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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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冤假錯案是中國共產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進行的平反、糾正、昭雪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冤案、假案和錯案的工作。是進行認真的撥亂反正，糾正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的一個切實步驟和措施。
多年來，在“左”傾思想影響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夥利用“左”傾錯誤，在黨內外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造成了空前嚴重的惡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由於華國鋒堅持推行“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平反工作不能順利進行。
1977年1月10日，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21日，他又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发言，强调要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指出“两个凡是”的错误。
邓小平的上述意见为全党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在政治上指明了方向。
在组织上，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平反工作。
中组部和各级党组织，发动几十万干部和广大群众，集中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工作的新局面。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曾经发出的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档案，为这两个错案和“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同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标志着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铺开。
到1980年1月，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总数达290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
所有这些工作，以切实有效的步骤和措施纠正了“左”倾错误，促进了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真正调动了亿万人民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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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主席、周总理指示原中央项目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对“新疆马明方案”(也称“四三项目”)进行了调查核实。
马明方
马明方（1905年12月14日~1974年8月12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选举尚在新疆盛世才狱中而缺席的马明方为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被选为八大中央委员。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近5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经艰险而坚贞不屈，屡遭磨难而奋斗不止，始终和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马明方于1974年8月12日受诬陷迫害而死，终年69岁。
1975年7月31日，中央项目三办将《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遵照办理。“新疆马明方案”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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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新疆马明方案”，还得从文革中的“揪叛徒”运动说起。
1966年6月1日早晨，人们读到当天《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人们还以为还是老一套，要横扫的是“地、富、反、坏、右”。等到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抨击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全文播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又“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重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心时事的大学生们就都明白了：那“牛鬼蛇神”不再仅仅是“地、富、反、坏、右”，党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大学的党委书记们也在那个“一切”之中。北京大学党委瘫痪自不必说，全市乃至全国的大学都立即沸腾起来。运动来势凶猛，各省、市委为了应付中央，
也为了保护自己，纷纷丢车保帅，抛出一些干部，说他们是“走资派”，作为批判的靶子。因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当其冲，各大学的校长或党委书记便成了运动的头一批斗争对象。
八、九月间，天津南开大学的学生在调查该校前党委书记高仰云（时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的问题时，发现三十年代中他曾坐过国民党的牢，于是他们着手追查高仰云的历史。因听说高在牢里生病时，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杨献珍曾喂过他饭。而杨是1964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下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便去北京，找到了杨献珍。经过“七审杨献珍”，他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他们
曾填写“自首书”、刊登“反共启事”出狱的情况，并说出一同出狱的人名：
薄一波（一九六六年时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下同）、
