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四人幫”是指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結成的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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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時要批孔的意見。此後，他反復強調，要抓路線方向，防止出修正主義。在中共十大召開前，批孔成了毛澤東經常談論的話題，明確否定了黨內批林糾左的路線。
中共十大後，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春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江青與姚文元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發中共中央1974年1號文件轉發由江青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1974年1月，江青等人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卻將矛頭指向周恩來。
“四人幫”這一稱謂最先由毛澤東於1974年1月初在對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批評中提出。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幫派活動，說“她（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將江青等四人當成一個宗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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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6日，江青周恩來康生接見紅衛兵
1975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加快经济发展，重新启用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进一步对江青等四人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此后，“四人帮”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称。
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造成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解决。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调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状态。因此发展为对文革的全面纠正。尤其是经济的明显转机，证明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错误性。
但是，邓小平的做法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
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绩之一，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容忍邓小平或任何人对所谓“文化大革命”进行拨乱反正，至少在他有生之年是绝对不希望看到这样情况发生的。
1975年10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张廷发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
张廷发（1918年4月9日－2010年3月25日）福建沙县人。1953年空军扩大时，张廷发和部队一起并入空军，并担任空军第一副参谋长。1955年，37岁的张廷发被授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军衔。1958年40岁时，又被罗瑞卿和刘亚楼看中，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后又晋升为空军副司令，仍兼参谋长。
张廷发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廷发被停职反省。1969年10月和1970年8月，先后被送往山东鱼台和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
林彪事件后，张廷发于1973年恢复工作，任空军副司令员、空军党委第三书记。
1975年10月1日，张廷发经毛泽东批准，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
张廷发曾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战争年代，不论是在邓小平身边，还是独当一面，张廷发屡建奇功，深得邓小平赞赏。建国后,在空军司令部工作的张廷发与邓小平接触不多，直到“文革”末期邓小平执掌军权后，张廷发与邓小平才重又合作。
张廷发被任命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之初，邓小平副主席曾找张廷发谈话，他说：“你现在是空军主要负责人，你对当前空军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张廷发简要汇报了空军存在的问题和准备用整顿的办法来解决。
邓小平听后表示满意，说：“好，就照这么干。部队要整顿，还是全面整顿好。”他还语重心长地叮嘱张廷发：“你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夺去，保证每个空军部队的领导权不被野心家抓走。”
不久，张廷发又见到叶剑英副主席，他对张廷发讲的第一句话，也是讲领导权问题。他说：“廷发同志，空军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两位副主席的话，归纳起来，一是保住党对空军的领导权；二是部队要整顿。
张廷发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不管形势怎么变，这两条要始终把握好，完成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历史交代。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毛远新传达。
在这种情况下，毛远新向毛泽东反映邓小平妄图“翻案”，同时触怒了毛泽东和江青集团。
最终促使毛泽东作出决定：反击邓小平。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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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控制军权，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则以“空军政委不听话”为由，要求整顿空军，首先向空军夺权。并由王洪文炮制了“杜忠事件”。
1975年12月10日，王洪文点名要找空军党委一、二、三书记和高厚良副政委谈民航问题。高厚良，河南新县人。1932年参加红军，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红四方面军参加了长征。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在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后任空三师师长，指挥空军入朝鲜作战。在朝鲜期间升任空四军军长。1955年，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那时，民航归空军领导，空军第二政委余立金为民航政委却没有被找去开会。
早不谈，晚不谈，为何选择1975年底谈？
王洪文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
