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王弼（右）、常乾坤在延安
1
1941年3月10日，工程學校在延安安塞縣候門溝村正式成立，開始了規模化培育航空及地面機械工程人員的空軍人員培養工作。4月6日，工程學校正式開課。先期主要學習語文、數學、物理、俄文，補習文化，後進行航空理論學習。學校分高級班和初級班，高級班學員同時任初級班的文化教員，如吳元任、熊焰是高級班學員，學習航空理論，同時任初級班的數學、物理教員。
吳元任曾於1937年入雲陽青訓班學習。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赴新疆新兵營航空班學習。
熊焰1919年2月27日（農曆）出生於安徽省蕪湖縣一個教師家庭，原籍湖北省鄂縣金牛鎮（今鄂州市）。1936年初中畢業，以優異成績考入南昌航空機械學校。1937年底畢業分配到空軍南昌第三器材庫工作。在學校學習和倉庫工作期間，熊焰接觸到不少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閱讀了一些進步書刊，逐漸對共產黨有了認識。1938年夏天，他帶著南昌地下黨組織的介紹信，以探親為名，來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後從西安出發，步行了8天，終於又輾轉到了延安。熊焰因懂航空技術，就分配到抗大二大隊學習。他在二大隊學習了幾個月併入了黨，又被分配到橋兒溝的職工學校學習。1939年7、8月間，他又被選送到中央黨校學習。那時延安窯洞的燈火，是熊焰心目中最美的畫卷，也就是從這時起，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熊焰。
工程學校主要學習的就是航空基本原理和航空機械知識。航校分高初級兩個班，主要開設航空基本原理、航空機械知識和政治、文化、俄語等課程。為了培養更多的航空人才，當時招收學生近100人，但實際學習約有40多人。
為了早日飛上藍天，早日創建空軍，大家都努力學習，每天早上三三兩兩地在河邊，山溝，樹下背俄語單詞。學員還要到軍械廠實習，到鐵皮廠、木材廠等工廠學習白鐵工、電焊工、鉗工、木工技能，學校定期考試，考查學員的動手能力。
王弼、常乾坤是我党在那个年代，难得的航空全才。从飞行到飞机设计、制造、维修，到空军的组织形式，机场设置等等，他们几乎掌握了全套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创办航校的具体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行政领导，而且是专家学者。他们不仅仅是一般的组织领导者，而且精通俄文，亲自翻译航空教材，编写航空教材，自制航空教具，亲自任教。在创建人民空军的整个过程中，王弼、常乾坤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2
当时工程学校汇聚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航空骨干精英：
一是从苏联回来的航空专家和骨干。汇聚在工程学校的我党早期航空人才，有王弼、常乾坤、刘风、王琏、王春、李凡等。
二是来自国民党航空学校的航空专业人才。1938年前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布置了一些青年同志投考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学校和机械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我们党培养航空人才，或通过地下党的工作，争取国民党空军航校和工厂的青年航空技术人员。这些同志，有的经过一段学习或工作，初步掌握了一些航空专业知识和技术，先后脱离国民党空军学校、工厂来到延安。在这些到达延安的航空人才中，有学飞行的魏坚、吴凯、张成中、谢挺扬、许景煌、欧阳翼等同志，学航空机械的有张开帙、杨劲夫、熊焰等同志。还有徐昌裕、郦少安等。这些同志到延安后，先后在摩托学校、工程学校、工程队、俄文学校工作或学习，以后转到东北老航校学习和工作。在安塞工程学校成立时，魏坚、吴凯、张开帙、杨劲夫、熊焰、许景煌、欧阳翼等都是可圈可点的开拓者。
三是从八路军各机关和部队选拔出来的年轻优秀干部战士学员。如马杰三、吳元任、刘玉堤、林征、龙定燎等40多名学员都是八路军的优秀干部。当时选拔学员的具体条件：一是具有3年以上军龄、党龄，表现好的；二是高小以上文化程度；三是身体健康。
这支红色航空种子队伍为日后建立东北航校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在战争氛围中，学习仿佛是行军打仗。师生们身体里的每一颗细胞都吹响号角，攻堡垒啃骨头歼顽敌。学员们以疾风骤雨之势，攻克一个个概念、公式、难题。苦战数月，斩获不菲。工程学校组织学习的同时，还参加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就当此时，国际和国内风云突变。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祭出“巴巴罗萨”作战令：德军和其仆从国出兵550万，战机5000架，向苏联发动了闪电袭击。一气撕碎苏联的多道防线和大片国土，直杀到莫斯科城下。希特勒的得手，刺激得日军胃口大开，变本加厉地在中国土地上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为其后方基地。
