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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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直接領導下，毛澤東堅持的“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統一戰線”改變了王明主張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在軍隊建設方面，毛澤東始終堅持要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武裝，要建設自己的軍隊。要將軍隊的領導權由中國共產黨自己掌握。
當時的八路軍駐新疆代表是鄧發。鄧發於1937年在蘇聯參加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工作並學習。1937年9月回國到新疆，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兼第18集團軍駐新疆辦事處主任，主持黨的新疆工作。
研究這段歷史時，人們忽略了盛世才與鄧發之間的個人關係。盛世才非常厭惡鄧發，甚至可以說是萬分憎恨。他當然不會接受鄧發的任何建議和合作。
2
那麼鄧發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邓发(1906年3月7日-1946年4月8日)，原名邓元钊，广东云浮人。邓发是中国共产党前期领导人之一，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 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大罢工和东征战役。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后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
1930年夏，邓发任江西省委(白区)书记。组织被破坏后被捕，出狱之后返上海组织部从事地下党工作。1930年2月到粤东大南山任闽粤赣边区特委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4月任苏区中央局委员。7月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4年1月任中共6届5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的苏维埃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即今日之公安部和国安局。也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契卡”。
邓发和项英被中共中央派往苏区时，项英抵达赣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处理富田事变的后遗问题，未曾过问闽西的工作。1931年1月初，邓发发动了“肃社民党”运动。由邓发主导的闽西肃反具有革命绞肉机的全部特征，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结果爆发了在中共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坑口兵变”。“坑口兵变”的发生与被镇压，几乎与赣西南的“富田事变”如出一辙。邓发作为中共闽西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极端行为，应负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责任。
1935年1月，邓发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长征途中，邓发既负责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破坏和袭击。长征结束后，邓发继续担任政治保卫局局长。
当时，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就是由他从国民党统治区西安接到陕北苏区的。但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邓发!邓发!……哦，邓发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警察的头子，而且还有悬赏5万元要他的首级……他，这个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敌营的中心，不把到处追缉他的特务放在眼里。”
3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受中共委派已赴苏联的邓发两个月后回国，赴新疆协助共产国际驻疆代表陈云工作。陈云也是中共特科的主要领导者。
10月初，经过从延安来迪化(即乌鲁木齐)的毛泽东秘书、中央军委联络员周小舟与新疆独裁者盛世才进行磋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即在迪化的南梁招待所成立了，对外称“第三招待所”。
同年11月、12月，当陈云、滕代远相继被调回延安后，邓发于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
当时，中共与盛世才之间的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建立，且已有一批共产国际和苏联派出的联共党员帮助盛世才当局开展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中共在新疆的活动要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双重领导，事实上更多的是听命于共产国际，而且还要遵守共产国际、苏联制定的以“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和不发展党的组织”为内容的“三不”组织原则等。
在如此条条框框的局限下，邓发要负责完成党中央所赋予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持一条与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其艰难可想而知。
