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張華（右3）與東北老航校日本友人重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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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和他的戰友們回憶創建東北老航校那段艱苦歲月時，都不會忘記當年參加籌建航校時的日本友人。
在中國空軍的歷史上，不能不提及東北老航校，在東北老航校的創建史上，也不能不提及為之傾灑熱血甚至獻出生命的300餘名日本友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勳顯著者，無疑是原日本關東軍第二航空軍團第四練成大隊的林彌一郎部，這支關東軍的王牌集體加入東北民主聯軍時，計飛行員20名、機械師24名、機械員72名以及其他各類地面保障人員近200人。
除此以外，還有一些是從解放區轉送來的投誠和被我軍俘虜的日籍航空人員。
歷史不應該否認這些日籍官兵是東北老航校初創時的重要骨幹。
林彌一郎在擔任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主任教官期間，在理論、實踐、訓練、教學等諸多方面開創了共軍航空的基礎，培養了大量的優秀航空人材。包括王海在內的所有中國人民志願軍飛行員均為林彌一郎的學生。
林彌一郎為共產黨空軍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被軍事專家稱為解放軍空軍之友。
1958年前後，根據中國與日本兩國政府的協議，這批日本航空人員先後回國。日本飛行員回到日本後，由於日本右翼的迫害，他們生活非常艱苦，不少人仍很懷念老航校的生活。為了紀念那段特殊的日子，林彌一郎組織了“航七會”，在日本各地設有7個支部，會員達1000多人。
后来，林弥一郎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年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高度评价了林弥一郎等人为“中共空军建设、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
林弥一郎于
中国人民也不会忘记为人民空军建立时付出一切的日本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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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大部分是日本人。
1945-1949年的中国内战中，有约十万日本人参加了第四野战军。
兵头义清先生1943年参加八路军，1945-1949年中国内战时在38军112师335团。当听说北京有个38军战友会时，兵头义清著文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一万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团的有好几十人。
兵头义清说：从东北抗联、八路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日本人，八路军和解放军都把他们安置在后勤和支前战线上。
兵头义清先生代表日本战友请求解放军总部：
1、批准他们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老战士和老战友的身份回老部队看看。
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增加这段历史。
3、为曾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本籍战士们树碑立传。
大约15万原侵华日军加入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战役中进攻锦州的坦克，大部分就是日本人开的。那个有名的001号坦克的驾驶员有说是日本士兵，也有说是日本教官带出的，目前陈列在北京军事博物馆。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数众多的空军、铁道、医疗等方面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中国，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写下一页感人的“日中战后史”。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空军在空战中总共打下了330（击伤95）架敌机，被打下231（负伤151）架，损失小于战果，应该说是胜利（相比之下我军击伤敌机较少相信是因为MIG15装备的是大口径航炮威力较大，命中几发就可以击落对手，而美军一般是12.7MM机枪，威力逊色很多）。其中的飞行员大部分是东北航校培养出中国第一代飞行员，而他们的教练大部分是日本人。
以林弥一郎为队长的飞行大队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队，拥有一批资深飞行员和教官。他率领近200名日本关东军飞行队员，加入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后，帮助中国培养了第一代飞行员。林弥一郎没想到自己能从“战俘”的身份变成共产党的飞行教官。他提出了“飞行教练有下达命令、执行纪律的权利，支持未婚者成家”等要求，民主联军指挥员爽快地批准了。
