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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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但是，由於國共兩黨奉行著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國民黨的正面戰場和共產黨的敵後戰場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局面。
國民黨正面戰場雖對日軍的侵略進行了英勇抵抗，但由於其奉行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禦的作戰方針，不斷遭受了嚴重失敗。國民黨甚至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與日本進行秘密接觸，試探媾和條件。
八路軍卻在華北敵後戰場上，正確執行了共產黨的全面抗戰路線，一面積極配合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一面深入敵後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根據地，廣泛開展敵後游擊戰爭，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但是，在黨和軍隊的一些工作中出現了過高估計國民黨的抗日積極性，過分遷就國民黨等右的傾向。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他認為: “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他還再次強調了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明確指出: “這個原則的說明、實踐和堅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陳雲從蘇聯，經新疆迪化(今新疆烏魯木齊)到達延安。王明此時的身份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
康生
王明回国时，带来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新形势下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议。这些建议是在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根据王明的报告讨论通过的。会议高度评价了中共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所取得的成绩，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但是，会议也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认为中共缺乏工人阶级基础，大多数老干部出身农民，有武装斗争经验，但连城市工人运动的一般概念都没有。“为此，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作为这种“新人”回到延安的。王明行前曾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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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13人。张闻天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
王明的报告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的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的意见。但是，他又以共产国际路线代表的名义，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原则”，没有提出“抗战高于一切”；批评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对形势的分析有错误；批评了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一些正确观点，并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王明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忽视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和集团的原则区别。完全抹煞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和斗争。
王明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认为，要承认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优势力量，历史上就没有资产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事情，空喊领导权，只能吓跑同盟者；国共两党不是谁领导谁，而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王明的主张，实质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王明还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幻想依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求得抗日战争的速胜。王明看不到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片面地强调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不适当地要求“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无前提地要求“逐渐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王明实际上是把抗战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也包括当时的一些地方军阀，如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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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他的错误思想在会上曾影响了一些同志。毛泽东等在会上发言，正面阐述了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的正确主张。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未能形成会议决议。
但是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还决定，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准备委员会主席，王明为书记；并由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康生、陈云5人组成准备委员会秘书处。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东南分局。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央治局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
会议之后，王明前往武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领导长江局工作期间，王明积极推行其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使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正在恢复和发展的党的工作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妨碍了华中敌后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开创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抗日战争形势和党的工作问题。(又称“三月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8人。王明在会上先后两次发言，其他与会同志也发表了意见。