工程学校始建之初，苏联政府曾承诺援助飞机。但在大敌压境之下，苏联要动员每一颗螺丝抵抗侵略，根本无力兑现援助中共办航空的承诺。另一方面，我党为度过险恶的难关，断然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以蓄养力量。
但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工程学校的命运。 因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的援助不能兑现，工程学校没有飞机和航空条件，半年后迁至延安，合并到抗大三分校，编为抗大工程队，隶属俄文大队。
军委航校旧址
教学用的大窑洞
3
刘玉堤与战友在延安 1944
人民空军著名战斗英雄、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曾是抗大和军事学院的学员，见证了那段难忘的航空学习历程。刘玉堤出身贫苦，于1938年参加八路，当年他才15岁。1941年刘玉堤随军到了120师358旅。刘玉堤当年是在旅部里当警卫班长，后来当司令部侦察参谋。
刘玉堤回忆起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时讲过：“要当个飞行员!”这是我的宿愿。记得1939年，我在抗大二分校时，有天早晨正吃饭，突然日本人飞机来了，在我们头顶上转来转去，一会儿俯冲扫射，一会儿狂轰滥炸，连我们饭锅里的稀饭都炸飞了，有些同志被炸伤。还有一次，我在358旅通信连任副排长时，队伍去参加百团大战，途中遭到敌机的袭击，部队立即疏散，他们俯冲得很低，连飞行员的头都能看到。我们用几挺机枪打人家，打了一阵，敌机被打跑了，我排有个同志的脑袋被敌机的子弹打个窟窿。这次有好几个战友被炸死，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我发誓:“有朝一日，在空中报仇!”
刘玉堤在358旅旅部里当参谋时，虽然差半年高小没毕业，但在当时部队里他还算有点文化的。因此就被358 旅领导送到延安，准备去新疆学飞行。当时358旅挑选了三个人去延安学飞行，一个旅才挑三个人。120师各个旅都挑了，一共挑了二、三十人送到延安。
苏德战争一开始，新疆王盛世才就叛变了，不再和共产党合作，投靠了国民党，所以把当时由延安派到新疆学飞行的一些八路军干部，有学坦克的，学飞机的这一些人，全部抓进了监狱，由120师各个旅挑选出来学航空的八路军干部就去不了新疆，进入工程学校学习。
1941年4月6日工程学校开始上课，先学数学、物理、语文、俄文等课程，提高文化水平，尔后学习航空理论。刘玉堤跨入工程学校后，头一关就是攻克文化课。按学校的课程安排，得先学文化课和俄文，尔后才能学航空理论。为了学好航空技术，早日能飞上蓝天，刘玉堤迎难而上，像打仗、攻敌人碉堡那样，不甘示弱，非常刻苦地学习数、理、化，背记俄文。但这个机会不长，工程学校成立了才半年多，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便在10月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三分校。
工程学校迁回延安合并到抗大三分校后，驻扎在延安清凉山抗大的院子，改为抗大工程队（实为航空队），该工程队以学习俄语为主，也进行航空方面的基础学习。王弼任工程队队长兼政委，刘风、王琏任副队长，常乾坤任俄文队队长。
工程队（航空队）驻下面一排窑洞
4
抗大的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称“干部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大恢复创建于陕北瓦窑堡，红军干部团和陕北红军学校合并，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不久改称“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治委员。
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校址为保安县)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出席并发表讲话。
1937年1月20日校址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校成立后，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毛泽东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罗瑞卿为教育长，刘亚楼为训练部长，杨至成为校务部长。副校长刘伯承不久调任援西军司令员，并没有负责抗大工作。第一期学员称为红大一期，后来也直接转为抗大一期。一期一科学员是红军军级干部和部分师级干部，由校长林彪抽调。保安校舍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窑洞。毫无疑问，抗日军政大学的本源就是红军大学。