空军档案馆收藏日本友人合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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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北老航校初创时，还不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为了帮助日籍技术人员解决婚姻问题，当时航校领导就想办法吸收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到航校做护士、卫生员、保姆之类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彼此之间增加了解的机会。
一位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斗过的日本女护士本多歌子，就是其中之一。
本多歌子在77岁时，作为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重访了中国。
本多歌子是个乐观、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老人。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中日民间友好而奔忙，她说她的青春属于中国，从10岁到26岁的16年青少年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她每年都要到中国旅行一次。
当年她以日本人的身份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跟随部队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如今她仍与战友们保持联系，战友们给她写信仍是以“本多战友”、“亲爱的本多大姐姐”相称。每一次记者与她见面，都会听到她自豪地说：“我17岁就参军了，我是‘八路军’……”她说去中国对她来说就是“回娘家”。
本多歌子生长在一个日本一个很注重传统礼仪的家庭。1937年歌子才10岁，在小学当教师的父亲带着全家参加了山形县的大谷村开拓团，后来他们随团来到了中国黑龙江的阿城，开拓团有150户，分成忠、勇、信、义四个部落，各部落都有一个头领负责，他们向驻扎在附近的有两千人的关东军部队提供粮食供给。
那一天是本多歌子终身难忘的，1945年8月15日，正是日本的盂兰节，父亲从开拓团本部回来，铁青着脸说：“日本败了，你们都穿好衣服到开拓团本部去。”
一家人把屋子收拾干净，女性都穿着和服出门了。后来歌子才知道，日本战败的现实让父亲很难接受，父亲本想先杀了家人而后自绝的，但是被周围的亲朋制止了。
父亲是个恪守大和民族传统精神的人，崇尚一种“大义凛然”的风范。不过，歌子说父亲对中国百姓很友善，常把家里吃的用的穿的送给周围的中国人。也就是从那时起，从父亲的行为中，歌子理解了中日民众彼此和睦相处的重要。
歌子一家与开拓团的人一起到关东军兵营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的物资十分丰富，木炭、高粱等囤积了很多，那些日子过得还算安宁，苏联兵虽已到达附近，但也没有来打搅他们。
1945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派人来到了开拓团，动员日本女子去当随军卫生队护士，歌子的姐姐已经去阿城的难民医院工作，于是歌子就义不容辞地跟着民主联军走了。
初到部队，歌子很不习惯，在一间临时用做病房的仓库样的房子里，横七竖八地躺了很多伤兵，时令虽是冬天，但房间里闷热异常，恶臭难忍。早上吃过饭之后，歌子就投入看护伤员的工作，一直干到傍晚才能回宿舍，还要边吃晚饭边用小铁罐消毒绷带，一天她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17岁的歌子以自己的坚强铸就了特殊的青春记忆。
由于过于疲劳，她曾出水痘，高烧说胡话，只得暂时回到了阿城，到了春天，身体才得以恢复，她又回到了医院。
1946年，歌子跟着部队来到了珠河。一天，她突然听说家人回国了，就有些坐不住了，和一位日本人同伴一起逃跑，但在车站被人发现带回了部队。
歌子向卫生队长请求让她回阿城一趟看望家人，保证回到部队，得到了批准。两个女孩连夜奔回阿城，歌子这才得知父亲已带着开拓团员们先行回国了，只有姐姐留下来。歌子拉着姐姐伤心地哭了，姐姐为了安慰她，给了她一件早已准备好的、用父亲的衣服改成的长袖衫，歌子如获至宝地把它放在背包里，以后行军一直背在身上，好像父亲一直在身旁看着，给自己鼓励一样。这对歌子来说也是一个精神源泉。
歌子所在的卫生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炮兵团卫生队，队里共有10人。部队的医疗条件很差，医护人员常常人手不够，歌子都能胆大心细地应付，有时她还把自己的血输给伤员。
队伍总是在晚上行军，四周漆黑一团，歌子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她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决不能掉队，跟着部队走。她记得部队在长白山深山中行军，常被大雨淋湿。因为是严冬，一个人决不能打瞌睡，否则会被冻死。睡觉时大家都穿着军服，几个人偎依在一起用稻草盖着睡觉，在部队里大家都没有什么男女意识。吃饭时大家都站着，折下小木枝削后光滑一下就当筷子用。
军旅生活很辛苦，歌子却觉得过得有滋有味的，精神上很充实。早上6点起床，然后“一、二、三、四……”地喊着口令跑步，行军时大家还意气风发地唱歌，歌子记得特别牢的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等。有一首歌名字虽忘记了，但她对一句歌词印象至深——“日本鬼子交了枪……”歌子没有系统地学过中文，起初不了解歌词的意思，战友们用小木棍在沙地写字教她认字。
在卫生队里与歌子一起的还有一位日本女孩叫大内市子，两个女孩在一起聊天，她们相约，如果谁在战斗中牺牲了，另一位要拿着对方的一撮头发回日本。
她们也想家，有时梦呓般地说：要是没有日本海该多好啊，我们就可以走路回家了。她们为自己的异想天开而感动，说着说着，还快乐地唱歌跳舞。
在卫生队，大家都很照顾这两个日本小妹妹，夜行军时就不时地让她们坐在马背上。
行军时部队住在百姓家里，歌子感觉百姓对共产党的军队很友好。
有一次在百姓家，歌子刚脱下帽子，