王明在发言中认为，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没有写成一个决议，这是政治上的损失，继续坚持和发挥了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对国民党的看法上，王明认为，自1937年12月以来的3个月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出了一些新的进步；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因此，我们对领导中国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热烈的希望”；希望国民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更大的改进，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增强，以领导我国军民抗战；我们不仅现在努力维护领导抗战的统一政府，即使在将来抗战更困难、更复杂的局面下，我们也是竭力赞助统一政府的。
在抗日战争的当前任务问题上，王明认为，保卫武汉是当前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如果中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武汉，不幸终于被敌占领，则我国的抗战，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处于比今天更严重困难的局面。因此，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并且应当对保卫武汉的事业抱着“最高度的热忱”和“最坚强的信心”。
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王明认为，要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家军队”，并把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五个统一”，发展为“七个统一”，即：1．统一指挥。2．统一编制。3．统一武装。4．统一纪律。5．统一待遇。6．统一作战计划。7．统一作战行动。王明认为，只有建立几十个有新式装备的国防师，才能真正谈得上准备了对敌反攻的军力，才能达到在长期抗战中消耗敌人和歼灭敌人的目的。
在国民党统治区民众运动的工作方法上，王明认为，应该“以合法、统一和互助合作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应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在各地方，应组织统一各界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民众团体应向政府机关登记，接受政府的领导，动员和组织民众去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并达到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统一”。
王明的发言完全撇开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独立发展，忽视了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意义，实际上把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摆在了抗日战争的中心地位。王明的主张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了无产阶级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其结果只能是把共产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统一”到国民党那里去。
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在会议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在军事指挥关系上，应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八路军的主要战术是游击战；要在战争中组织游击队，从游击队发展创造成为大兵团；要在游击战争中创造根据地，使各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的据点。毛泽东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虽有进步，但是合作中确实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张闻天提出：“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我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张闻天还提议，“党的力量要重新配备，要把更大的力量放到民运工作上去。与国民党的谈判则不要许多负责同志去”。“在战区，发展党最为有利。”毛泽东等的发言，实际上抵制了王明的错误主张。会议经过讨论于3月1日决定，王明和凯丰在会议之后去武汉工作，王明在武汉留一个月即回中央，凯丰留长江局工作。
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会议之后，王明却以个人署名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诡称“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扬，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新疆军阀盛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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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回国后与新疆军阀盛世才搞的“统一战线”，最终造成的恶劣结果，其实就是他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为指导。
当时，新疆马仲英和、张培元、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马仲英和张培元先后率部进攻迪化，对盛世才形成夹击之势。盛世才除率部迎战外，便向斯大林求助。
1933年10月，盛世才与苏联特使签订了秘密协定，其中包括苏联向盛世才提供300万卢布的军火（内有30架飞机和机枪、通讯器材）等内容。作为回报，盛世才答应向苏联出让开采黄金、石油和矿山的权利，以及在新疆修筑一条通向苏联的铁路。此外，盛世才还答应要在新疆“推行和扶植共产主义观念”。
在此前后，盛世才与苏联驻迪化总领事保持密切联系。他经常邀请总领事到家里做客，饭后还请对方参观自己的书房，并且说他在学生时代就信仰共产主义，书架上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就是他的秘密藏书和必修之课。除了这种“精神贿赂”外，当客人离开时他还有贵重礼物相赠。因此，苏联总领事向莫斯科汇报：盛世才相信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研究颇有心得。
不久，斯大林派红军进入新疆，换上中国军队的服装，先后将张培元、马仲英击败。张培元被迫自杀，马仲英也退往吐鲁番、喀什一带。在此之前，盛世才还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等人逮捕并处以绞刑。至此，盛世才在斯大林帮助下消灭了全部异己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新疆的局面。
为了帮助盛世才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斯大林除了直接派兵和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外，仅仅在1935年8月，就向新疆贷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货款250万卢布。在管理方面，由共产国际和苏联内务部向新疆派遣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的顾问和专家300余人，其中有不少人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过的中共党员或加入苏联共产党的中国人。这些人的组织关系受苏联迪化总领事馆管理，遵守共产国际和苏联确定的在新疆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共产主义的原则。