首先在政治上，他以为全党全国形势对他们一伙极为有利。11月底，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对全党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明确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转弯子”。这些话，就是针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和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的。
其次，在具体工作上，也作了充分准备。王洪文通过他在空军和民航的亲信，说“民航常委扩大会是‘右倾翻案风’的会”，“余立金在会上带头搞‘右倾翻案风’，会上有些人的发言严格讲是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会议的总结是唯生产力论”。他把民航党委扩大会议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全套文件和小组会记录都调去了。
1968年3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被指“阴谋夺取空军大权”“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1968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令撤消三人职务，杨成武被指为“叛徒”遭逮捕。“9.13事件”后，毛泽东称“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辞”。 于是余立金于1974年后复出，任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
空军第二政治委员。
王洪文指责余立金在民航常委扩大会上带头搞“右倾翻案风”的直接目的，是要打倒一大批民航领导干部，进而否定空军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终否定主持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叶剑英、邓小平，以便实现打倒他们和军队各大单位一大批领导干部的野心。
王洪文要打倒余立金政委和民航一大批领导干部的事并没有结束，只不过是暂时挂起来了。张廷发心里想，王洪文迟早还会再挑起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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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25日，江青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召集12省、市、驻京部队各大单位领导打招呼会。
作为第一书记、空军政委的张廷发，当然要参加这个会。此外，还有两名空军党委常委参加会。对于江青召集的会，张廷发持谨慎的态度。因为，前年江青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派联络员来空军送信、点火，把空军也都搞乱了。
在空军机关和一些直属单位，大字报满天飞，随便点名批斗领导干部，安定团结的局面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机关大门外，上访的、点名来揪人的、串联的波及到了空军的大大小小营院。
遵照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小平、叶剑英主持召开的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对军队进行全面整顿。
江青等人对这次会议极为不满，要全面否定。江青要与会领导同志“转弯子”，并公开点了空军的名，说“空军政委不听话”，威胁要解决空军的“问题”。
1976年4月21日、24日，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私自召集空军党委常委“谈话”。
21日的那次“谈话”，张廷发托病没去。曹里怀副司令员、高厚良副政委等去了，回来后说：“王洪文很凶，叫嚷我是党中央副主席，我有权！空某军的干部、南空的干部、民航上海局的干部，没有我的同意，一个也不许动。”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支持的那几个人，他自己不说，空军党委常委还不十分清楚，他那么一一点名，空军常委反而一清二楚了。
常委们都是长期在军队工作的，特别是常委中的红军干部，在关键的时刻应该听谁的，是很坚定的。张廷发毕竟是经过多次政治风浪和战争考验，心里有根主心骨。听党中央的，听毛主席的，听中央军委的这个信念不会动摇。
王洪文这次“谈话”不久，便传出了“空军政委不听招呼”的话。这当然是指张廷发。这个话，江青在2月中央“打招呼”会上就说过。
张廷发左思右想，“不听招呼”只不过是个借口，实质上是要整人了，要整空军，或者说是要把空军拉过去，采取先打后拉的办法。这种伎俩，对这些长期在军队工作的老红军是瞒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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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不久，王洪文一伙藉此制造了一个“杜忠事件”。
王洪文毫不隐讳地说：“要通过杜忠事件，砸开空军的班子。”“杜忠事件是甩向空军的一颗重磅炸弹”，意思是说空军党委常委绝大多数人难过这一关。他们甚至兴高采烈地说：“藉这封信，不但可以抓住空军领导班子，还可以抓住中央军委领导班子，以至党中央领导人了。”
“杜忠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杜忠原是空军某师副师长，1968年8月1日，受驻上海空某军党组织指派，到上海公检法军管，任某项目组组长。在项目组工作中，杜忠接触到张春桥等人收集和整理的黑材料，并且发现张春桥等人的错误十分严重。不久，为掩人耳目，张春桥指使他的亲信对知情的杜忠进行隔离审查，妄图堵住杜忠的嘴，掩盖张春桥一伙的罪行。
1973年九十月间，张春桥一伙对杜忠的“审查”基本结束。杜忠在待处理期间，认为张春桥整理黑材料事关重大，一连写了4封信揭发张春桥的罪行。其中一封交张春桥、王洪文把持下的上海市党组织。可以想象，在张春桥、王洪文严密控制下的上海，4封揭发信不可能送到中央，而是全部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中。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上海市几个追随“四人帮”的领导人手中查获到这4封揭发信，证实了揭发信在张春桥手中的判断。
张春桥一伙截留到杜忠的揭发信后，有很多批示，并组织千余人对杜忠反复批斗，并从待处理变为继续关押审查。
杜忠问题公开化了，也把张春桥等人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公开化了。张春桥一伙不得不改变策略，由公开批斗，又改为秘密关押。先把杜忠转到农场，后又转交南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严加看管。
杜忠在南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期间，又写信揭发张春桥的罪行。信中说：“我整了中央首长的黑材料，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不能一错再错，我作为一个受党长期教育的共产党员，就是他们不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我也要把事实真相报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张春桥问题不揭发，我死了烧成灰也不甘心。”
这封信，按军队的组织系统交给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此时，已是1975年深秋。
6
空军副政委黄立清正在南空参加南空党委贯彻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会议，南空政治部请示如何处理杜忠的揭发信。
