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前排左二劉亞樓，左三吳法憲
1
在革命的隊伍中，司令員和政委是一對搭檔，政委擁有最後的決定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委似乎還比司令員要大那麼一點點。比如楊羅耿兵團的政委羅瑞卿，是大將，就比司令員楊得志的軍銜還高。
在新中國的空軍中卻不一樣，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他的威望特別高。那是從東北野戰軍開始，就打出的威望，劉亞樓的名字是和林彪羅榮桓並列的，“林羅劉”三巨頭嘛。
很多人只知道新中國的空軍司令員是劉亞樓，空軍政委是誰？似乎名氣不大。首任空軍政委是蕭華上將，任期很短，蕭華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空軍沒有政委，直到1957年才任命東北野戰軍另一位將領接任政委，他就是吳法憲。
吳法憲這個政委，對司令員劉亞樓非常尊敬，甚至有點崇拜的感覺。大家都稱他為“提包政委”。什麼意思？他這政委情願給司令員劉亞樓提包。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個原因，吳法憲是劉亞樓的老部下
吳法憲是江西永豐人，15歲參加紅軍，17歲光榮入黨，是一位“紅小鬼”。吳法憲參加了中央蘇區的反“圍剿”鬥爭，走過兩萬五千里長征，他一直都是紅一軍團將領。抗日戰爭時期，吳法憲在115師中為將，後來加入新四軍第三師。
第三师挺进东北，组建了第二纵队，司令员是刘震，吴法宪担任政委。而当时的刘亚楼是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自然是吴法宪的首长了。天津战役中，刘亚楼是前线总指挥，他统一指挥了五个主力纵队，猛攻天津，吴法宪所在的第二纵队也归刘亚楼指挥。
第二纵队改编成第三十九军，吴法宪是军政委。第三十九军隶属于刘亚楼领导的第十四兵团，从这个意义上讲，吴法宪成为刘亚楼名副其实的部下。
空军成立后，吴法宪最初担任副政委，很长时期，他都是刘亚楼的部下。刘亚楼是开国上将，吴法宪是中将。吴法宪比刘亚楼小了5岁，刘亚楼既是他的首长，又是他的老大哥，他当然就对刘亚楼非常尊敬了。
第二个原因，刘亚楼是毛主席、林彪信赖的人
刘亚楼上将
1957年，吴法宪担任空军政委，和刘亚楼搭档。他这个政委对刘亚楼非常恭敬，一切以刘亚楼的意见为准，吴法宪甚至号召空军上下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如此一来，他岂不成了“影子政委”？
吴法宪有自己的理由，他说，刘司令是毛主席信赖的人，是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挥员。东北野战军打造成了一支百万之师，刘亚楼这个参谋长是功不可没的，空军组建，毛主席亲点刘亚楼担任司令员。
刘亚楼雷厉风行，办事效率非常高，志愿军入朝作战，没有空军是不行的，中央决定，空军要尽快入朝作战，刘亚楼在最短的时间内组建了一批能征善战的空军部队，在朝鲜上空一鸣惊人。
毛主席多次表扬空军。中苏关系破裂后，很多苏联专家撤走了，很多部门干脆把苏联的翻译也处理掉了，该遣散的遣散，该改行的改行，刘亚楼的空军则不然，俄语翻译一个不动，继续保留。
刘亚楼认为，培养一个翻译不容易，这些俄语翻译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这就跟大家唱了反调。毛主席知道后，说了一句话，刘亚楼喜欢说了算，空军就让他说了算吧。毛主席如此信任刘亚楼，吴法宪当然更加尊敬他了。
吴法宪中将
吴法宪对刘亚楼的尊敬和爱戴是真诚的。1964年，刘亚楼病重，本来是肝硬化，因为发现得晚，很快发展成了肝癌，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刘亚楼很想工作，可是残酷的癌细胞吞噬了他的健康。
在刘亚楼住院治疗期间，政委吴法宪带着空军的常委们，日夜守护在他的床边，吴法宪悲伤地对刘亚楼说：“司令员，空军还等着你回去掌舵呢，我真希望能替你生病啊！”
吴法宪说的没有错，刘亚楼是空军的掌舵人，空军没了他，还真不行。1965年5月7日，刘亚楼最终停止了呼吸，吴法宪哭成了泪人，他夜不能寐，忙前忙后，帮助处理刘亚楼的后事，还亲笔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念文章。
刘亚楼与林彪私交很好。为此，林彪还为刘亚楼做了很多“破例”的事。如在刘亚楼生病的时候，林彪破了“不去探病”的例，亲自到医院看望。
林彪破例与叶群到病房看望刘亚楼
刘亚楼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林彪破了“不出门迎客”的例，提早到门口迎接。
正因如此，刘亚楼是少有的敢管林彪家事的人。有一次，林彪之妻叶群因一事惹怒了林彪，气得林彪大发雷霆，操起马鞭追着打，周围的人不敢上前劝，只能远远观望。刘亚楼闻讯后，迅速赶来，一把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向围观的人大喝到：“有什么好看的！全部给我散开！”围观的人散去后，刘亚楼对林彪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还批评了林彪。从此，林彪再也没有打过妻子，还对身边的人说：“刘亚楼管我，我服气！”
林彪在刘亚楼上将追悼会上献花圈
2
林彪1959年主持军委工作后，就有意识地在军队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把自己的亲信提拔到重要部门，委以要职。