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胡锡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安子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楚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刘锡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廖鲁言（农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周仲英（国家经委副主任）、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赵林（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德（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王其梅（西藏工委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等。
这些人全是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这对打倒刘少奇无疑提供了一个重量级的炸弹。尽管杨献珍再三对他们说，他们当时是假自首，是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那么做的，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红卫兵却不理会那一套。坏蛋抓得越多越光荣，他们根本不相信毛泽东会同意共产党员向敌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无疑。
11月初，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发出《告全国人民书》，到处宣传他们揪出了一个大叛徒集团。在给周恩来的信里，他们写道：“这是个庞大的叛徒集团。他们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涉及面很广，根子很硬，危害甚大，建议党中央立即成立项目组。我们要协助党中央把这个叛徒集团铲除净尽！”
红卫兵绝未料到，他们出动几千人次、奔波一百多万公里而终于调查清楚的“叛徒集团”，周恩来没有予以重视。
差不多在南开大学红卫兵追查“叛徒”的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学红卫兵在追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问题时也发现，在《华北日报》刊登“反共启事”的“刘华甫”就是刘澜涛。整个省城马上炸了锅。
红卫兵来势汹汹，刘澜涛无所适从，以西北局的名义于11月23日向周恩来紧急请示。
对天津红卫兵的报告未予重视的周恩来，接到西北局的报告后，才觉得不表态不行了。他于24日拟写了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请向南开大学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薄一波在文革中被关押时，他就出狱经过写过一篇自述。他知道红卫兵后面是中央项目组，他写的材料将会送交中央，因此详细写了约一万五千字。他承认“登《启事》是事实”，接着将被捕经过和在监狱里与敌人斗争、最后办手续出狱的情况一一写清。最后写道：“1943年秋天，我到延安学习，……毛主席找我谈话时，我将这一段监狱生活和出狱经过向毛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当我汇报我们是执行中央代表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登了《启事》之后出狱的，主席说：‘这件事我们知道。中央完全负责。’后来，主席让我把这次出狱的人开个名单，我写好后送给了主席。主席在这个名单上写下了：‘北方出狱干部，1945年1月薄一波写出，存。’”
1943年薄一波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汇报时，任弼时也对薄一波说此事“中央完全知道，是刘少奇和北方局建议，中央作了讨论后让你们出来的。”
1945年毛泽东听取周仲英汇报后，再次说：“这件事我知道。”
1962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还将那批出狱干部的名单列出，交给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备案。
可见这事在党内早有结论。
在拟就中共中央给西北局的批复信后，周恩来赶紧将他的批复件送毛泽东审批。他相信毛泽东会同意他的意见，便同时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经与陶铸、康生两同志商量，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一收到周恩来11月24日的文件，毛泽东马上签字批复“照办”。
其实，两个月前的9月16日，康生曾把薄一波等61人出狱时在报上登的“反共启事”的影印件给毛泽东看，并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那时，毛对康生的说法不以为然，没理睬他。可见，当时毛泽东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作文章的打算。
周恩来刚发出给西安的回电，又收到了吉林省委的急电。因长春的大学生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处得知，“61人叛徒集团”里的“罗林详”就是吉林省委第一书记赵林的化名，于25日贴出“赵林是大叛徒”的标语。26日，
周恩来让中央办公厅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请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30日，周恩来再次发电给东北局及吉林省委，让他们转交致吉林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即吉林师范大学）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王秋红的复电，重申26日的电报内容，并指出“希望你们不要在群众大会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发传单、涂写标语。”他还打电话到沈阳，指示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能让小将们在这个问题上胡乱发难。”并要宋依照他的话回答红卫兵：“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此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虽然已被打倒，但他是当年亲自办理薄一波等人出狱手续的人。他见30年前作了决定的事情又翻了出来，便于12月7日将当年中共中央如何作决定的经过写下，分送周恩来、康生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其实，康生对薄一波等出狱的情况也很清楚。
1944年康生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讲到“列宁认为党的策略要机动灵活”时，曾以此事为例，说明“我党中央条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要薄一波等同志接受敌人办理手续的条件……”
1945年中共召开“七大”，康生作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亦未就薄一波等刊登启事出狱一事质疑他们的代表资格，更没阻挠其当选为中央委员。
按说，这“61人叛徒集团”的问题就应当过去了。可是，到了1967年初，毛泽东发现，文化革命的阻力相当大，能用来清除刘少奇系的干部的罪名并不多。而红卫兵抓“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提醒了他：刘少奇的最大资本是“白区工作”。刘少奇系的干部基本来自国民党统治区，被捕过的比例相当高。给他们一顶“叛徒”的帽子，问题就全解决了。方便，干净。于是他决定利用红卫兵“揪叛徒”的举动，将薄一波们置于死地。