邓发充分利用盛世才请求派共产党员帮助其整顿和加强新闻工作的机会，将部分赴新疆工作干部派入新疆日报社工作，并对报社进行了改组，使其从社长、编辑到制版、校对、印刷工作，几乎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报纸的宣传内容等方面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他还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去和田、喀什、阿克苏等地任地方报社社长和编辑。《新疆日报》除经常报道国内外形势、八路军的战绩、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以及新疆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事迹和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等之外，还连载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发行了马、恩、列、斯、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国内外进步书刊等。
上述宣传工作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和称赞，吸引了诸如杜重远、萨空了、茅盾和赵丹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千里迢迢自内地奔赴新疆，从事讲学、办报和戏剧演艺等活动，促进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疆新文化运动。
经邓发向盛世才举荐，林基路(化名林为梁)、李云扬(化名李志梁)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被选派入新疆学院、省立第一中学等学校担任领导职务或教学。这些人以延安的“抗大”精神办学，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和抗日爱国进步思想，使学校的面貌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很快发生了深刻变化。
邓发为了进一步发挥“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作用，将黄火青等优秀党员派入该会，分别担任秘书长和内设部门的部长等职，实际上控制了该会。
面对当时新疆由于连年战乱而造成的财政混乱、经济低迷的严峻局势，束手无策的盛世才只得向邓发求援。邓发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将从延安赴莫斯科治病路经迪化的毛泽民留下来担负起了这一艰巨任务。在邓发的领导下，新疆党的组织准备工作稳定前进。
1938年2月，按照陈云的筹划，经党中央批准后，充分利用苏联的援助，让一批中共党员入学盛世才在迪化的航空队，还着手组建了航空队秘密党支部。
1938年夏起，盛世才对苏联和中共的态度发生一定的转变，他从公开宣布实行“亲苏”政策，转而对中共采取限制和敌视的政策，特别是他和邓发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于是，毛泽民向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写信反映这些情况。其实，这种情况早已经引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注意。
4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初始，就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创始人李大钊向他推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他们会谈，达成了一致意见；之后，共产党对创办黄埔军校和广东航空学校，一直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积极帮助。
周恩来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又是后来的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同时在周恩来的组织策划下，成立了中央特科。无论在哪一个时期，周恩来都与苏联保持联系，他本人还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之一。
周恩来非常重视也非常清楚中共在建党后不久就已经着手培养自己的飞行员。
1924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东山大沙头革命航空基地仿效苏联军队办学模式创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1926年后数次易名，一般称之为“广东航空学校”)。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孙中山创办的飞行学校，在飞行学校及学校下属飞机队等机构中均设有中共党代表，并派一些共产党员进入航校学习。
当时广东航空学校由苏联将军李糜兼校长，聘请苏联、德国空军军官任教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广东航空学校共办了两期航空训练班，这两期都有中共学员。
1924年9月，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和招生，广东航空学校隆重开学，一批有政治觉悟、身体好、年纪轻、有文化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被选送航校学习，在航空学校招收的第一期10名学员中，除袁政（又名袁涤清）是国民党员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其中刘云、冯洵（又名冯达飞）、万鹏（又名万少鼎）、郭一予为中共正式党员，王翱（又名王凤仪）、唐铎、王勋（王叔铭）是党的培养对象，后来在苏联学习航空技术时先后加入共产党；朴泰下（也称朴太河、朴太下或朴太厦）和金震一是朝鲜著名的革命志士。在这10名学员中有7名为黄埔军校毕业生，3名来自飞机制造厂，刘云任广东航空学校的党代表。