老人拿出鸡蛋请歌子吃，歌子说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也不能随便吃百姓的东西。在部队里大家都穿着同样的衣服，不但男女不分，连官兵也不分的。歌子所在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编入第四野战军，部队的首长是林彪，歌子说：“我见过他，但在一群人中我总是不容易分辨出他来，共产党的军队里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大家都是满脸灰尘，大家一起干活，吃的是一样的饭。”
有一件事让歌子永志不忘，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位卖甘蔗的老太太，歌子看到她脸上有个伤疤，便问她是怎么回事，老太太说：“是被日本鬼子用枪捅的。日本鬼子要强拉走我的女儿，与他们拼抢时我被鬼子的刺刀捅了。”
歌子立即告诉老太太：“我就是日本人。”
没想到老太太一点也不惊讶，反而善解人意地说：“你跟日本鬼子不一样，日本帝国主义才是日本鬼子，日本人民和我们中国人是一样的。”
歌子听了这话，感动得流下泪来，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人却有着如此觉悟，歌子心里想着：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我现在参加中国革命军队，要尽自己的力量来补偿。
“是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培养了我。”歌子真诚地说，“八路军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深入人心，日本军队和蒋介石的军队不是为了人民，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战。”
歌子还特别欣赏共产党内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干部、士兵不分等级，互相提意见，自我反省，以此来加强部队的思想力与战斗力。
有一次，歌子被派去学习营养学，回去后高高兴兴地为部队干部做了一顿好饭特意端去，没想到那人不知为何正在生气，把气发到了歌子身上，突然把歌子做好的饭打翻了。倔强的歌子与那位干部顶起来：“你是共产党员，你本应该教育好我这个日本人才对，你怎么能以这种态度对待下属？！”
过了两天，部队的政治委员来到歌子的住所，向她表示歉意，说没有教育好干部。那位发脾气的干部受到处分被调走了。直到今天，歌子还在感慨，当年的共产党军队多好啊，没有等级观念，当官的犯了错，照样受处分。
在新中国建国前后的两三年里，歌子随四野转战南北。在她的记忆里，既有站在山海关领略宏伟长城第一关的赏心悦目，也有穿梭在枪林弹雨中的惊心动魄。在她的印象中打得最艰苦的一役是1946年春的四平街攻防战，到第四次进攻才打下来。虽然只是个卫生员，歌子记得当时林彪的战略部署受到部队中不少人的非议。
在四平街，部队得不断地躲避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一次，歌子和市子一起躲在高粱地里，听着飞机的轰鸣声在耳边响起，似乎飞机与自己擦身而过，歌子扯开嗓门喊：“市子，你还活着吗？”
那边市子也大声呼应：“我还活着，你要小心……”
当时歌子碰到帮共产党军队培养飞行员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日本人教官林弥一郎，还“质问”他：“你为什么不早点让我们八路军的飞机上天啊？”林弥一郎只有苦笑。
不久，林弥一郎在很短的时间里很艰难的条件下为八路军训练出了优秀的飞行队，可以说像歌子这样既是同胞又是战友的人给了他莫大的鼓励。
后来，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贡献的日本人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国者友好会”， 林弥一郎担任会长，今天歌子提起他，仍是尊敬地称之为“会长”。
1947年，歌子随部队来到沈阳，在那儿她才有机会洗了一次几年都不曾享受的热水澡，在行军途中最多只能擦擦身。
1949年天津解放，歌子参加演出了话剧《纸老虎》。国民党军从天津到长沙节节败退，歌子所在的四野几乎是不战而胜。从汉口渡江到武昌，在那儿他们迎来了新中国建国的大喜日子，歌子与战友们一起欢呼雀跃，留下了幸福的热泪，那一刻，她完全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了。
1949年11月开始，歌子随部队北上，1950年1月到达哈尔滨。同年6月，抗美援朝开始，歌子也报名要前往朝鲜前线，却没有得到批准，为此她想不通，向部队首长提意见。部队领导只好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说因为她是日本人，考虑到国际影响，就不要到朝鲜去了。为此歌子又一次听从组织分配南下到了江西井冈山附近泰和的第七十二预备医院，专责结核病疗养工作。
1952年，歌子收到了久无音讯的父亲的来信，信上说：“请一定回来……”
1953年，歌子办好了回国的手续，依依不舍地告别战友、告别中国，从上海乘船回日本。
归国前，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与为中国解放战争做出贡献的日本人相约，由于中国与日本还没有建交，本应发给他们的解放军纪念章先由中方保管，日后再发给他们。
1977年，中国政府恪守诺言，通过中国驻日使馆给他们送来了纪念章。现在歌子珍藏着华北解放纪念章、华中解放纪念章、东北解放纪念章，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奖章。她说，这些珍贵的纪念章是她青春的最好证物，她为参加了中国革命而自豪。
1978年1月，本多歌子随日本归国者访华团访问中国，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接见了他们。歌子说廖承志的日语说得比日本人还好，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过。
廖承志还亲切地问她：“什么时候参军的？”
