
黄永胜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召集的会议，周恩来接到北戴河报告后，要求与会者不要出门，也不要接电话，同时在门口布置警卫。所以军委1号接线台找不到黄永胜，叶群更加慌了。
和叶群通完电话，周恩来先后对吴法宪、李作鹏下了两道命令，第一道是命令吴法宪：256号飞机立即飞回北京，不许带任何人进京。第二道是命令李作鹏：既然256号飞机有故障，飞机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而且，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联合下命令，飞机才能起飞。周恩来并要李作鹏马上打电话通知山海关机场负责人。
1971年9月12日23点40分，林立果接到周宇驰的电话，说西郊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了。林立果跟周宇驰讲：“首长（指林彪）决定立即北上，你们想办法马上走！”
北上是事先约好的暗号，意思是去苏联。叶群、林立果、林彪等人坐红旗轿车逃往山海关机场。
就在林彪一伙乘坐的红旗轿车即将通过北戴河林彪住处58号楼之际，遭到中央警卫团拦截，红旗轿车加速驶离。
此时，李文普跳车并发生枪击。之后，林彪乘坐的轿车冲上了公路，直奔山海关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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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0点18分，林彪一伙乘坐的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三叉戟飞机加油。
轿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
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
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
1971年9月13日0点23分，256号三叉戟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
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
1971年9月13日0点32分，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256号三叉戟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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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机现场
当林彪的座机起飞后，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不知道他的真实意图和最终去向。周恩来只知道情况有异，问题严重，于是下令打开雷达，严密监视。
256号三叉戟飞机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其后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缓慢而艰难地转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飞去。
周恩来果断地向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发出命令：“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就说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然而256号三叉戟飞机虽然开着无线电，听到了地面的呼叫，但就是不肯作任何回答。
256号三叉戟飞机航线图
1971年9月13日1点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起飞83分钟后，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周恩来立即从人民大会堂驱车前往中南海，当面报告了毛泽东。随后，决定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一律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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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连夜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林彪叛逃事件，主持研究应付各种情况的应急措施。周恩来亲自给全国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的情况，要求各地坚决听从党中央、毛泽东的指挥。
出于保密的考虑，周恩来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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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2点2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飞行了约118分钟时，坠毁在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东经111 °15′、北纬47°42′），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林彪的司机杨枕纲、飞机驾驶员潘景寅以及3名机械师共9名机上人员全部身亡。
林彪尸体照片
叶群尸体照片
9月13日凌晨3点15分，周宇驰等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企图外逃。中央及时采取拦劫、迫降措施，6点多该机在京郊怀柔县境内降落后，周宇驰、于新野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国家机密文件和策划武装政变的材料，包括林彪9月8日的手令。其后江腾蛟等“联合舰队”的其他成员也一一被捕。
林立果尸体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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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军委和总参有关领导开会，分析林彪外逃可能出现的军事动向，研究内防政变、外防侵略的兵力部署。决定集中3个机械化师、2个坦克师、1个炮兵师、4个警卫师，共10个师的精锐部队，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
京北南口，京东首都机场，京南保定以北，是重点防御地区；防空降、防机降、防机械化部队突袭，是主要作战方式。当晚，各部队进入了预定作战区域。
中南海内加强了警戒，增加了警卫兵力，修筑了掩体，架设了机枪和防空武器。毛泽东悄悄搬出了中南海原来的住房，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暂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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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号三叉戟飞机残骸
1971年9月14日上午，中国外交部专门研究了外交对策。当时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谈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导林彪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态。会议分别讨论了在上述情况下的对外交涉和如何表态问题。
1971年9月14日上午8点30分，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新上任的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通报说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中国的喷气式飞机失事。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乘员9人，包括1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他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作出正式解释。
1971年9月14日中午12点50分，驻蒙古使馆的特急电报便送到了中国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手上。 正在主持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会议的姬鹏飞向与会者说了这样一句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并立即派人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正在那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1971年9月14日14时左右，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刚刚入睡的周恩来被紧急叫醒，首先看到了电报。他顿时异常兴奋，连声说：“啊，摔死了！摔死了！”顾不上换下睡衣，亲自拿着电报快步前往118厅报告毛泽东。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大约36个小时之后，知道了林彪机毁人亡的结局。但中央依然决定，在没有拿到林彪摔死的确凿证据，没有完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对内对外都要严格保密。于是，外交部指示驻蒙古使馆继续就飞机失事原因进行调查和交涉，并把进展情况随时报告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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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8日，在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5天之后，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份通报林彪叛逃的文件。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审查。这份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毛泽东看后，批示“照发”。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个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
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以57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197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以65号文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971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以77号文件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
1972年1月13日、7月2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又相继转发了中央项目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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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后，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一样，都是搞“复辟资本主义”。
围绕批林问题，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意见是：批判极左思潮，在各条战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以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为代表的意见是：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
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此后，他反复强调，要抓路线方向，防止出修正主义。在中共十大召开前，批孔成了毛泽东经常谈论的话题，明确否定了党内批林纠左的路线。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1973年9月23日，毛澤東接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1974年1號文件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國開始了“批林批孔”的運動。
全國軍民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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