1925年8月，他们由广东航校送到苏联航校继续深造，唐铎、王翱、王勋在苏联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云则是我国航空史上最早的共产党员，曾与冯达飞、唐铎参加东征军阀陈烔明、平定刘杨叛乱的空中作战。
中共培养的第二批航空学员应从1925年7月算起：国民政府委任张治中为航空局局长兼广东航空学校校长，广东航空学校续招第二期学员。这期学员分别从黄埔军校第二、三期毕业生中选拔，成立飞行和观察两个班；又有常乾坤、徐介藩、李干元、金震一（第一期毕业留校人员，任见习官）、黎鸿峰（越南籍）、刘铁仙（朝鲜籍）6名共产党员参加这期学习。常乾坤在航校担任区队长，党内担任党小组长，在带领学员完成学习和训练任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26年，广东航校送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等10人去苏联深造。
常乾坤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后又担任过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大队长、领航主任。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工农红军，中共在建军后仅一个月，中共又开始培养第三批航空学员，在苏联选派人员进入苏联航校学习，为以后建立自己的空军做航空人才的战略储备。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凡在苏联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海军、空军学习的人员，可以自己选定学习专业；经代表团审查同意，会同共产国际东方部及苏联红军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批准中国学员分别进入哪些院校学习。
1927年9月，中共选派已在苏联学习的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钱均等12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苏联空军航校，学习飞行和机务工程。
王弼毕业后，留苏联空军工作，历任上尉机械师、准校工程师、总检验师等职。
1935年，中共又开始培养第四批航空学员。
当时吴玉章是苏联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东方大学中国部共有三个班，一班学俄文，二班学中文，三班也学中文。在东方大学就读的刘风回忆说：“我过去没上过学，文化底子差，分在二班学中文。我们二班一共有七个人。我在这里学了一年左右。党组织决定从我们在苏联学习的人中，挑选一些人去学飞行。当时我党在苏联培养干部的学校有两处：一个是东方大学，另一个是列宁学院。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大多是从东北去的，列宁学院多半是从南方去的。检查身体结果，一共有七个人合格，东方大学四个，列宁学院两个，另有一个是工作人员。我们班七个人中选中了三个，有一个是朝鲜族。这七个人是：王连（朝鲜族）、刘风、王春、辛尼亭、刘武、李凡；另一个是奥古辽夫（他是中国党在苏联的工作人员，起了个俄国名字）。我们七个人，于1935年9月，坐车去乌拉尔的奥伦堡，进入苏联第三航空学校。”
后来，这个学校出身的苏联著名飞行员奇卡洛夫飞越北极，为纪念他，奥伦堡改称为奇卡洛夫城。
刘风和王琏在苏联学习飞行时合影
在第三航空学校，学习课程有：飞行原理、飞机构造、领航学、飞行技术、发动机原理和构造，以及物理、化学、俄文等文化课。
刘风回忆说：“我们七个人中刘武和奥古辽夫文化高，其余人都是工农出身，没有文化，在东方大学学习的时候是从认字开始的。在飞行学校，我们五个人分在一个班里。我们在学习期间的困难不少。苏联航校规定三年毕业，学生是从高中毕业生中考取的。我们文化低，学起来比别人吃力。再加上我们俄文水平差，上课听不懂，需要翻译。由奥古辽夫同志作译员。一堂课的50分钟，光翻译要占去一半时间，两堂课只顶一堂课。所以我们要比其他班同学多增加一些时间。一天除了八小时睡眠和吃饭等时间外，要上十几个小时的课。学校规定一星期有一天政治课，我们也把这一天用来复习理论课程。学习是异常紧张的。”
“学校对我们很照顾，给我们配备的飞行教员和理论教员都是比较好的不是共产党员就是共青团员。我们这个班，除了吃饭时和苏联学生在一个食堂外，其余时间都是单独集体活动。我们彼此互助，经过顽强的学习，学习成绩并不坏，都在4分以上。当然，全部都得5分的没有。不过，按我们的原来的基础来说，却也是难得的了。”
“学习飞行这件事，不像理论课，淘汰率比较大。我们七人中，辛尼亭和刘武未到毕业就被淘汰了。我们这个班应该在1938年毕业。这年毕业考试特别严，飞行动作有一个不合格就得留校补考。考试那一天风很大，我在飞行着陆时，目测高了，离T字布50米以外接了地。如果当时不着陆，再飞一圈就好了。结果未能按时毕业。”
这一年按时毕业的中国学生有3个人，他们是王连、王春、李凡。他们毕业后就回到了新疆。刘风和奥古辽夫又多学了半年，1939年5月1日毕业。毕业后，奥古辽夫留在共产国际没有回来，刘风在1939年5月也回到新疆。这样，第三航空学校完成学业的5个人，只回来了4人。
在此期间，还有多名共产党员和团员，陆续被选派到苏联学习航空。抗战时的航空英烈李干元是1925年早期共产党员，1926年派往苏联学习；之后参加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在武汉保卫战时，与日本侵略者的空战中，英勇牺牲。
1937年7月，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时，正在苏联学习航空的常乾坤找到共产国际中国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战，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
但是接到任弼时正式通知自己准备回国的常乾坤，回国的机会又被推迟了，这让他再次感到失望。事实上，常乾坤并不知道代表共产国际的王明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生了严重的对抗。
直到1938年3月，任弼时才通知常乾坤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何时动身尚难确定，你准备吧!”