歌子自豪地说：“十七岁就参军了。”
廖承志感叹道：“真不简单啊。”
这段对话让歌子回味至今。廖承志送给她一幅字，上书：加强友好，并肩前进。这幅字现在还挂在她家客厅的显眼处。
回首在中国的16年经历，本多歌子说她把青春献给了中国，把中国留在了心中。共产党的教育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为人民服务”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教益影响了她的世界观，照耀了她的人生。
回日本后，歌子来到了父亲落脚的横滨，通过了护士考试，后来35年连续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她说自己一直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同事真诚地交换意见，共产党说了，人总是有缺点的，改了就好。就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还是谦虚地说：我这人有缺点，比较固执己见。
本多歌子在工作之余曾经到日本的一些大学演讲，向日本的年轻一代介绍中国的事，她挂起中国地图，细数自己在中国大江南北留下的足迹；她复印了许多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送给学生，讲述当年中国人民军队神奇的力量……如今每年的“八一”建军节，她都会收到中国驻日大使馆的请柬，参加建军节纪念活动。在中国的战友们还邀请她到中国去安度晚年……
作为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本多歌子还在为中日民间友好而不遗余力，协会每年都要举行许多活动，与中国留日学生开展交流等，本多歌子还曾经让中国留学生住在自己家，为留学生垫付学费……她担心的是：他们这一代从中国归国的人渐渐年事已高，以后中日友好事业可有人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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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弥一郎一样，许多日军俘虏留在中国时，也留下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他们为中国的解放和建设出了力，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数众多的空军、铁道、医疗等方面的日本技术人员留在中国，有的在医院当医生、护士，有的在工厂当工程师，有的在学校当教员。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贡献，写下一页感人的“日中战后史”。
在解放战争中约有3000多名日本医务人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起，走遍全中国战场救治伤员。
日本卫生兵藤田良德1940年11月随侵华日军来到吉林省安图县，在牡丹江陆军医院工作。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他在逃跑途中染上伤寒，幸被当地百姓发现而救活。病好后，他在当地安顿下来，与另两位医生开设了一个诊所，为当地老百姓看病。
1946年，藤田的诊所收归地方政府，3位日本医生成为领取工资的外籍医生。当地政府官员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留下来为中国革命服务。藤田第一次放弃了归国的机会，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前线救护工作。
第二次放弃归国机会是1953年，当时藤田已与中国同事刘桂兰结为伉俪。按有关政策，如藤田归国只能一人回去，但他舍不得妻子，同时认为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因此自愿留了下来。
第三次是1958年，这时藤田已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医术和医德也名声鹤起，患者慕名而来，宁愿多等一会儿也要挂他的号。有的患者说：“只要藤大夫给看病，我就一百个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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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野芳男1916年出生于东京，1941年接到征兵令后弃商从军，被编入陆军第一师第二野战医院。不久，他随医院到达当时黑河省的孙吴。不久，日本关东军将医院改名为北安临时医院。
一开始，浅野和一些日本军人还私下里讨论为什么日本战败，如何进行日本复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和中国同行的共同工作，相互之间逐渐增进了了解和感情。
为了照顾日本医务人员的生活，东北军区作出决定，日籍医务人员凡是自愿并经批准，均可结婚。当时浅野已经31岁，他与原来一起工作过的日籍护士大竹菊枝相爱。1947年9月初，浅野向医院领导提出了结婚申请，并希望将大竹调到克山医院工作。
领导立即同意调动，批准结婚，并为他们操办婚事。医院为他们预定最好的饭店，安排车辆，布置婚礼会场。院长夫人还为新娘找来旗袍，把她打扮得像中国新娘一样。
浅野做梦也没想到，一个过去的日本兵竟受到中国同事这样深切的关怀。他捧着结婚证书，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年，浅野夫妇喜得一女，他们在工作上更加努力，在感情上和中国“同志”更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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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初期，曾有800多名日本铁道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在甘肃参加了两年建设，开通了天兰线。