毛泽东任军政大学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并多次到校作报告和讲课。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在抗大的讲演。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等也到抗大讲过课。林彪、徐向前先后任校长和代校长，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刘伯承、罗瑞卿、滕代远、何长工、彭绍辉先后任副校长，罗瑞卿、刘亚楼、许光达、何长工先后任教育长，傅钟、莫文骅、张际春、李井泉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许光达、陈伯钧、王智涛先后任训练部长，杨立三、杨至成、周文龙先后任校务部长，莫文骅、胡耀邦、徐文烈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
抗大本部设8个大队。抗大的学生开始主要是中国工农红军中高级干部，后来也招收从陕甘宁边区外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全校学员最多时达万余人，其中女学员1000余人。
学习内容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和军事常识等，还有国内外形势教育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教育。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和实验式。军事、政治、文化并重，特别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员边学习、边战斗、边生产。学制从4个月到半年、8个月、1年、3年多不等。抗大一期和抗大二期的学制都只有半年左右，第8期为3年多。这些毕业生很快就成为新组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要骨干。
抗大学员露天上课
5
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抗大于1939年7月开始，抗大总校、陕北公学等5000人在副校长罗瑞卿带领下迁往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先后迁至山西省武乡县蟠龙镇、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抗大总校东迁山西时，留在延安的第五、第一和第二大队各一部组建成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先后为许光达、陈奇涵、郭化若，教育长张振凤（庄田），政治部主任先后为李逸民、黄志勇，训练部长李国华。
1938年底至1945年春，抗大陆续在晋冀鲁豫、晋察冀、淮北、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2所分校。在陕有第二和第三分校。
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有14个大队。大队长是团级干部。大队下面分为中队、区队。抗大总校连续举办了8期，连同各分校共培训了20余万名军政干部。
“努力学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我们的作风；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是我们的传统。”当年，所有抗大学员都是唱着这首《抗大校歌》走进抗日军政大学校园的。如今，抗大的精神仍然在时时鼓舞和激励着人们。
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主要来源于从部队抽调的干部，并招收一些知识青年，学习政治、军事、历史、民运、统战等课程。
1939年7月，工程学校改组后，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三分校。学员除了学习外，还要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学做白铁工、电焊工、钳工、木工等活；开展军民大生产，他一天能开一亩多荒地。他时常在想，将来招飞行员需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所以有意在劳动中锻炼自己的体质和毅力。他那棒棒的身体，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刘玉堤说，当时学校生活条件很差，我们全靠“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学员没有床板睡，开始弄了些草铺在地上睡。后来我们去南泥湾背床板，天刚亮就去，回来时两块木板和一根棍子交叉成三角形，套在背上，一路上有说有笑，走得非常起劲。夜幕降临了，还没吃晚饭，赶不到家，也没地方找吃的。一个个又饿又累，有的就在路旁躺下了，我跑到一棵树底下睡着了。我们迷糊了一会儿，又赶紧踏上归营的征途，历尽饥劳，终于当晚回到了营房。刘玉堤回忆道：我们30多人就成了工程队，有的人学文化，学物理，以后又有学木工、钳工、铁工的都在学习，以后就上南泥湾开荒种地。当时那个年代的人，都要在那个地方开荒种地，一个人每年要交一担三桶米，有指标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荒、种地、还烧木炭，就是冬天烤火用的那种木炭。