林彪一上台就提名邱会作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并强行指定为总后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的名义，派李作鹏到海军任常务副司令。1965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故，林彪立即抢先提吴法宪任空军司令。
他们在林彪的支持下，在各自的部门中搞了许多拉帮结伙、排斥异己的活动。林彪的宗派体系是从打倒罗瑞卿开始形成的。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和1966年春北京京西宾馆会议的两次“倒罗”会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一齐上阵，诬蔑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为打倒罗瑞卿立下了汗马功劳。黄永胜在广州军区任职，未能参加这场“倒罗”之战，便写信给叶群，攻击罗瑞卿“是十足的伪君子，大阴谋家，大野心家”。过后，黄永胜还对未能在“倒罗”上立功而后悔不已，当林彪的面大骂自己“蠢猪”。林彪从这场“倒罗”斗争中，看到了他们的“忠诚”，视为心腹干将。他们也积极投靠林彪，成了甘心为林彪驱使的党羽。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林彪有机可乘，得以最后形成自己的宗派势力。
“文化大革命”把林彪推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林彪有毛泽东的“好学生”、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名声，“副主席”、
“接班人”的地位，不仅他的个人野心膨胀，而且攀附于他的追名逐利之徒，大大小小的个人野心家也如过江之鲫。
林彪在说“文化大革命”时，总是大谈其“大罢一批，大升一批”的干部路线。这是林彪对军队必须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态，也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带威吓性或诱惑性的暗示。林彪所提出的干部升罢标准是“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不突出政治”，除此以外的其他问题是小节问题。“小节无害”是林彪一再强调的。而“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的是林彪，他对谁是否是“高举”了、
“突出”了的认定，最有权威性。这样，林彪集政治权力与是非标准于一身，保谁和倒谁全在于他的“金口玉言”之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黄、吴、李、邱在各自的单位中都受到了群众不同程度的冲击。林彪、叶群在关键时刻，出面保护了他们。
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1月，广州军区的一些干部群众起来造反，炮轰黄永胜。1月28日，黄亲自打电话向林彪告急。林彪立即让叶群把黄召来北京，保护起来。
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把反对他的空军一大批高级干部打了下去。但不久，空军院校的学生和空军机关的很大一部分人起来造他的反。他吓得不敢公开露面，跑到一个山洞里躲风。恰恰这时，空军一支部队击落了一架台湾的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叶群立刻跑到造反群众面前说：
“你们知道这飞机是怎么打下来的?是吴司令指挥打下来的!你们天天要揪他，以为他吓得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其实，他是受了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委托，一直在战备指挥所里指挥对敌作战。”叶群煞有介事的这些话，给吴法宪解了围。吴法宪也依靠林彪、叶群的撑腰，在空军内部明目张胆地组织起保自己的队伍。
李作鹏在海军也有强大的对立面，日子也不好过。1967年4月的一天，李作鹏正在会场上被群众批判，叶群得知这个消息，马上打电话给会场，编造谎话说，林彪要找李作鹏谈话。待李作鹏到林宅毛家湾后，林彪、叶群火速把他送到京西宾馆，秘密保护起来。林彪还出面保李，说李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突出政治的”， “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
邱会作生活作风一向不好，在总后民愤极大。“文化大革命”前，罗瑞卿专门开会要处理他，是林彪把他保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是在黄、吴、李、邱里挨批斗最厉害的。
林彪看到这些老部下的处境不妙，便亲自出面保他们。1967年3月25日，林彪在军队高级干部会上讲话中说，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海军主持工作的几个人也会被夺权。……总后也是这样。”
尽管林彪出面说了话，但空军中反吴、海军中反李的力量还是很大，总后打倒邱会作的呼声仍然很高。