为确保把刘少奇那批干部打下去，使他们永不能东山再起，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文件《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的自首叛变材料》送到毛泽东了那里。对于文件中说的，“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显然非常满意。他大笔一挥，批准印发全国。
“文革”开始后，包括刘少奇在内的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被打倒了，从1967年9月到1971年9月24日他被捕为止，中央共成立了14个中央项目组。
当时，决定成立什么项目组、由谁来分管、选派项目组工作人员等，都是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周恩来亲自提出，经大家讨论同意，再由周恩来签名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其中，中央军委项目组下设三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下有刘少奇、王光美、“薄一波等六十一个叛徒”、陶铸、陆定一、张闻天、彭真等人的七个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下有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三个专案组；第三办公室办下有“五一六”、抓叛徒、叶向真等人的几个专案组。实际掌握中央项目组工作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主管刘少奇项目的也是他们。
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被迫害致死，彭、罗、陆、杨冤案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
周恩来“文革”中曾给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戴“五顶帽子”，在报告里亲笔写了“刘贼”。周恩来在刘少奇的“罪证材料”上批示：“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此人该杀！”
那些刘少奇麾下的所谓“白区干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
当时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则竭力为“揪叛徒”运动造势，鼓动红卫兵四处出击：“35年到36年叛变自首的没有一个好人，你们认为有必要抄家就抄家，你们认为有必要提审就提审，我们支持你们。”
揪出“61人叛徒集团”，对康生来说，也是个大胜利。他食髓知味，又把眼睛瞄准另一批人，弄出了个“新疆叛徒集团”，也就是“新疆马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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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马明方案”到底是怎么回事？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陈云为首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兼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此后，应盛世才的要求，我党相继抽调了70多名干部，由盛世才安排进新疆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以及财税、文教、新闻、军事等部门工作。在继任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化名方林）、陈潭秋（化名徐杰）的领导下，他们克服了环境复杂、条件艰苦等诸多困难，严于律己，勤奋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巩固新疆这个全国抗日的大后方，保障新疆这条重要国际交通线的畅通，并为推动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很大贡献。
与此同时，在陈云安排下，我党还从“新兵营”和延安抗大等处挑选了43名干部、战士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机的驾驶和修理等技术。
另外，在1939年秋至1941年夏期间，我党有一些残疾军人来到迪化养病，还有一批干部自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时，由于经过兰州、西安去延安的道路被国民党派重兵封锁，使他们被迫滞留于迪化。曾担任过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北省首届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并于1938年赴苏联治病和学习的马明方，在1941年回国时，也被阻于此。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他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担负起党支部书记的职责。
本质上善于趋炎附势、政治投机的盛世才，其结好苏联、联合中共的根本目的是想夯实他在新疆的统治基础，巩固他在新疆的“土皇帝”地位。
国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处境维艰；国际上，由于苏联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自身难保，无暇东顾，更无能为盛世才当局提供帮助了。于是，盛世才决定更换门庭，投靠蒋介石，大举反苏反共。
1942年9月初，盛借口“容易保护与免被国民党发觉”，先是将分住在羊毛湖、“新房子”招待所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中共党员，全部集中在八户梁原土产公司的一个仓库院内，继之又分批将他们软禁起来，使未及撤离的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28人全部失去自由。
自1943年2月7日夜起，盛世才撕去伪装，正式抓人，至4月13日，入狱的中共党员干部已达60人。
自3月10日起，蒋介石派驻迪化的所谓“特派新疆审判团”，伙同盛世才对狱中的中共党员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审讯迫害。期间，有15名中共人员被提审，其中对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的刑讯逼供尤为惨烈。但陈潭秋等人始终坚贞不屈、据理驳斥，使敌人的多项阴谋归于破产。9月27日，经请示蒋介石批准后，盛世才最终以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秘密杀害。
为了抗议敌人的虐待和暴行，狱中的中共党员发动联合绝食斗争，另外，狱中党组织看穿了盛试图以当“工犯”的手段来收买中共同志的诡计，便领导大家坚决抵制，也取得了胜利。
盛世才调离新疆后，吴忠信于10月初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疆省主席。上台伊始，他就把盛世才软禁的中共人员几乎全部投入监狱。
在吴忠信集中精力对省政府实施改组之际，处于混乱中的监狱就非常有利于被集中关押在各牢房的中共党员之间的联系。于是，以张子意、马明方等为核心的狱中党组织在总结前一阶段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制订了新的对敌斗争方针与策略，适时提出了“百子一条心，集体无条件释放回延安”的口号，使全体中共党员更加紧密团结起来，连续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反普遍审讯斗争和集体绝食斗争，有力地揭露了盛世才残酷杀害陈、毛、林的罪行，挫败了国民党策反中共人员的图谋。