黄立清（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黄立清（1913—1988），湖北省大悟县禹王镇江田村江家田人（原黄安县五区，后划礼山县，今大悟县），青少年时时期就投身革命，1929年加入红色少年先锋队，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立清同志历任红军班长、排长、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副部长，红31军第91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各次反“围剿”。1932年西征到达川陕地区后，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1935年3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黄立清于1937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警备6团政治处主任，率部深入敌后，在雁北、绥南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参加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1941年任八路军120师独立1旅2团政治委员，1942年部队调往陕甘宁边区，担任绥德地区警务任务。1945年春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黄立清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绥军区第11军分区司令员，绥蒙军区第22师师长兼军区政委，1949年随贺龙、李井泉进军西南。在绥东、绥南、绥北等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独立指挥作战，身先士卒，为保证这些战役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立清历任西南军区第二工作团团长，西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沈阳军区防空军司令员，沈阳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副政治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黄立清惨遭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黄立清于1975年重新工作后，他坚决执行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重要指示，参加领导了空军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当南空政治部请示黄立清如何处理杜忠的揭发信时，
黄立清副政委当时的处置措施非常果断、正确。他指示：信的内容不准扩散，按军队的组织系统，密封转空军党委处理。
杜忠的揭发信转到空军后，分管清查工作的副政委高厚良的处置也是正确的，他指示空军清查办公室密封保存，内容不准扩散。
空军党委常委包括第一书记的张廷发，都不接触杜忠的揭发材料。
杜忠是空军的师级干部，他的错误是一回事，他作为军队干部写揭发信，按军队的组织系统要求转交中央，从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来讲，都是无可非议的，这是另一回事。
鉴于王洪文、张春桥还在中央工作，南空、空军两级组织采取密封揭发信，不扩散内容的措施，也都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
7
在王洪文阴谋策划下，他们一伙人倒打一耙，嫁祸于人，图谋借“杜忠事件”打倒空军一大批领导干部，以便把他们信得过的人，安排在空军领导岗位上。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件事的罪名栽赃到空军领导同志头上，诬蔑空军扩散了揭发信的内容，是“反党”、“分裂中央”的严重事件。因为根据揭发和交待材料证明，“杜忠事件”是关系到王洪文、张春桥政治生命的大事。
为此，王洪文一面加紧阴谋活动，另一面他自己亲自上阵调查。1976年3月30日深夜，他背着中央军委，直接打电话给驻上海的空某军军长，指派他调查“杜忠事件”，并把调查材料送给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的死党。4月19日，王洪文又打电话给他，要他来北京汇报“杜忠事件”的调查结果。王洪文做贼心虚，在电话中告诉这个军长：“你不要请假，以免暴露形踪。”其实，纸是包不住火的。一个军长，作战、指挥、航行以及日常工作多得很，离开岗位几天，不见人影，难道不会引起怀疑？
王洪文亲自安排这个军长来京的吃住问题，搞得非常神秘。在听这个军长汇报时，王洪文说：“杜忠的信是去年七八九3个月‘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产生的。同南京的政治事件和北京的天安门事件有关，这是给邓小平当炮弹的。”王洪文还说：“杜忠事件要一查到底，北京由我查，上海由你查。你要大胆查，你不要怕打倒，打倒了，我把你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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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24日，王洪文在北京三座门军委会议室，再一次找空军党委常委“谈话”。参加谈话的有王洪文、陈锡联和张廷发。
“谈话”一开头，王洪文就对着张廷发来。问张廷发：“你看信没有？”
张廷发装作没听见，就是不说话。
张廷发不说话，会开不下去。
陪同王洪文“谈话”的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开口了：“问你哩，看过信没有？”“我们都是老同志，实事求是，看过就看过，没看就没看。”
张廷发还是不说话，一言不发坐着。
王洪文见张廷发不说话，站起来走到张廷发面前，把几页纸在张廷发面前晃起来：“你看过没有？”
这哪里像党中央副主席同空军党委第一书记“谈话”，明明是在审查人、吓唬人嘛。
“我没有，我又不是聋子。我听见了，我没有看过！”张廷发大声吼叫起来。
王洪文查揭发信“扩散”问题，查不下去，“谈话”草草收场。张廷发心里明白，这件事还没完，还会有问题，会逼张廷发表态。
9
1976年7月18日，王洪文批来一份揭发材料。他在批示中指责空军黄立清副政委为邓小平“鸣冤叫屈”、“咒骂文化大革命”、“攻击毛泽东主席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等等。
王洪文要空军党委“讨论”他的批示和给黄立清副政委定性，“并把讨论结果上报军委”。
张廷发对王洪文“批示”的意思是先放一放，应付一下，张廷发不说不办，也不说立即办，理由是我们常委同志全力以赴去唐山参加抗震救灾或坚持指挥所值班。一天几百架飞机在唐山机场起落，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最紧张的时候，每26秒钟起落一架飞机，不但白天黑夜飞，还跨昼夜飞行，这是党和人民最需要空军支持的时候，常委不能分散精力，不能不管，也不能马虎。
实际上，张廷发也在考虑，如何妥善了结这件事。
王洪文“批示”要报军委，怎么报？把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材料原封不动地报，肯定不行。如果加上空军党委的意见，我们拿什么意见？同意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信的57条，那么就要打倒黄立清副政委，定性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不同意王洪文“批示”和诬告信的观点，后果是不容乐观的。
1975年冬至1976年10月以前，随着“批邓”、批“右倾翻案风”的掀起和深入，空军的日子一天天不好过。王洪文逼常委表态。甩过来的帽子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紧张。
王洪文说什么“空军怎么没有资产阶级？那不成了仙山琼阁？”接着说：“对7月18日的批示讨论了没有？（指1976年7月18日，王洪文对南空诬告黄立清副政委材料上的批示）怎么讨论的？中央正在注视着空军的班子，看看每个人的态度。”
王洪文虽然是1975年的中央军委常委，但是，党中央并没有委托他管空军的事。他却三番五次插手空军，挑起事端，对空军党委常委中的老同志一再予以打击。
对王洪文在空军的越权越位，横加干涉，打棍子，扣帽子，无限上纲，这些恶劣行径，所作所为，空军党委是有所警惕的。所以对王洪文的所谓指示能拖则拖，有的干脆不予理睬。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这伙无恶不作的败类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杜忠事件”随着“四人帮”被打倒而结束。
然而杜忠這位敢於揭露“四人幫”問題的好同志，已被“四人幫”迫害折磨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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