1967年5月13日的北京展览馆武斗事件，是他们彻底摆脱困境的转折点。
1967年4月，叶群接见了空政文工团的演员刘淑媛等人，支持她们搞派性演出。刘等串联了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驻京军队文艺团体中相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节目，筹备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文艺演出。
总政和全军“文革小组”明确要求，要以文工团为单位，同台演出。这是为了消除两派群众对立的矛盾冲突，促进联合。
另一派人数众多，并和各大学的著名造反组织联系密切，扬言：
“他们胆敢搞'联合演出'，我们就去冲。”
演出的这一派虽然人数单薄，但在吴法宪、李作鹏的支持下，并不示弱，坚持按期演出。于5月13日晚，撇开另一派，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搞联合演出的试演。另一派就来冲砸会场，一些地方院校群众组织也赶来支持。两派发生小型武斗，伤了数十人。
事件发生后，叶群带着吴法宪、李作鹏、戚本禹等人到医院，代表林彪慰问演出一派的受伤人员，而对另一派的受伤人员毫不理睬，明显地表示了倾向性。
林彪、叶群把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称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领袖。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身价。而把另一派称为“冲派”，给予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时，在北京贴满了打倒总政主任萧华的大标语、大字报，指责萧华是“5·13事件的黑后台”。这也是叶群背后策划指使人干的。
6月9日，林彪又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了“三军”的文艺演出。新华社为此专门发了消息。
6月10日，在叶群的授意下，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数千人到总后大院游行，支持邱会作“站出来”。
不久被称为“冲派”的群众组织也联合起来，称“首都三军”，即“新三军”。军内形成这样严重的分裂局面，完全是林彪、叶群一手造成的。新老三军为取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都在准备“七一”文艺演出。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七一”前夕，两派文艺团体同时在两个地点演出，同时都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了邀请，希望他们光临。林彪只看“老三军”的演出，让“新三军”坐了冷板凳。这实际上等于宣告不支持“新三军”。
在“文化大革命”中，哪派群众组织得不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就失掉了生存条件。“新三军”很快就瓦解了，“老三军”取得了胜利。但真正的胜利者不是群众组织，而是在幕后操纵他们的人。叶群对自己的这一“杰作”非常得意，说：
“解放军内部这么大的乱局，首长没讲一句话，只看了一场戏，就把‘冲派'压垮了。”
“五一三事件”搞瘫了总政，搞垮了全军“文革小组”，总政主任萧华被打倒。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开始了夺总政权的一系列活动。当时流传着“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军队，军队看‘三军'”的话，可见他们的影响力之大。邱会作给叶群写信说：要“借'五一三'事件这个东风作为改变我们形势的伟大力量”。
1967年7月17日，经叶群和江青密谋后，成立了一个“看守小组”，又称“四人小组”。小组成员有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作鹏随毛泽东外出，海军由张出任)，吴法宪任组长。它接受“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的碰头会，负责看管总政，负责驻京部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这个组织对外不公开，只是在17日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宣布了一下，便在京西宾馆开始办公了。
因为全军“文革小组”垮了，总政瘫痪了，“看守小组”就成为合法的领导军队“文革”的机关。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地位彻底巩固下来了，林彪控制空军、海军、总后的企图得以实现。
“看守小组”一成立，就发生了武汉“七二零”事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武汉因支持一派、压一派而引起武汉军民的不满，挨了打。林彪借机大作军队的文章，他对《解放军报》的李讷等人说：
“要突击，要战斗，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因此而被搞垮。四名正副主任，四十多名正副部长被揪斗，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等17人被迫害致死。10月，林彪宣布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吴法宪为军管组领导人。出现了由军队的一部分人管制起军队最高政治机关来的奇特事情。