苏联内务部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机构，主要职能是苏联国内安全保卫工作，打击反革命分子维护苏联体制；负责国境管制、消防交通管理等，甚至到最后它还建立了一套经济系统。著名的克格勃情报机构也仅仅是它的下属机构，还有苏联劳改系统古拉格集中营也归其管理。
鉴于盛世才的上述表现和斯大林的战略决策，共产国际于1934年曾指示中共中央要重视新疆问题，并要求把新疆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于是，究竟是西进还是北上，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因此无论西进还是北上，目的都是要背靠苏联。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一时间，新疆各地红旗飘扬，到处悬挂着斯大林和盛世才的巨幅画像。盛世才推出了全面奉行亲苏亲共政策。
两个月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经过新疆，要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于是他成为中共与盛世才最早取得联系的一位负责人。
随后，中共中央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其要点是：1.占领宁夏，控制河西走廊，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2.与东北军进行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该计划经共产国际批准后，由中国工农红军组织两万多人的西路军渡过黄河，经河西走廊向新疆挺进。
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正在莫斯科的陈云和滕代远率代表团专程赴新疆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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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为何要派正在莫斯科的陈云去接应西路军？因为陈云曾在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参加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随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报告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撰写了最早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并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陈云
因为陈云对红军十分了解。陈云接到了共产国际指派的任务后，便在离开莫斯科之前，特意向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需要大批军火的要求，季米特洛夫经苏共中央批准，准备了90辆坦克、90门大炮和其他武器弹药，一并运往中苏边境。
12月中旬，当陈云、滕代远率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抵达靠近新疆的霍尔果斯时，看到苏联已经准备好大批坦克、大炮等军事物资。但是，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苏联当局改变了原有行动计划，陈云以及大批军火滞留在中苏边境的苏联一侧。这时，等不到接应的西路军，既无援军又无粮草，在河西走廊遭到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顽强阻击，再加上中央指挥失当，战斗极为惨烈。
1937年4月，西路军残部1000余人被困在祁连山一带，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
滕代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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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滞留在中苏边境的陈云，又接到共产国际的受命去号称“新疆东大门”的星星峡接应。为此，盛世才派出专人专车，把陈云、滕代远等人从边境对面接到迪化，并专门设宴招待这些远方的朋友。随后，他根据陈云的建议，派数百名官兵和数十辆军车，载着粮食、军装等大批物资，由迪化出发，前往星星峡寻找弹尽粮绝的西路军残部。
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新疆没有代表机构，公开的秘密的都没有。所有关于接应西路军并转送苏联赠予的武器物资等均有共产国际安排，陈云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负责人。他的直接领导是王明而不是毛泽东。
为了寻找西路军残部，责任落在新疆边防署边务处，这是一个在苏联建议和帮助下建立的具有高度机密性的侦察机构。处长由盛世才兼任。第一副处长武佐军，第二副处长陈培生。陈培生是由共产国际和苏共派出的联共党员。苏联派来一位少将顾问和三位上校情报官，还有一位德国籍无线电专家。
边务处一直监控着红军西进的情况。边务处将搜集到的有关河西战事消息多次向盛世才报告，盛世才不动声色，保持沉默。西安事变不久，盛世才突然交给边务处一顶秘密任务：选派一名干部去甘肃找红军西进部队，找到后给红军带路进新疆。同时，边务处总电台则争取与西路军电台联系，以便向他们传达西进新疆的共产国际命令。
盛世才为了加强与边务处的联系，在自己的卧室和边务处之间安装了直线电话。盛世才已知道西进红军被马家军围困，遇到巨大损失。盛世才还召集教导团部分军官开会，宣布教导团步兵一营改编为教导第四大队，去星星峡接应西路军左支队进疆。并组织部队击退拒绝红军西来的尧乐博斯骑兵。
接待西路军进疆采取了极秘密的行动，也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专门机构，全是盛世才亲自向有关部门分别交代。
当李先念等西路军残余人员被找到时，他们对盛世才伸出救援之手感动得流下眼泪。西路军残部对盛世才的感激不言而喻。
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明、副团长是康生。从苏联派往新疆去援接西路军左支队的共产国际代表是陈云、滕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
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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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西路军左支队残部400余人到达迪化后，经陈云提议，王明和盛世才协调后，同意将西路军左支队以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西路军左支队摘下了红五星，穿上了盛世才部队的统一军服。
苏联迪化领事馆具体负责解决“新兵营”的供给，包括伙食、服装、办公费、取暖费、人员每月的津贴等等，名义上是盛世才给的，实际上是苏联给的。由苏联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等军事装备。两年后，其中30多人被选送苏联，继续学习军事技术。
与“新兵营”直接联系的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有关新疆和“新兵营”的情况汇报，由共产国际驻新疆代表陈云通过苏联迪化领事馆的电台，发电报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再转延安的党中央请示。
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新兵营”没有任何政府机构、政治和军事组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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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期间，张国焘与毛泽东在懋功会晤，当时张国焘根据自己掌握的情报，知道苏联在新疆有相当力量，如果红军向那里转移，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毛泽东也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休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但是接下来的“西进计划”失败了。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几乎全军覆灭。后来在盛世才的帮助下，西路军左支队残部改为“新兵营”，在新疆保存了下来。