中共党员在新疆被软禁关押的消息，很快即由共产国际转递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又迅速电请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设法营救。
经多方努力，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遂于1946年4月同意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
这批被释放的人员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行程3000多公里，终于在7月11日胜利回到延安。
1945年底，蒋介石委派亲中共的张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来要求张治中设法释放一百馀名已被关押了几年的共产党员。张治中到新疆后，在忙于成立新疆民族联合政府之际，几次给蒋介石打电报请求释放那批在押的共产党员，终获蒋介石首肯。
1946年6月，张治中举行宴会为他们送行，又派了一位军官一路将他们护送到延安。
那批人回到延安时，陈云、康生都亲自接风。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也都曾亲赴欢迎晚会。
不久，马明方、张子意除向刘少奇口头汇报了中共人员在新疆狱中斗争的情况而外，还认真深入总结经验教训，写出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报告》，报送中央组织部。原新疆航空队中共党支部提交了《航空队党支部关于在新疆学习与生活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经过3个月的休整之后，这批中共党员，又奉命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
被释放的原新疆航空队的人员与国民党驾机起义的刘善本机组，朱德以“八路军航空队”名义，安排这批人奔赴东北，参加东北老航校的建设。
但在文革中，康生却说：“新疆回来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团，他们和张治中勾结起来隐瞒历史回延安的。”那批干部曾“声明脱党出狱”。
在康生的煽动下，红卫兵四处冲击那些干部所在的机关，要将他们揪出去斗争。
对这批干部的经历，毛泽东清楚得很。对那批干部级别稍低，同刘、邓瓜葛不深的人，毛泽东也没有清洗他们的计划。
周恩来则亲自出面向揪新疆叛徒的红卫兵代表说明：“新疆那批同志出狱是党中央提出来的。我向张治中要求，由张治中先生的部下送回延安的。这批同志没有问题，党中央是做了结论的。”
可是事情没完。那批人中有一个时任江西省省长的方志纯，1959年夏，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开会时，趁江青远在杭州，托方志纯夫妇秘密安排，将其20年未见的前妻贺子珍（虽并未履行离婚手续）接到庐山，见了一面。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
方志纯（1905年9月11日-1993年7月31日），江西弋阳人，曾用名方志诚、万里、冠雄、王佑、汪冠英、王民生等，1922年投身革命活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方志敏烈士的堂弟。曾担任中央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江西省委书记、省长等重要职务。
方志纯 贺子珍
因消息走漏，江青马上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去庐山。毛泽东不得不让贺子珍在他们见面的第二天，也就是江青到达之前下了山。从此毛泽东与贺子珍二人生前未再见面。
当时，江青探知毛泽东与贺子珍见面是时任江西省省长方志纯秘密牵线的事后，并没有马上发作。
江青与毛泽东在庐山
文革给了江青复仇的机会，江青在“揪叛徒运动”中宣布方志纯是“新疆叛徒集团”的首脑，唆使北京的红卫兵南下，到江西把他抓走，关进了监狱。
这时，毛泽东知道江青为什么恨方志纯，但此刻江青是他最可靠的亲密战友。他无需为了一个方志纯而破坏他与江青的合作。于是“打倒大叛徒方志纯”的标语立刻在全国散布开去。
像处理“61人叛徒集团案”一样，周恩来见毛泽东默认了江青的做法，他也就不再坚持“这批同志没有问题”，陈云也默认了，康生、吴法宪则大开杀戒。这“新疆叛徒集团”案就这么钉死了。
方志纯在铁窗下蹲了八年。但他很幸运，活了下来。可是90名同被投入监狱的“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被折磨死了24个，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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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叛徒”是个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只要被捕过，就可以指为叛徒而打倒。仅根据“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一类的罪名，没法把那些干部打得“永世不得翻身”。唯有
“叛变革命”一条是铁板钉钉。
文革中被以“叛徒”名义打倒的有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的陶铸、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还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天津市委书记张淮三、文革初期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等。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是冀东党的领导人，李楚离成了叛徒，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这是文革中的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抓叛徒”成了运动。一时间，全国各地凡被捕过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据全国统计，仅在1967年的头5个月里，因历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为“自首变节”或有自首变节嫌疑的人，共达5200馀名，其中有几百人被残害致死。
但历经周折，又有多少沉冤可以得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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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中央对当时遍及全国的各种冤假错案进行了清理、复查和平反。
蒙冤负屈的马明方等同志也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向中央申诉，给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受害情况，说明事实真相。
1974年，北京航空学院的李长喜、罗世忠和王精业3人受命对该学院原党委副书记程九柯的历史及其有关人员的问题进行复查。经过5个月的调查后，他们于次年3月向中央书面报告了调查情况和结论。报告分析“马明方案”久拖不决的主要原因是“有些项目组还带着老框框”，“中央二办曾封存过新疆敌档中有关说明这批人无问题的材料，不让下边查阅和引用”，以及“等待中央项目组统一做结论”。并明确指出：大量的材料说明，这些同志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是英勇斗敌的英雄。其释放是无条件的，过去那种因为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甚至特务组织，所以才被张治中释放的说法，纯属讹传，应予否定。