林彪在1967年8月9日的讲话中说，
“乱有四种情况，……坏人斗好人，像北京、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是这样，好人挨整，吃了苦头，尝到了甜头。……邱会作同志被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了甜头。”林彪号召，要向邱会作、吴法宪那样，坏人整你时，
“要沉着气”，“就是踢翻了天，也能够拧过来”。10月19日，中央将林彪的这个讲话批转各省市和各军区。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环境下，今天是台上首长，明天就可能是被打倒的“黑帮”，保谁和造谁的反难以分辨出眉目来。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一言九鼎。他在“八九”讲话中宣布吴、邱、李、张、王是好人，整他们的人是坏人，就把他们划归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范围里了，反对他们即是反对林彪，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从而，他们结成了林彪帐下的宗派体系，牢牢控制了总政、总后、空军、海军等要害单位，掌握住了军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文革”的办事人员也几乎全部换为“三军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五一三事件”是林彪宗派集团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通过“五一三事件”，他们从声气相通的契合，完成了到利害相关的组织转化，有了合法的权力地位，帮派势力得到了明显的强化。
3
但在“文化大革命”时，刘善本对空军司令吴法宪等人在空军学院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做法看不惯。他不忍心看着和自己一起工作多年的老战友、老领导们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打倒。他几次打电话找吴法宪，要求当面向他反映空军学院真实情况，吴法宪总是推说“没得时间”。
刘善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提笔给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军委写信。他在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空军学院的“运动不能这样搞，不能把经历几十年战火考验的老同志统统斥之为走资派，更不能搞逼供信，搞武斗……”
他希望此信能够引起中央军委的重视，纠正运动中的偏差。
但事与愿违，江青把刘善本的信转给了吴法宪。吴法宪非常恼火，说刘善本向党中央告了他的黑状，怀恨在心。他扬言刘善本是个“通天人物”，“很危险！……刘善本不站过来，就把他打倒！”
刘善本是个敢言正直的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背信弃义，掀起了内战的硝烟。国民党空军第八飞行大队的飞行员、飞行参谋刘善本识破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于1946年6月乘执行任务之机，驾驶轰炸机飞抵延安，成为国民党军队中弃暗投明的第一人。
刘善本起义机组是随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从延安出发，历经半年时间，辗转于1947年春节过后到达东北老航校。中共中央东北局根据党中央的意见任命刘善本为航校副校长，分管教学训练工作。
刘善本虽然是副校长，但每当有特殊战斗任务，他还是驾机冲在前头。
1947年8月底，在全军向国民党发起战略大反攻的前夕，东总所属部队首先在东北战场发起了大规模的秋季攻势。驻松花江南岸的第一纵队急需南下的作战地图。一天，东总向刘善本等人下达了一项紧急战斗任务：为第一纵队送作战地图。于是，刘善本领队，长谷川、张华任正、副驾驶员飞抵哈尔滨受命。刘善本向总部首长请战，请求驾机前往松花江。总部首长刘亚楼考虑到刘善本的安全，决定让他在地面指挥。刘善本他们连夜作好作战方案。
次日为防敌机拦截，刘善本指挥张华、长谷川于凌晨4时35分起飞；为避敌雷达搜索，刘善本要求飞机出航保持600米以下低空飞行。飞机发现空投的地面标志，投下全部地图，即按规定立即升高，快速返航。张华、长谷川圆满完成任务，为秋季大反攻立了第一功。
航校按上级确定的从陆军战斗英雄中选拔学员的方针，经过在东北、晋察冀军区部队选拔符合身体文化条件的学员很少，只招到初小文化程度学员20余人，学员青黄不接。
刘善本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积极建议去哈尔滨招收中学生，这个方案得到上级的同意，1947年7月在哈尔滨市招收初中生130人到航校。利用东安联中（即密山一中）暑假期间教室闲置，编成3个班系统进行理科、外语、政治学习。刘善本负责讲授数学与物理；常乾坤教俄语：聘请吴亮平介绍长征、毛主席、朱总司令，杨光讲中共党史。