中共中央同意了留苏学习航空的王弼、常乾坤回国参战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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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1899-1977年)，字更生，曾用名王启辅、贺铎夫，永修县人。据《江西省志》中记载，王弼早年投身革命，他的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农闲时在本村开学馆教书，农忙时下地干活。王弼自幼聪敏好学，毕业于永修县立高级小学，1918年考取江西省立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他与同窗好友方志敏、邵式萍、曾去非、张朝燮、王怀心等投身于南昌的“五四”学生运动，成为积极子。
1919年，入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席卷南昌时，王弼与张朝燮、王环心等人组织反帝爱国讲演团与永修教育改造团。
1923年7月，王弼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涂家埠含英小学当教员，并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在家乡走上了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1925年，在团组织的领导下，王弼在涂家埠搬运工人、铁路工人、店员和作坊工人中开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他积极投身五卅爱国运动。
1925年6月，王弼由赵醒侬、张朝燮介绍在南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江西永修县最早的党组织负责人。
这一年10月，中共江西党组织选送王弼等13名同志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0月24日，王弼与向警予、张闻天、王稼祥、李锦蓉、张琴秋、乌兰夫、左权、伍修权、沈泽民、吴亮平、博古、孙冶方、张锡缓、熊天荆等同志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再转火车于月底到达莫斯科。
王弼在中山大学的两年时间里，学习掌握了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史、哲学史、政冶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等10几门课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党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瞿秋白代表党中央找他谈话，决定派王弼到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机务。毕业后被分配到苏联空军飞行学校任少校总检验师。
据记载，1929年9月，王弼被分配到哈尔科夫苏联空军二十纵队一大队二中队工作，历任少尉、上尉机械师和准校工程师。1932年1月，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工程师训练班进修，后分配到伏罗希洛夫格勒空军飞行学校修理厂任副科长和少校总检验师。第二年9月，考入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在工程系攻读飞机发动机设计和制造工程。自此度过了5年艰苦的学习生活，王弼十分珍惜这次的学习机会，他立志要利用所学回国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1933年9月，为将来建设我党自己的空军，根据党的指示，王弼与常乾坤、唐铎一同考入苏联空军的最高学府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王弼入工程系，学习飞机、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常乾坤则学飞行，从此他们二人结下深厚的革命友情。并肩战斗在共产党领导人的航空事业中。
王弼在苏联度过了5年的艰苦学习生活。一开始由于语言和数理基础差，学习很吃力，但他不畏困难，奋发图强，刻苦努力，使成绩不断提高，不但赶上，而且还超过了许多苏联同学。他常常对中国同学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就一定要珍惜它，好好学习，以便将来回国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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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乾坤1904年9月3日出生在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7岁人私塾，15岁时以第5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等小学。17岁想报考太原中学，因学费太贵，便考入“文”“武”合一的斌业中学，实际上是阎锡山的一个初级军官学校。
1924年10月，在中共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航空学校。从1924年秋到1925年冬，先后招收过两期学员，其中大部分是从黄埔军校第一、二、三期毕业生中挑选的，共52人。学员在这里经过一年左右的训练，学会了单独驾机飞行以后，被分批选送到苏联航校深造。
常乾坤1925年中学毕业时，与同学一起到达广州，恰逢黄埔军校第3期招生。常乾坤义无反顾地报考黄埔军校，分配在炮兵队学习。
常乾坤
1925年7月，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受到中共党组织的重视和培养，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黄埔军校学生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常乾坤成为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的共产党员。
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2期招生。这所由苏联政府援助的军事飞机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航空技术，决定选派常乾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同年6月，常乾坤作为学校的代表，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苏联学习飞行。在苏联，常乾坤主要是学习航空理论，比较系统地学习了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知识。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成为中国共产党几个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招生，中共选派常乾坤等进入广东航空学校学习，常乾坤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航空学校并任区队长。他学习刻苦认真，对航空理论理解较快，飞行技术也好，比较早地放了单飞。6月，常乾坤作为飞行学员由广东国民政府派出，赴苏联继续学习航空。到苏联后，他首先进入列宁格勒中级军事航空理论学校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年后，常乾坤又进入苏联空军的飞行与领航学校，系统地学习与研究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航空知识。