与此同时，毛泽东就此案作出了指示：全国冤案太多，各个项目都已搞了多年，再不结案，非把人整死不可。因而毛泽东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
年底，中央三办奉命对“马明方案”进行复查、结案。他们在查阅大量的敌伪档案材料和曾被吴法宪等扣押的档案材料之后，发现了许多能够确凿证明马明方等在狱中斗争坚决、表现很好的证据。与此同时，他们又重新提审了郑大伦，并调查了其他几个曾提供过重要伪证的人，从而弄清了原项目组据以“审查”、“定案”的所谓“活材料”的来源。据此，他们于1975年3月写出了对该案的复审报告，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存在。
报告上呈中央，周恩来阅后批示：把复审报告压缩到1500字左右，改为平反报告。
同时周总理还让秘书将张治中致毛泽东的信中有关中共人员当年在新疆监牢的表现部分摘录下来，抄送中央三办，以作为这些同志在新疆狱中斗争的左证。
中央三办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很快写出《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呈报上级，中央办公厅于7月31日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将该报告转发各省军级单位。
中央三办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很快写出《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呈报上级，中央办公厅于7月31日以中办发（1975）10号文件将该报告转发各省军级单位。
文件下发后，虽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种种局限，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平反尚留有一定的尾巴，特别是对于原新疆航空队的中共人员，遗而未决的问题就更多。
因为中央项目三办《关于新疆马明方案的平反报告》，以中办发[ 1975]10号文件，只是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遵照办理。而且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群众公布，使一些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平反昭雪。
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份“平反报告”将原本是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制造的这一冤案，说成是“有人揭发”，“立案审查是完全必要的”。
这份“平反报告”并没有推倒林彪一伙和康生等人强加于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也就是说“平反报告”没有为马明方等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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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朱德、周因来、毛泽东先后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下发了（77）政审字第13号文件，否定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的问题，但依然认为新疆航空队的这些同志犯有“政治错误”。
1979年12月中共中央为“新疆马明方案”和马明方平反昭雪。
但几经反复，中共中央仍没有为“叛徒集团”中的“新疆航空队”进行平反，“新疆航空队”人员及其家属不满，于是多次上诉。认为受迫害和株连的同志，政治上蒙受不白之冤，没有得到及时彻底的平反昭雪。
在一些空史研究者眼里，“新疆航空队”被视为“红军航空队”，是中国空军初创时的中流砥柱。“新疆航空队”走出了一大批中国空军高级将领……
但中共中央为何为“马明方叛徒集团”作了平反，却对“新疆航空队”不予彻底平反呢？这是个解不开的谜。引起了原新疆航空队人员及其家属的不满，他们于是继续申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高登榜、谢良、吉合等15位同志于1979年9月20日联名上书邓小平和胡耀邦，恳请中央彻底解决“马明方项目”中这些人的问题。
信中说：“1975年7月19日，中央三办虽宣布了为这一案平反，但很不彻底，因而很多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在宣布平反的同时，却又说立案审查是因为‘有人揭发’，‘是完全必要的’，这无异于为林彪、康生、‘四人帮’开脱罪责，说明他们一贯正确，诬陷、迫害我们有理，被他们迫害致死、致残是应该的……更成问题的是：平反报告只限于对中央‘过去已定为叛徒的应予平反’，而对当时全国各地立案审查的一百多人和受株连的大部分同志则没有认真予以平反，这都是很不公道的……另外，中央项目三办的平反报告只用中央办公厅名义转发，而文件发的面很窄，许多同志根本看不到……因此，这一案中许多人至今仍背着‘叛徒’的罪名，心情很不舒畅；一些能工作的同志也未分配工作，他们生活上的许多困难也未能得到解决。”
联名上书为此请求“以中央名义给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彻底平反，推倒强加给有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因此案受到诬陷、打击、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胡耀邦阅信后当即作出批示：“照转。请邓副主席批示，任穷同志办。”
此后，中组部多次召开由有关同志参加的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并依照高登榜等同志的要求，与总政治部联合写出《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上报中央后得到批准，于是便产生了中发（1980）65号文件。
最终，中共中央于1980年6月14日批转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报告》，以“中发[1980]51号”文下发。
文件指出：凡因此案受到株连的同志也应一律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依照上述精神，为每个同志作出相应的结论(有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党组织已作有符合实际的审查结论的，也可维持原结论)。
文件建议：撤销总政[77]政审字第13号《关于新疆航空队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新疆航空队案审查结论的通知》，以此文件为准。有关档案材料，按中央发出的有关规定，认真进行清理。
历史终究恢复了其本来的面目，存在数十年且历经曲折的“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最终沉冤得雪，这对于此案中的一大批蒙冤负屈者及其亲属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在“马明方叛徒集团”平反后，又拖了5年才撤销总政[77]政审字第13号《关于新疆航空队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新疆航空队案审查结论的通知》，这两份材料，一份是“审查报告”，一份是“审查结论的通知”，到底写了些什么？至今无人知晓。咀嚼个中复杂的前因后果，其实仍然有很多未解的谜团存在。
在新疆學習航空同志回延安合影194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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