刘善本认为，国民党、美国航空教育的理念做法我们应该借鉴学习，尽快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材。他的做法得到了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白起副校长的支持。
正当刘善本放开手脚大干的时刻，老航校有人给东北局写信，在老红军中逐人签字后寄给罗荣桓、谭政。这封信认为，飞机方向盘要掌握在工农出身的战斗英雄手中，这批学员有80%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成份复杂，必须改变现状，退出航校，东北局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将新招收的70名学员成建制退给东北军政大军。刘善本积极提倡从中学生中直接招生，又亲自操办此事，最后的下场可想而知。常乾坤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回忆此事时写道：“这70人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火考验在军队中都表现很好，我们没有很好的利用航校的航材为党培养更多的航空人材是个很大的遗憾！”
刘善本曾为顾青冤案发表过公正意见，结果也未被采纳。
1947年夏，老航校开展了“三查三整”和“纠偏”活动，刘善本进行了认真的思想准备。他作为航校非党的副校长要在干部会上做思想汇报。当时常乾坤、王弼汇报后，遭到了吴溉之的严厉批评，会场三位老革命争论了起来，刘善本感到紧张茫然。
常乾坤、王弼、刘善本三位航校领导都未经历过党内路线斗争的考验。而吴溉之曾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除奸部部长，在他的引导下，航校这场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让刘善本在所难逃。
刘善本要说清楚的是：起义的动机，因为有人怀疑他是假起义；飞机的方向盘为什么要让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女掌握；为何包庇同情顾青叛变行为。
刘善本在长篇的检讨中有人认为不能过关，也没有说清楚自己驾机起义参加革命的动机。对他的指责批判步步升级，他陷入了极度的困惑。
不久，东北局的文件下来了。学校科降为股，各位校长各降一级，刘善本副校长降为领航班班主任，即主任教官。
刘善本没有气馁，但他更加成熟了。他在给党组织递交的思想汇报中写道：“那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是我的镜子，他们是我最尊敬的人，他们跟着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干革命近二十年九死一生，满身枪伤，为人民解放赤胆忠心，是我学习的榜样，我理解党组织的安排，在岗位上我会自觉发挥作用，在具体工作中让党考验我。”
鉴于刘善本的特殊身份，1949年4月，经毛泽东、党中央直接批准，刘善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协助常乾坤做开国阅兵准备并驾机飞过天安门接受检阅。
老航校一分为七时，在哈尔滨成立了轰炸机学校即一航校，刘善本被周恩来副主席圈定为校长。
1964年4月2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刘善本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已掌握空军实权的吴法宪知道刘善本的影响力，于是他采用欺骗手段拉拢刘善本，要他支持空军学院夺权的所谓“造反派”。但刘善本不愿和他们同流合污。
吴法宪于是就下令以保护为名，行隔离、迫害之实，于1967年非法设立了“刘善本专案组”，污蔑他是“假起义，真特务”、“特大特务”。专案组对他搞批斗、体罚，令其早出晚归。
1968年3月2日深夜，刘善本被专案组抄了家，押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头二层的一个套间里。他们私设临时监狱，专了这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空军将领的政。
3月8日晚上，刘善本在受审时理直气壮地说：“哼！我又给党中央、周总理写了信，这是我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原来他预感到林彪及其爪牙可能要对他下毒手，就把预先写给邓颖超转周总理的一封信交给女儿兰平，要她设法转交邓大姐，由其转交周总理。他在信里反映了空军学院的情况和他自己的遭遇。
专案组的人听说后暴跳如雷。他们在立刻派人追查那封信的同时，更加残酷地对刘善本进行了逼供，批斗长达10小时20分之久。
由于林彪、吴法宪等人对上隐瞒欺骗，毛主席、周总理一直不知道刘善本早已离开人间。
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刘善本遇害的噩耗终被周总理得知。总理沉痛地说：“我们没有保护好刘善本同志，他的死，对党是个损失。”
毛主席得知刘善本被迫害致死后，很气愤。他痛心地指出：三军积案要查清，空军的刘善本，海军的陶勇，陆军的王富龙。
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央军委于1973年和1974年，两次组织调查组，才冲破刘善本专案组订立的攻守同盟，终于查清了刘善本之死的事实真相。
