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張華書寫的“牡丹江起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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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空軍1955年3月10日電令，1955年4月1日調歸華北軍區空軍部建制，駐山東省流亭機場。1959年8月4日移駐江蘇省徐州機場。1956年7月1日起歸空6軍建制。
1954年8月，空軍航空兵第29師奉命執行支持陸軍解放一江山島的作戰任務；根據空軍1955年3月10日電令，1955年4月1日第29師調歸華北軍區空軍部建制，駐山東省流亭機場。1959年8月4日移駐江蘇省徐州機場，1956年7月1日起歸空6軍建制。
1968年11月17日空12師與空29師調防，空12師由衢州、筧橋機場調防徐州、白塔埠機場，空29師對調到空12師機場。
時任空軍航空兵第29師副師長的張華，調往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濟南基地，擔任基地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济南基地，简称空军济南基地，是战役方向空军合成指挥机构。
按照中央军委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济南基地，“作为战役方向空军合成指挥机构，必须集战役战术指挥功能于一体，必须具备指挥多种空地力量协同作战的能力。”
2017年以来，该基地充分发挥“基地-旅”体制下练兵备战聚合效应，按照“以上统下、以天带地，互为对手、深度融合”的路子，组织所属部队常态化开展合同训练，对比验证各型武器装备性能，研练空中进攻作战、要地联合防空等合同战法，带动基地、旅两级指挥班子同步配套训练，锤炼部队联合作战指挥筹划和作战能力。
作为空军部队“基地-旅”体制中的重要一环，空军各个基地将作为战役方向空军合成指挥机构。在本轮军队改革“脖子以下”阶段，解放军空军新组建了多个基地。
张华任空军济南基地主任时，正值文革期间。基地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当时的张华虽然没有受到运动冲击，但被闲置在空位上，可以阅读中央和军委的重要文件，但不能发表个人意见，他只能在文件上划圈，表示已阅。
谨言慎行的张华却也实在是个闲不住的人。文革期间，他多次向上级申请能做点实际工作。最终，组织上安排张华为带队支左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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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时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1968年，张华由空军济南基地主任调任为济南军区空
军副参谋长。
1967年6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将空军第6军军部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空军。9月15日，正式行使军区空军职权。
济南军区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济南军区的战役军团。归空军建制，受空军、济南军区双重领导。领导和指挥驻山东、河南省空军部队。主要担负本区防空作战，空中进攻作战，协同陆、海军作战等任务。
济南军区空军成立后，空军第6军所辖驻山东省和徐海地区部队划归济南军区空军建制。1975年2月，济南军区空军辖区1所航空学校，由空军直属改归济南军区空军建制。1978年10月，所属航空学校和驻徐海地区部队划归南京军区空军建制。
从1968到1983年，张华一直任职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直至离休。
1980年，济南军区空军司令部调来了一位副司令，那就是空军名将夏伯勋。
夏伯勋
夏伯勋，原名蔡绍叔，1917年1月26日（阴历）出生在湖南澧县。1935年8月，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打到了澧县。夏伯勋报名参加红军，成了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的一名新兵。后随贺龙的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夏伯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红2军团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到达陕北后，参加了山城堡战役。1937年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延安摩托学校学习。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建立了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在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此后，应盛世才的要求，我党相继抽调了70多名干部，由盛世才安排进新疆的群众团体、政府机关以及财税、文教、新闻、军事等部门工作。与此同时，我党还从“新兵营”和延安抗大等处挑选了43名干部、战士进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机的驾驶和修理等技术。夏伯勋也被选派入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
1942年9月，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大举反苏反共。软禁了未及撤离的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子女128人。自1943年2月7日夜起，盛世才撕去伪装，正式抓人，至4月13日，入狱的中共党员干部已达60人。夏伯勋也被关入监狱。9月27日，经请示蒋介石批准后，盛世才最终以莫须有的“危害民国”罪，将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秘密杀害。