1936年4月，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颁布以“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为内容的“六大政策”。盛世才全面奉行亲苏亲共政策，与苏联、共产国际关系密切。这就引起了毛泽东对新疆的关注，新疆可以作为通向苏联的国际通道。
但是盛世才与延安的中共中央没有太多的联系，主要是直接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沟通。毛泽东决定在新疆建立一个延安与新疆可以直接对话的机构。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于1937年10月，毛泽东让自己的秘书周小舟奉中央军委之命，以中央军委联络员身份到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
周小舟
周小舟(1912-1966)，原名怀求，字元诚，湖南湘潭黄荆坪人；生于一个诗书之家，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怀求的父亲周庭拔，曾随堂兄周纫秋在外地做过税监、师爷一类的小官吏。周小舟4岁开始描红，稍大，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书。1921年秋，周小舟寄居伯父周纫秋家继续就读。由于成绩优良，思想活跃，他深得伯父喜爱。
1928年周小舟考入长沙著名的明德中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时期就担任了中共北平临委宣传部长。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工作。
1936年1月，年仅24岁的周小舟，与历史学家吕振羽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联合抗日，初露锋芒。同年8月，周小舟到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南京谈判情况。
周小舟的能力、才华，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欣赏，便将他调到中央军委，任自己的联络秘书。
革命大本营初定陕北时，毛泽东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即使是成篇的文章，也要征询部属的意见。周小舟毫无顾虑，对于文稿的写法和语句，直陈己见。毛泽东很重视他的意见，有时整段采纳他修改的文字，对他很是赏识。有时，毛泽东与周小舟这位“老乡”秘书，也聊聊湘潭的乡俗民情，谈谈故乡的名人轶事，说说家乡的革命斗争。此时，两人无拘无束，乡音未改，都感到愉快莫名，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
周小舟在毛泽东身边，学到了许多东西，工作作风和方法都得到了改善。他对毛泽东的领袖风范和革命精神，由衷敬仰，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甚至连写字，都要学习毛泽东书法的风骨和神韵。
毛泽东对他的秘书们，一般不会长期留在身边，而是让他们在革命风浪中锻炼成长。
1937年4月，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周小舟代表党赴山西，与阎锡山进行联络，做艰巨复杂而又危险的统战工作，以争取和平民主权力。此间，毛泽东与周小舟之间电讯不断，周小舟承担了党和毛泽东“特使”的重任。周小舟认真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完成任务后返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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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周小舟在山西的出色工作，感到高兴。10月初，即派周小舟以中央军委联络员的身份，前往新疆盛世才那里商谈，拟在新疆建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事宜。
当时，新疆是我党与苏联之间人员、物资往来的惟一通道，减少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阻挠，保证交通顺畅，是至关重要的。
周小舟临行前，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与他谈了一次话，对于此行的任务及注意事项，都作了详细交代。
10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行程中的周小舟，对他表示关怀和指导。电报说:“你在工作中的政治方向是没有错的，工作中表现了积极与努力，一般说来是有成绩的。”“但在工作中还表现了一些缺点，这就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轻躁、粗率与骄傲的作风。”“改变的方向是用谨慎、周密与谦逊的态度去观察问题，去处理问题，去待人待物，特别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须严格采这样的态度。”话语中含有深情厚谊。
1937年10月，周小舟在新疆与与盛世才商谈八路军在新疆设立办事处事宜。盛世才得知这个中央军委联络员周小舟是毛泽东的秘书时，非常客气。同意八路军在新疆迪化设立办事处。并确定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选址，愿意提供一切方便。
新建立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位于迪化，即今日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位于新疆中部，地处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辖区东以恰克马克塔格至大河沿一线与吐鲁番市接壤；西以头屯河与昌吉市为界；南以喀拉塔格－克孜勒伊接南山矿区，突出部分折向东南，沿未日洛克－阿拉沟以东与托克逊县相连。在夏泽格山脊线3以南与和硕县毗连；西南与和静县为邻；北部沿博格达山脊与吉木萨尔县、阜康市、米泉市分界。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旧址现已改为纪念馆。纪念馆为一幢土木结构，青砖压檐砌腰、中俄合壁式的二层楼房。周围绿树掩映，花团紧簇；院内绿草如茵，洁净如洗。大门外一侧挂着一块铜制牌子，上面镌刻着1974年董必武亲笔题写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原址”11个大字。
该建筑楼顶南侧有一座凉亭。登上凉亭，可以鸟瞰市区风光。院内耸立着数十棵参天白杨和四季长青的松柏。每年春季，迎春最早的杏花，点缀着满院春色；夏秋季节，园中的各色鲜花，争妍夺目。
这里原是一处私人住宅，房主赵德寿。在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任塔城行政长。这幢楼房是他亲自设计并雇人建筑的，始建于1928年，落成于1933年。1937年盛世才逮捕赵德寿，此楼以逆产没收，改为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第二招待所。
周小舟在新疆与盛世才商谈建立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事宜时，盛世才同意将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第二招待所交八路军驻新疆代表专用，但考虑到当时的时势因素，盛世才主张对外不公开使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名称，对外可沿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第三招待所”名称。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在迪化正式成立后，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周小舟、滕代远先后担任办事处主任。
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正式成立，标志着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正式成立。
王明（前排中）与毛泽东（后排右一）、项英、何凯丰、陈云、刘少奇、康生、彭德怀、张闻天、张国焘、林伯渠、秦邦宪、周恩来等在延安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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