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李、吳、林、黃、邱1970年8月江西九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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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林彪及其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等人叛黨叛國,乘坐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一架256號“三叉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外逃,凌晨2點25分在當時蒙古人民共和國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依德爾莫格縣蘇布拉嘎盆地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墜毀,機上9人全部死亡。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又稱“林彪叛逃事件”。
這一事件的發生,標誌著林彪反革命集團的覆滅,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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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先後任營長、團長、軍長、軍團長等職。參加了紅軍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指揮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等重大戰役。解放後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
林彪是我軍歷史上一位著名的高級將領,但他也是一個權力欲極強的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造成全國大動亂的局勢,使他的奪權野心極度地膨脹了。
在这期间,他利用其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同自己的妻子叶群还有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
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安插亲信,培植死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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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正草案。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了总纲,林彪被选为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加强了林彪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更加合法化。至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达到极盛时期。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鉴于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恢复,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国家政权机关的正常运转问题。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让汪东兴回京向政治局传达他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及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3月17日至20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建议。
但1970年4月11日晚,林彪从苏州通过秘书以电话记录形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问题,“仍然建议由毛泽东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关系不大。林彪还说“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政治局讨论后,多数人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会议意见报告毛泽东。
1970年4月12日,毛泽东批示:“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而林彪还是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不愿当国家主席,他便可顺理成章为国家主席。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已看出林彪有意当国家主席。李作鹏、邱会作就在内部说,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有的单位正式向中央建议由林彪出任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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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当时作为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为何还急于要当国家主席呢?
第一,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虽然成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但实际掌权不多。毛泽东当时已对林彪过分称颂吹捧感到不安,猜他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因而对林彪的信任是有一定限度的。林彪对此是不满意的。叶群私下发牢骚说:“林彪不就是个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嘛!这么多年来就是这么多工作。”
第二,江青反革命集团争权加剧,林彪认为毛泽东有改变接班人的意图。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指出的:“一九七〇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图谋提前'接班'。”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李伟信1971年10月13日的笔供也承认:林彪一伙分析由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一定要把张春桥搞掉。
第三,解放后,林彪身体不好,养病多年,担心自己活不到自然接班。叶群讲过“不知林彪的身体拖不拖得过毛泽东”。因此,他们要“抢班夺权”,而不能等待自然接班。
第四,林彪反革命集团认为,四届人大是篡权的最好时机。林彪认为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好时机。在林彪看来,若能如愿以偿,当上国家主席,不仅可以巩固他接班人的地位,同时也是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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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13日下午,宪法修改小组在怀仁堂开会。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草案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的三个副词。已知道毛泽东不赞成写天才的张春桥、康生同他们发生了争吵。
陈伯达支持吴法宪。吴法宪当即将争吵情况通过黄永胜报告叶群和林彪。林彪赞扬吴法宪的意见对,说今天抓住了张春桥,抓得好。
黄永胜于8月14日打电话让在外地的李作鹏赶快回来参加宪法小组会支持吴法宪,担心吴法宪一个人太孤立了。李作鹏遂于8月17日赶回北京。
1970年8月14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事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论天才问题”的语录,准备和张春桥、康生斗争。
但张、康在会上出乎意料地默不作声,结果宪法草案没经任何争论就通过了。但他们并不罢休,准备上庐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同张春桥再大斗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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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已觉察到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间的矛盾有所发展,预感到在全会上可能发生事情。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夕的1970年8月22日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强调说:“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就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问题。
毛泽东生气地说:“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以加上,反正我不当。”
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江西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
林彪事先并未准备讲话稿,当毛泽东问:“谁讲话?”林彪说他想讲几句。毛泽东说:“好,请林彪讲话。”
林彪讲了一个多小时,全文四千多字。林彪在讲话中说,这个宪法“把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是三十条中间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还说:“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我们说毛泽东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说“毛泽东的学说”“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值得深思”。
林彪这段话明显地是对着江青集团的,因为他听说康生反对学老三篇,康生、张春桥不同意在宪法上写三个副词。
在当晚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提出要学习讨论林彪讲话,再听听录音。
1970年8月24日上午,全会听林彪讲话录音两遍,下午和晚上开小组会。
24日晨,叶群布置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要在各组发言表态,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的观点;发言不要点张春桥、康生的名,要用眼泪来表示自己的感情;各自去串联空军、海军和总后的那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按上述口径发言。
下午的小组会上,吴、邱、李、叶分别在西南、西北、中南三组宣讲事先准备好的“称天才”语录,慷慨激昂不点名地向张春桥发起进攻,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陈伯达由于同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中共九大前后已逐步参加林彪集团一些宗派活动。他在华北组的发言,很有煽动性。他说,宪法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是经过严重斗争的,有人胡说三个副词是一种讽刺,这是“想搞历史的翻案”,“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是历史的蠢才”等等。在陈伯达的煽动下,华北组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纷纷发言,对党内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表示“最强烈的愤慨”。华北组的一些发言火药味极浓,当晚整理出来后,编为全会第6号简报印发。 [4]
1970年8月25日上午,6号简报发到各组后,坚持设国家主席、叫嚷揪人的呼声更高。有的组集体通过决议:宪法草案一定要写上设国家主席,一定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个别人说毛泽东实在不愿当,可以让林彪当。
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和毛泽东
江青一伙人知道揪人那些话是针对他们的,于是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那里说:“主席,不好啦,他们要揪人。”
毛泽东此时也看到了华北组简报,对背着他从事这样的活动十分恼火。
毛泽东下午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陈伯达等人的发言违背党的九大方针,要按党的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说有些话提起来千斤重,放下来只四两,国家主席问题不要提了,要我当国家主席就是要我早点死;你们再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
会议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6号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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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月26日、27日两天休会期间,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要吴法宪作检讨,并将吴法宪手中那本《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转送毛泽东。
毛泽东找了一些人谈话后,就此于1970年8月31日写了一篇700多字的短文——《我的一点意见》,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1970年9月1日,各组结合学习《我的一点意见》,开展对陈伯达、吴法宪的批判。吴、叶、李、邱以及陈伯达多次在一起研究如何检讨,掩护退却,林彪则有意保护吴法宪等人。
会议比原定时间延长几天后,宣布按原定议程进行。
1970年9月6日,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话,号召读马列的书,党内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会上,中央还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九届二中全会后,全党进行了批陈整风运动,开始陆续揭发林彪一伙人在背后进行的一些串连宗派活动。
毛泽东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对他们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表现很不满意。
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林彪对“庐山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这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表明毛泽东不再信任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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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最早见于1966年8月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毛泽东两次提出删去党章草案中出现的三个副词。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九大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都没有再用这三个副词。
關於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問題,在1970年廬山會議前,毛澤東是一開始只說“此議不妥”;1970年4月下旬,毛澤東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是把曹操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7月下旬又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到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一夥又一再堅持設國家主席,毛澤東已察覺林彪有意當國家主席,因而明確對林彪說:誰要設誰去當,反正我不當,我勸你也不要當。
林彪堅持天才論,堅持設國家主席,是別有用心的。這些,是黨內生活不能允許的。毛澤東最厭惡搞陰謀詭計的人,不願黨內發生分裂,他採取一些制止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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