原来1968年3月8日那天晚上，刘善本说了又给周总理写了信的话后，专案组的人对他更加疯狂地逼供，他就是那时被活活打死的。刘善本死时年仅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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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王弼女儿王兆（中）邹炎女儿邹晓黎（右1）合影
回顾东北老航校的历史，空史专家们总会欣慰和自豪地说：一大批老航校的飞行教官和飞行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人民空军的领导骨干。如：
王海曾任空军司令员；
邹炎曾任空军副司令员；
林虎曾任空军副司令员；
刘玉堤曾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夏伯勋曾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张华曾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参谋长；
徐登昆曾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吴元任曾任福建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阮济舟曾任航空兵某军副军长；
马杰三曾任空军某师师长兼昆明指挥所主任；
李汉曾任空军某师师长；
徐怀堂曾任航空兵某师师长。
指导员张积慧、鲁珉这些学员，在抗美援朝中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空史专家们似乎都不愿重提那些空军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在文革中受迫害的那些事。
空军成立之初，原新疆航空队的有些人不断指责从汪伪和国民党空军起义过来的航空精英，责问这些人的起义动机和工作生活作风。
汪伪起义人员顾青、秦传家、何健生、白起等都受到了政治迫害，白起被打死后尸骨无存。
曾两次参加国庆大典受阅空军飞行的王延洲在反右斗争时，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入狱6个月和3年，妻子也被迫与他离婚。文革开始后，再次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接受批斗。直到1984年才平反昭雪。
著名的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善本因敢于直言，为人正直，却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
曾经命运多舛，在新疆历尽磨难的那些航空队人员，得到了重用，有些党史专家们说：他们才是人民空军的开拓者。在中国空军中的一大批高级将领出之于新疆航空队。但这些专家们却不愿谈论文革中的“新疆马明方案”。因为此案牵连到新疆航空队的所有成员及其家属子女。对这些人来说这并不是一段光荣的历史。
1967年11月，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谢良、杨之华、刘护平、李云扬、吉合同志等一百多人，曾于1943年被新疆被军阀盛世才逮捕入狱主。这些人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叛徒集团”。在审查中，采取法西斯手段，对这些同志进行了残酷迫害，致使马明方、杨之华等20多位同志含冤而死，不少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文革”爆发后，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林彪、康生等人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做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于是，在席卷全国的“揪叛徒”的风潮中，继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之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也悄然出笼。
由于南开大学“八一八”群众组织在康生等人主抓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首立“战功”，于是该大学的另一个名叫“卫东”的群众组织也奋起直追。1967年5月的一天，该群众组织在抄家时发现一张包括李宗林在内的解放前从新疆国民党监狱获释回来的130名中共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的合影照片，继之顺藤摸瓜，通过调查档案又发现一份当年在新疆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中共人员名单，以及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和民航总局等单位向他们介绍的有关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牺牲的零碎情况后，便做出这样一个“推理”：李宗林与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一起被捕，惟陈、毛、林被害，而李宗林、马明方和张子意等却被释放，那么李、马、张等就极有可能在狱中变节，出卖了陈、毛、林，而与李合影的那100多名中共党员也就很可能都有叛变问题。于是决定继续调查，深入“挖掘”，并得到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的支持，同时对此颇感“兴趣”的林彪之妻叶群，也派其弟叶镇插手此案。