中共党员在新疆被软禁关押的消息，很快即由共产国际转递给中共中央。经多方努力，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遂于1946年4月同意释放新疆在押中共人员。历经一个月的长途跋涉，行程3000多公里，这批被释放的人员终于在7月11日胜利回到延安。
解放战争开始后，夏伯勋被派往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工作。1947年起，任航空学校飞行教员，第2大队政治指导员，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第1大队2中队中队长。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空军第六航校训练处处长、副校长兼飞行大队大队长，空军第4混成旅第10团团长，空军第3师副师长、代理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4军2师副师长1952年起任空军2师师长、空4军副军长，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1966年5月任空军军长。1967年7月任冀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夏伯勋是我党空军的元老飞行员，东北老航校的飞行教官，我党第一个歼击机中队首任队长，第一个喷气式歼击机飞行团首任团长。
张华曾是东北老航校最早的飞行教官，担任过空军喷气式歼击机飞行团“混四旅10团”副团长。
在夏伯勋和张华的履历中，可以找到很多时间段曾是战友。1955年，他们同被授予开国大校军衔。
但夏伯勋这次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让张华又喜又惊。
喜的是老战友重逢，惊的是夏伯勋在文革中经历了10余年的政治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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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华的空军战友中受到政治运动冲击的不止夏伯勋一个。与张华一起参加 1945年“820起义”的战友们，先后都参加了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工作，他们为建设人民空军的贡献无法否定。但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1945年10月下旬，820起义人员蔡云翔、顾青、陈明秋、田杰在共产党员刘风带领下，接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
令部(简称“东总”)命令：在本溪接收投降我军的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飞行大队及日军飞机（46架，完好能飞行的16架，分驻本溪奉集堡机场和沈阳机场），将将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因为当时在沈阳，故都简称为沈阳航空队），移驻辽阳机场和奉集堡机场。
沈阳航空队接管并带领这批刚刚受降的300多人日本航空队伍开始了修理飞机、搜集航材的艰难工作。
作者（右2）与黄乃一之子黄宁宁、蔡云翔之女黄波、何健生侄子何国晖（左1）相聚上海
11月9日，东总派延安干部黄乃一为航空队政委，与刘风、蔡云翔、林弥一郎共同管理沈阳航空队的工作。11月14日，东北局成立航空委员会，直接领导沈阳航空队的工作。沈阳航空队在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的领导下，到东北各处机场搜集航材、修理飞机、并克服一路艰难运回驻队机场，同时着手招收航空学员。
1945年11月下旬，国民党进攻沈阳，航空队被迫撤出沈阳，转移到辽阳，后又迁至奉集堡，12月10日搬迁到吉林通化机场。航空队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进行了几乎是连续的三次大搬家，能飞的飞机由蔡云翔原机组飞行员和日本飞行员驾驶进行转场，不能飞的飞机，他们就将飞机拆散装在大板车上，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进行转移。
12月初，沈阳航空队迎来了山东抗大一分校105人的首批学员。在东总的领导和支持下，沈阳航空队发展迅速，到年底就发展到五百多人，包括领导干部、飞行人员、学生和警卫人员二百余人、日本航空人员三百多人和二十多名朝鲜人；搜集到一些航材、航油，修复的二十来架飞机也已能够飞行，开始了教员的恢复飞行。航空队组成了两个学生训练队和一个飞行队，飞行队可执行紧急飞行任务。
1946年1月1日，东北局、东总在沈阳航空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沈阳航空队结束了其历史使命。沈阳航空队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支既有空地勤配备齐全人员，又有飞机和场站，具有执行飞行任务能力的航空队，并为即将建立的航校招收了第一批学员，完成了东北老航校成立与发展三步曲中的第一步：“汇聚四方人才、搜集八方航材”，伍修权在回顾老航校的历史时曾说：沈阳航空队是东北老航校的雏形。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东总任命：航校校长常乾坤，政委吴溉之，副校长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政治部主任白平，教育长蔡云翔，训练处处长何建生，学生大队长刘风、政委陈乃康，林弥一郎任校参议兼主任飞行教官。
5月15日，东总任命王弼为航校政委。
东北老航校成立后，飞行训练刚刚开始，教育长蔡云翔和飞行教员吉翔接连牺牲……副校长白起和训练处长何健生承担了艰巨的教学任务。他们都是820起义人员。