天兰线是连接天水与兰州的铁道，施工特别艰难。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建设新家园急需铁道来运送物资。
1951年春，担任电器技师的市冈希夫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没有任何路线原始资料，连画设计图的专用笔都没有。另一位技术员川上三治负责建施工人员的宿舍，一天，有人告诉他，他测量过的地方有当地老百姓的墓地，所以他不得不重新找地方。此后，他每到一处都要仔细确认有没有墓地。
曾经在“满铁”齐齐哈尔铁道局负责机车技术的南谷正直负责修理汽车，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只英国产的焊接器，但他看不懂英文说明书。南谷心想：做为“满铁”来的堂堂工程师，不懂焊接器的用法岂不丢人。于是他查字典搞清楚了使用方法，顺利完成了工作。
牛岛泰兴负责工程验收，他严格按照当时苏联的工程标准来考察每个项目。有时他提出的意见对方不听，他觉得很苦恼，认为周围人对他这个日本检验人员有抵触情绪。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他就会说：“你们要听我的，是毛泽东让我留下来的。”
日本技术人员在车站欢送首发列车出站，喜悦心情难以言表。铃木一雄等人还作为代表乘上了火车，他说：“作为工程的一分子，我由衷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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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日，东北老航校正式成立，教学工作很快展开。然而，开局却充满了“火药味”。当时，许多学员都是从各根据地来的抗日青年，亲眼目睹过日本鬼子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法西斯残暴罪行，还有的亲人就是被鬼子杀害了。现在却要向日本人敬礼，还要听从日本人的指挥，心理上接受不了，大家的抵触情绪很大。而有的日籍飞行教官由于过去长期受日本军队法西斯作风的影响，对待学员态度粗暴，更加激化了矛盾。
航校领导很快发现了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反复教育全校同志一定要分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一般日本军人的界限，要求大家对参加航校建设的日籍航空技术人员，不能当做战俘看待，而应当作留用人员对待，尊重他们的人格。另一方面，他们又诚恳地批评日籍教官，使其认识到法西斯军队的管教方式与革命军队水火不相容。
同时，航校还先后任命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为飞行主任教官。
张华在东北老航校初创时，担任过飞行科长，是最早的中国飞行教官之一。由于当时的教官大多是日本人，张华懂得日语，因此，张华与日本教官的交流较多。期间，张华还担任过老航校的翻译科长，因此他知道的有关日本人在老航校的故事也就相对多了些。
当时对于教学训练中的问题，校领导经常征求和倾听日本人的意见，不把他们当外人。在生活上也对日籍人员给予力所能及的优待，保证他们平时能经常吃到大米、白面等细粮，日籍技术人员见到中国人吃的是玉米面、高粱米，而他们吃的却是白面大米，都非常感动。
航校还积极帮助日籍技术人员解决婚姻问题。当时还不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航校领导就想办法吸收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到航校做护士、卫生员、保姆之类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彼此之间增加了解的机会。校领导还特别注意做好林弥一郎等主要教官的工作，以对待朋友的真诚态度，从生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处处以我军的优良传统感化教育他们。
如此一来，教学关系变得融洽了。中国学员也被日籍工作人员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甚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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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日籍人员返回自己的祖国。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等因素，他们回到国内后生活都非常艰苦，但不少人仍然怀念着老航校的生活。他们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林弥一郎还给儿子取名叫林新，意思要做中日友好新一代，并送他到中国留学。
为了纪念那段特殊的日子，林弥一郎亲自发起和组织了“航七会”。到1990年，会员已有800多人，在日本各地设有7个支部，两个筹委会。
当年在老航校医务队工作的高桥澄子，为伤病员献出了她全部的热情和爱心，也是老航校日籍工作人员中惟一没有回国的人。她加入了中国国籍，并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叫高玲。转业到地方后，她依然发扬老航校精神，工作兢兢业业，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也没有动摇她对中国的感情。她在日本有父母，有亲朋好友，也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可是她全部放弃了。她常说：“我的世界观的转变，是受老航校的中国朋友的教育和影响形成的，刻骨铭心，永远难忘。他们永远是我的榜样。”高桥澄子在河北承德定居30多年，曾被选为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直到离休后才回到日本。