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始终认真地对待每一次飞行，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
1932年12月，为了进一步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航空理论，还深入到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去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毕业设计时，他独立设计了一架侦察飞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受到了评委好评，获得航空工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务。
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学成后回国为党的航空事业、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期间，他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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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正在苏联留学的王弼、常乾坤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回国参加抗日的请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任弼时经请示党中央同意后，亲自为他们办理了回国的手续。
1938年9月初，欣喜若狂的常乾坤，没有来得及参加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匆匆告别了年轻的苏联籍妻子和孩子，与王弼一起踏上归国的征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为了替未来创建人民空军作规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加快培养自己的人民空军储备人才。经过延安中央军委的认真研究，为了打通新疆和苏联的通道，利用与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合作，决定将部分共产党培养的八路军干部陆续派往新疆，同时将一些在苏联学习过航空的中共飞行员也调回国内去新疆发展，可通过借助盛世才的“新疆航空队”培养和储备共产党的未来空军人才。
当时中共拟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统一战线的时机，将从苏联回来的我军航空人员和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派进盛世才的“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任教官或学员，试图在参与教学和学习的同时，对在盛世才航空队学习的我军学员加强组织联系和领导，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教育。
党中央决定向盛世才航空队委派自己的教员，也是强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
1938年10月，盛世才考虑续办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第四期飞行班。中共中央代表邓发考虑，这是可以再送一些人进入督署航空队的好机会，有的可以当教员，有的可以当学员。
经过中共中央批准的这个决策，八路军干部和在苏联学习飞行的航空学员，分批来到了新疆。
1938年8月，八路军干部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等八人先行到达迪化。
1938年9月，王弼、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后，一起回国抵达新疆。
1938年10月，我党派送苏联学习航空回来的李凡、王琏、王春、王田到达了新疆。
1939年5月，刘风从苏联第三航校学习飞行毕业后，回国到达新疆。
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而精明的政客，他当然不会同意由中共军委派来的留苏飞行人员在他控制的航空队任教，也不会同意中共留苏回来的航空人员和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将中共意识渗透到他直接控制的“盛世才航空队”。盛世才的拒绝，是他严防共产党渗透到他领导的航空队教员和学员队伍，以免对他掌控的航空队带来威胁。
同时由于邓发与盛世才的矛盾加剧及邓发的去留问题，中共中央原本准备派员到“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的计划，就此落空了。
8
1939年的五一节，刘风等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大约5月3日刘风回到新疆。因为关系没办好，在边境等了三四天，后来遇到了徐杰（即陈潭秋），跟他一道乘飞机飞回新疆迪化（乌鲁木齐）。
刘风等到迪化机场后，一下飞机，冯铉前来迎接，将送他们到了“新兵营”。
“新兵营”由1937年5月西路军左支队残部400余人组成，当时虽以盛世才督办公署“新兵营”的名义进行训练，西路军左支队也摘下了红五星，穿上了盛世才部队的统一军服，但是真正的领导权不在盛世才。
“新兵营”的供给，包括伙食、服装、办公费、取暖费、人员每月的津贴等等，名义上是盛世才给的，实际上是苏联给的，均由苏联迪化领事馆具体负责解决。
苏联还负责向“新兵营”提供枪支、弹药、坦克、火炮、装甲车等军事装备。
两年后，“新兵营”30多人被选送苏联，继续学习军事技术。
与“新兵营”直接联系的是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有关新疆和“新兵营”的情况汇报，由共产国际驻新疆代表陈云通过苏联迪化领事馆的电台，发电报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再转延安的党中央请示。
1937年10月初，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正式成立，即在迪化的 “第三招待所”。同年11月、12月，当陈云、滕代远相继被调回延安后，邓发于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