1946年7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囚禁了近四年时间受尽摧残的我军31名航空人员，在中央全力营救下终于获释回到延安。这批人员以前全都是红军各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8年由延安八路军总部派往盛世才航空队学习航空。这批队伍剩下的29名航空人员与起义归来的刘善本等机组人员一起，组成由朱德总司令命名的“八路军总部航空队”，奔赴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1947年2月初，这支队伍到达东安，加入到已经成立近一年的东北老航校，进入正规学习和飞行训练的东北老航校建设中来。
但新的矛盾出现了，有人认为航校的领导权不能被汪伪和国民党起义人员掌控，并上书东总和军委。随之，白起、刘善本等均降级，也包括常乾坤。王弼、黄乃一也被先后调离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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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航校中新疆航空队的学员学的是苏式飞机，汪伪起义人员学的是法国飞机，国民党起义人员学的是美式飞机，老航校缴获和拼装的是日式飞机，为统一教学训练办了一期飞行教员班，刘善本兼任班长。
820起义人员顾青是最早赴东北创建老航校的飞行员之一，东北航空学校成立后，他当时任训练大队副大队长。
1947年7月，航校迁往牡丹江，顾青奉命去牡丹江当教官。
在飞行考核中，学员要从东安机场直飞牡丹江海浪机场，日式飞机无导航设备，只能靠铁路线上铁轨反射导航飞行。
当时，张华首飞成功，接着于飞也飞行成功。顾青是第三个试飞者。但张华和于飞却不见顾青返飞回来。
原来，顾青飞到穆棱县下城子时，乌云密布大风狂起，顾青看不到铁轨，飞到了苏联境内，苏联2架空军战斗机起飞拦截，顾青迫降在苏联乌苏里斯克机场。
航校派王弼、刘丰去交涉并领回顾青，经技术审查认定是一起正常飞行事故。但有人向东北局写信，认为顾青的行为是企图飞往长春投奔国民党，并找八路军总部航空队老红军逐一签字上交东北局。事态逐渐升级，顾青突然面临杀头之险。
刘善本对此事完全可以回避不管，但正直与良心驱使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飞往长春飞机油料不足，这种说法违背事实并写了论证材料上交航校与东北局。
但当顾青被接回到牡丹江后，政治部保卫科认定顾青是投敌行为，不容顾青申辩，组织营、连大会小会批斗，最后宣布：将顾青送交上级处理！顾青被押送至哈尔滨军事法院。顾青被关了一年没有审讯，也没有调查，判决书却送下来了：“特务，判处徒刑二年”。顾青立即被送到沈阳监狱劳改。二年刑满，顾青出狱，他一再向组织申诉，没有答复，遂被送到佳木斯“学习”。名为学习，实为劳改农场。不久，军法处突然送来复查批复：“罪行严重，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这个近乎于荒唐的判决书，将顾青打蒙了。欲哭无泪的顾青，不再申诉了，他知道，再申诉就有可能上断头台。1958年，沈阳军事法院下达改判书：“投敌未遂，改判徒刑二十年”。顾青因为劳改时屡屡立功，1969年提前出狱了，留在引龙河农场六分场就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文件中说，解放后的冤假错案，不管哪一级定的，都要实事求是纠正。顾青见到光明了。他几次向沈阳军区政治部写信，要求改正对他的错判。等了很久，终于盼到复信了。复信说：“你们当时是投诚，不是起义。至于后来投敌判刑，去找原判机关。”他又给审判他的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几次写信，都是泥牛入海。后来他得知，原来置他于死地的那个人，已是这个军区的大官了，他的案子是翻不了的。
当时军垦局统战部的凌人杰部长，看到了所属北安农场顾青的申诉材料，也觉得奇怪。顾青申诉，未加审判，就这样不明不白判了死缓，不合审判程序。于是，这位革命老干部亲自找顾青谈话，并要顾青坐在他的办公室写一份详细材料。而后，他带着材料亲自去沈阳军事法院，希望给顾青的案子进行复查。法院回复：“没有判错，维持原判。”凌部长要求看了审讯档案，越看越觉得判处不当。凌人杰是位正直的老革命、老干部，他认为顾青的案子有冤情。于是，他亲自向与顾青同时起义的于飞等人了解情况，又派人出去外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弄清这个案子。这时，年已花甲的顾青要求回他的老家扬州定居。临走时，凌部长安慰他说：“你的情况我们查清后，一定向中央书记处报告。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在家等待消息。”
凌部长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以北安农垦局的名义亲自将所有复查材料送党中央，中央对顾青的冤案非常重视，一位曾经在延安亲自接见过顾青等驾机起义人员的中央领导（即胡耀邦），看了北安农垦局的申报材料，亲自作出批示，要求迅速解决顾青的错案，做好安置工作。中央统战部和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专门作了研究，立即改正顾青的冤案，进行妥善安置。顾青三十多年的冤案平反后，安排为江苏省政协文史专员，享受副厅级待遇。当时，顾青在扬州定居，同时安排为广陵区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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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航校整编报告》摘录稿中，有这样一段话：首先是领导机关干部的形成有些“领导权交给人家”的样子，如白起、刘善本各居一地，群众认为是各自为政，实际上也是可以多少操纵领导权。1947年冬季的航校整编，白起不再担任副校长，被任命为学校的参议。1949年7月10日，中央正式决定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白起于12月调到北京，任军委空司航行处副处长。52年调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任副主任。54年10月调山西临汾12航校任副校长。
1957年6月11日，《解放军报》头版头条题为“起义将领和军官们畅谈自己意见帮助领导整风”的新闻中这样写道：“原某航校副校长白起说，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非常好，但有的党组织执行得好些，有的党组织执行不太好。1945年，我在东北航空总队（即东北航校）时，队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和我都能推心置腹，互相尊重，有文件也给我看，有事能和我商量，关系如水乳交融。后来，我在某航校当副校长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些会议不让我参加，有些政策不向我传达，提意见不接受……。”他被划为右派分子。