教官诜岐文夫回国经营了一个小纯水厂，申请了专利，日子比其他日本朋友好过一些。于是他通过林弥一郎介绍，与北京某企业合开了一个纯水厂。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同样在老航校工作过的诜岐郁代患癌症去世。在去世前，她希望能把自己骨灰的1／3埋在“第二故乡”———中国。如今诜岐文夫已遵照妻子的遗愿，把骨灰埋在了北京万安公墓，并在旁边为自己留了一块地。他要与妻子在一起，与中国在一起。
如今，许多当年老航校的日本教官及工作人员已与世长辞了，但无论是健在的还是故去的，新中国空军的历史都记着他们的一份功劳，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有着他们的一份牵挂。
通化党史办主任杜金平（右2）一行专程到上海访问了张华，了解东北老航校创建于通化的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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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回忆起人民空军走过的辉煌历程，作为这段历程的见证人，他万分感慨。
1946年3月，成立于通化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中国空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也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东北老航校”。从此，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一大批空军英雄从这里起飞。
东北老航校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
在朝鲜上空，年轻的中国空军很快就有了与强敌的第一次交锋。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平均飞行时间只有200多小时、喷气式战斗机飞行时间仅15小时的中国年轻的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喝过”成千上万吨航空汽油、飞过数千小时的美国空军“老油条”们，丝毫没有胆怯。
大队长李汉首战即击伤敌机，8天以后，也就是1951年1月29日，与敌再次交锋时，李汉又首创了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先河。这一天，喷气式飞机打掉敌机的世界首创，被永远地载入了人类空战的史册。
初战胜利，对整个志愿军空军乃至全中国人民都是极大的鼓舞。随后，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不断地在朝鲜战场上创造战争的奇迹。
按照国际惯例，飞行3000小时以上即可称“王牌飞行员”。抗美援朝时，飞行时间不足100小时的年轻飞行员、东北老航校第一期飞行乙班毕业的学员张积慧，击落美国空军第4联队第334中队中队长、空军少校、王牌飞行员乔治·戴维斯，成为一时的轰动新闻。戴维斯有着3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参加战斗飞行266次，算得上是老牌驾驶员。他的死，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称：“戴维斯被击毙是一个悲惨的损失，是对美国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东北老航校的威名远扬世界，5名空军一级战斗英雄有3名出自东北老航校，他们是王海、张积慧、刘玉堤；李汉、邹炎、王天保、高月明等4名毕业学员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据统计，凡参加抗美援朝的东北老航校毕业学员人人都立有战功。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作者（左2）与徐怀堂夫妇、王天保夫妇于上海合影 (2016-11-11)
到1954年5月止，中国空军先后已建成了28个航空兵师，共有79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种飞机3000多架。其中分轰炸、歼击、运输、空降等兵种，是一支连美国也不敢小看的空中部队。
作者在寓所与我国空军历史上第一位特等功获得者“孤胆英雄”华龙毅之子华山（右）交流朝鲜战争时期的空战故事
全国7所航校为人民空军输送了大批领航、飞行、机械、气象、通讯、射击等专业人才。
上世纪八十年代，100多位曾在老航校工作过的老同事欢聚北京。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这群老人中，有16位被许多人尊称为“教官”的日本人。
中国空军的故事永远讲不完，我不得不搁笔了。我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这本笔记不仅记录了张华飞翔蓝天的一生，也留下了他与战友们鹰击长空的共同信仰和时光岁月。
这本笔记也是一本教育族人的家谱，张华留下的家训最重要的一句话：做一个普通人。
完稿于2021年7月1日
作者与王弼女儿王兆、常乾坤之子常砢、张建华之子张志勇 参观朱瑞将军纪念馆（宿迁）
朱德外孙女刘丽、陈毅之子陈小鲁参加空军节活动
刘善本女儿刘江平向作者（左）和何健生侄孙何宇昊讲述刘善本的故事
紙本什麼時候會出版?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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