也就在那时，“新兵营”由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直接领导，一切行动听从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1940年1月，“新兵营”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所有人员撤回延安。
“新兵营”从成立到撤离新疆，都不受盛世才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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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从延安来的八路军干部和在苏联学习飞行的航空学员抵达新疆后，由于盛世才拒绝共产党渗透到他直接控制的“盛世才航空队”，邓发无奈之下只得将这些人先安排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领导的“新兵营”中。
1939年5月，在苏联学习航空的刘风回到迪化后，中央代表邓发遂将郑德、李凡、王琏、王春等人，加上刘风，组成了一个航空训练班。以后，扩大到10多人。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等也参加了这个航空班。后来从苏联回来的一名朝鲜族青年王天，是准备来新疆学飞行的，也留在了这个航空班。
航空班主任由郑德担任，常乾坤和王弼担任航空理论课教员，郑德兼任文化教员。
这个新组成的“新兵营”航空训练班与“盛世才航空队”完全不同。“盛世才航空队”由盛世才直接操控，而“新兵营”航空训练班由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直接领导，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红色航空组织。
“盛世才航空队”执行的是在新疆不宣传共产主义、不公开党员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的“三不”原则，特别明确了三个问题：一是航空队党支部在隶属关系上，不与“新兵营”和别的党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航空队党组织的所有活动，都要严格保密；三是进入航空队的我党学员，在填写登记表时，均使用化名，且相互间一律称呼化名。
“新兵营”航空训练班讲课教育多是党的干部。如“新兵营”参谋长苏进（红军长征前曾任师长，红军大学训练科长）讲授军事课；“新兵营”政治处主任肖理（即中央迎接西路军五人代表团成员、陈云机要秘书）、邓发机要秘书冯铉讲授联共党史课。陈潭秋同志接任第三任代表后，曾亲自讲授《中国革命》课。
这个航空训练班，虽然没有飞机提供基本驾驶技术训练，因此注重的是航空理论教育和政治军事教育，航空班与俄文班、教员班一样，均属“新兵营”管辖，按照“新兵营”的安排进行日常活动。如在1939年夏秋季节，航空班就参加了“新兵营”的野营训练和军事演习活动。
吴元任曾任东北老航校指导员、空八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回忆说：“1939年，我们一行从延安到新疆去学习航空技术，在那里认识了我党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同志。……当时，我们作为航空班学员在新兵营里学习。不久，我们到迪化（今乌鲁木齐）郊外搞野营训练，潭秋同志具体领导我们进行实战练习。……1940年，潭秋同志报告党中央，决定送我们在新兵营学习的同志返回延安，临行时，潭秋同志作了精心安排，并一直送我们到迪化远郊。”
几个月后，“航空班”有一部分人因执行押送纸车任务回到了延安。据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秘书王韵雪回忆：“记得有一次中央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潭秋给延安筹措一批白纸，以保证《解放日报》的正常出版。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潭秋接电后，日夜奔走，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在苏联的帮助下筹措到了十吨白纸。为了押运这批纸张，潭秋将'新兵营'航空班留下的约十几位同志（原准备去航空队学习，因被盛世才拒绝而未去成）组织起来，押运纸车回延安。”
“新兵营”撤走后，航空班与兽医班的大部分人仍留在迪化继续学习，仍归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直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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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盛世才的拒绝和“新兵营”撤离新疆的现实，中央军委作出了重要决定，原“新兵营”航空训练班学习地点从“新兵营”改为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
中央军委决定将一些滞留新疆的飞行人员和“新兵营”航空训练班进行重组，建立一个属于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空军的教育机构和人才储备基地。
于是“新兵营航空训练班”改名为“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后被简称为“八办航空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八路军干部和留苏飞行员受命从延安或苏联云集到新疆后，都接受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领导。
“八办航空班”是由我党自己独立创办的一个航空训练班，培养自己的航空储备人才，同时加强对“新疆航空队”中学习的中共学员进行飞行和政治教育，确保这些学员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
“八办航空班”人员都具有很好的航空知识。他们也都是共产党员，具有很好的政治素质。
中央从延安派来新疆学习航空的郑德、林征、吴元任、周元清、叶远之、李春华、任平、王占山等8名八路军干部，都是当时延安的骨干精英；郑德则是既学习过航空知识又富有地下斗争经验的强者。
中共建立“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目的，还不仅仅是培养懂得飞行专业的飞行员和飞行教员，还需要通过这个机构收集新疆与航空发展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组织等情报。主持新疆中共党务的最高领导邓发就是特工首领。
因此，谁能胜任“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航空训练班”的领导，这是一件大事。中央军委就由周恩来去作这个决定。
周恩来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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