当时的空军政委吴法宪说得很明白，“白起不是右派，空军里就没有右派了。”
白起于1958年被下放到滦平劳动改造，保留军籍，降为连级，劳改一年。一年后仍留在滦平。
白起不服判决，于1959年上诉毛主席、朱总司令，被加重判决，开除军籍，改判反革命，关押在滦平县监狱，受尽了折磨、摧残、侮辱。
他的三女儿莉莉到监狱探视时，发现父亲牙掉了几颗，一问才知道是有人怀疑他安了金牙，竟给拔了三颗牙。当时监狱吃的粗粮，硬窝头，腌菜，他连吃饭都成了问题。1960年初，白起含冤死在狱中，死不见尸。年仅55岁。
1979年4月，空军政治部为白起做了结论：“经复查，没有右派言论，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
冤案终于得以平反。受到株连的白起爱人刘晏如1958年被迫退职还乡，文革中被迫害打成“特务”，受到揪斗、批判、侮辱，将近1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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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起义人员被打成右派的还有秦传家和何健生。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炼”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曾许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组织处分。”仅仅半年多时间，1958年春全国反右派运动结束时，就划定了右派约55万人。在全军的军官队伍里，据说划出了约6000名右派。其中属于军委直属单位及各军事院校打出来的右派中的320人，于1958年4月下旬，被陆续遣送到山西修建太谷郭堡水库。
郭堡水库建在太谷县的象峪河上游，位于东沟、小西沟和佛峪沟三流会合处，计划建一座集灌溉、防洪、养鱼、发电为一体、容量为30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1958年正处在大跃进的岁月，在号称“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影响下，太谷县委提出：要求水库工程在1958年年底竣工，并做到当年受益。就当时的设备条件和技术力量而言，这是个非常大胆而困难的设想，但郭堡水库却成功了，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郭堡水库来了这不同凡响的320名右派。其中也包括820起义组织策划者，为创建东北老航校和建立人民空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何健生。
这320名右派中，原系党员的有92人，原系团员的有135人。许多人原来在部队时都是政治、军事、技术、文艺等方面的骨干和人才。有几位少年时即从军，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老八路、新四军干部，在抗日及解放战争的战场上，都曾印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是陈挺、周宏达、戴沂蒙、张丕泉、常征、陈广、张文炜、聂荣廷、郑淑芹……还有留学苏联军事院校，刚刚回国就积极参加整风的，如朱兆极；不久前还在朝鲜战场立有战功的飞行员杨时瑞、坦克手唐廷雄；活跃在部队文艺界的著名诗人公刘，音乐家欧阳枫（李祯祥）、陈志昂，舞美设计家赵森林……全部人员中大部分是在建国前后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初、高中生到大学毕业、留学的都有。从年龄上来看，从20来岁到30来岁的占了绝大多数。
这320人，按照到达水库时间顺序，编成了三个锻炼大队。
第一锻炼大队：由原海军直属机关、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及驻山西第十、第十二航校、山西军区的135人组成，大队长彭承楦，副大队长周湘生、戴沂蒙、张丕泉。
第二锻炼大队：由原空军直属机关的105人组成，大队长沈保民。
第三锻炼大队：由军委三总部及直属五院、防化兵学校的80人组成，大队长陈挺，副大队长周宏达、华涤。
大队下设中队和小队，每个小队10人左右。各级干部都是由组织上从这320人中指定的。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集体，排起队来很像兵却又不是。
1946年3月1日，老航校正式成立时，已改名为“白起”的白景丰担任航校副校长，何健生则担任训练处处长。1946年9月7日，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1949年5月起，何健生曾任上海军管会空官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兼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军事代表，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六科副科长兼大校场航空站站长等。1951年2月，何建生调任军委空军司令部情报处照相科长。1953年9月、1954年12月，何建生两次荣立三等功。1956年1月15日，被授予三级解放勋章。1956年12月10日被授予大尉军衔。
何健生卓越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随即被流放到山西太谷县，先当铸造工，后在太谷县饮服公司照相馆当摄影师，直至1976年在太谷县退休。
1979年改革开放后得以平反，恢复名誉，返回北京与家人团聚。
1986年3月25日，空军党委批准何健生行政级别调为13级，副师职，享受军队离休干部待遇，并极为罕见的让他重新穿上军装恢复军籍。
历史终于还回他一个迟暮的春天。
1988年8月中央军委授予何健生独立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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