11月初，随着由吴法宪、李作鹏和叶群等领导的中央项目组第二办公室主管的中央“四三”项目组（意为新疆监狱问题的要害是1943年的问题）的成立，所谓“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被正式立案，对外代号“五二六”。经过康生审定，在当年被无条件释放返回延安的人员中，现已在党、政、军系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并有代表性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高登榜等20人被列为该项目组直接审查的对象，其余均由所在单位“立案审查”。
对于“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虽然联合调查组曾两赴新疆，但由于得到的是“死材料”多，“活材料”少，而且无法证实他们所要“证明”的问题，因而当“四三”项目组刚成立不久，中央二办主管该案的吴法宪就指示项目组：“材料不少了，现在要突击审讯，要他们的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其他组都有战果，就是我这个司令管的这个组报不出战果。”为此，他责令项目组“把人分成三班倒，日夜审讯”，“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对他们不存在什么车轮战、逼供信”。从此，该项目组对所列“案犯”大搞刑讯逼供，使用了车轮战、“坐飞机”等酷刑，逼取其所需要的“口供”。
与此同时，项目组还对当年的敌特人员如原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郑大伦和真正的大叛徒徐梦秋等进行了反复审讯，通过逼供、诱供、指供，制造伪证。尽管如此，项目组所掌握的材料仍不能证明这些同志有叛变行为，相反倒能说明他们是狱中斗争的真正英雄。
但是，林彪、康生和江青等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了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他们置那些言之凿凿的证据材料于不顾，而企图以郑大伦、徐梦秋提供的假供为依据，通过刑讯逼供迫使当年这些曾在新疆狱中备受折磨而坚贞不屈的同志承认其是“叛徒”，结果自然是枉费心机，惨遭失败。
在此情况下，康生于1968年6月1日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并斥责项目人员说：“我的初步印像是，你们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来，马明方项目比较起来，是比较容易进行的项目，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实际上，康生对被列为审查对象的这些同志当年在新疆监狱斗争的情况和出狱的经过是清楚的：1946年7月11日，当这批人员无罪获释回到延安时，他曾亲自去七里铺欢迎；当这批人经过严格审查并进行休整后，他又参与了为其分配工作。然而现在，他却睁着眼睛说瞎话：“新疆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了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他甚至还无中生有地说：“这些人出来前，派人和张治中谈判，以要出材料作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是集体隐瞒，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他们在监狱和国民党合伙销毁证据，然后和国民党一块儿潜伏到我们党内，集体向党隐瞒。”
在康生的这次讲话后，“四三”项目组进行了整顿，并写了书面检讨，其党支部副书记也被调离，返回原单位。
为了实现“九大前将叛徒、特务清除出党”的阴谋，林彪、康生、江青等迫不及待地要给马明方等定性、定案。8月11日，康生在另一次讲话中说：“马明方专案，能定：一、叛徒问题，可定；二、投降国民党问题，可定；三、包庇特务很突出，可定；四、特嫌；五、高岗反党集团。”
于是，当年从新疆监狱集体获释回到延安的这批同志便被定为“马明方叛徒集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感到心虚。为了搜罗、补足“证据”，项目组于1969年3月又派人到新疆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调查。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掘地三尺，翻挖一通，却依然是空忙了一场。即便如此，马明方等还是被康生强行定了案。
受“马明方叛徒集团”案牵连，原新疆航空队成员甚至家属也难逃劫数。空军高层及下属成员都发生了变动。
文革期间，康生跟江青（左）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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