6
曾在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和工程队学习过的马杰三，全程见证和亲历了人民空军的初创和建国后20年国土防空作战。马杰三是河北省曲周县人，1940年3月参军，1941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曲周县大队通讯员、文书。经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严格初选和延安考核后，于1941年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学习，后在一大队航空工程队工作，任交通工厂修理组组长马杰三在他的回忆录《蓝天放歌》中不仅回忆了自己从一个儿童团长、小八路成长为人民空军亲历者的过程，也非常详尽地记录了当年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为支持中国空军建设，为延安推荐航空学员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为研究中国空军和航校建设提供了详实的佐证。
1941年5月，这批航空学员就开始向延安集中了。春末夏初，风和日丽。这一群受过短期培训的“飞行员”，跟着参加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的队伍，由部队护送，在临洺关（现在的永年县）穿越平汉铁路，进入太行山后，经崇义、麻田到达太行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当时野战政治部主任是罗瑞卿。野战政治部又对这20多名受过短期培训的“飞行员”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审查，这其中包括政审和身体检查。结果这批来自冀南的大多数人员都不合格，被退了回去，这部分人只能按原路返回冀南，继续从事敌后抗日斗争。所幸的是马杰三被批准了，从冀鲁中学来的人中只批准了两个，马杰三一个，还有一个叫韩鸿儒（他后来在湖北省任财政厅长）。
马杰三、韩鸿儒在政治部休息了几天后，他俩和来自其他地区的学员（大约二、三十人）又被编成一个队，开始向延安进发了。队伍从山西兴县的黑谷塞过的黄河。从曲周到南宫；从南宫到临洺关；过了封锁线后进入太行山；出了太行山后又到了山西省的兴县。过米脂经绥德、甘谷驿后，终于来到了延安。但马杰三这批学员到达延安之前，安塞工程学校就已撤销了。
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机械工程学校的师生们都调到了抗大3分校，分校成立了航空工程队和俄文大队。因此马杰三等这批从敌后被招来的航空学员，都被分到了抗大三分校一大队三中队。一大队是个俄文大队，三中队是航空工程队。
任弼时曾对常乾坤说：1940年你们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我就建议办一所航空学校，可惜那时候条件太差，没办起来。既然没条件办一所专门的航空学校（主要是咱们没有飞机），于是党中央就决定在抗大保留一个航空工程队，足见党中央一定要办航校，培养自己的飞行员的决心。
马杰三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说，航空工程队的学习内容主要是文化基础知识、航空理论知识、俄文等。同时还有组织地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当时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只要对航空事业有益，学员们什么都学。如焊接、白铁、木器制作等。大队还组织考试。此外，每天还要进行严格的军事素质培养，接受军人的基础训练。平时一律军人着装，教员要求我们每个人必须学会三下子：即在单杠上能双手引体向上；双腿倒翻转上杠；叉腿大翻转上杠。能撑双杠等。为训练大家对军队生活节奏的适应能力，航空工程队每天还要进行夜间军事素质训练，教员要我们把被子都放到训练场上，然后把衣服脱了，绑腿解下来，帽子摘下来都放好，用被子蒙头装睡，教员一吹哨子，就必须尽快穿好衣服，打好绑腿，打好背包，按军人要求夜间着装。要求我们这些学员既要有速度，又要有质量，一天反复不知多少次。
在延安抗大三分校的航空学习生活中，学员们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和航空军事知识，在生产和工作中学习掌握了各种技能。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也磨练了革命意志。很多一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小伙，都逐步成长为未来东北老航校的优秀学员和中国空军发展史上的开拓者。
露天学习
7
延安的那些年生活很艰苦，由于敌人对延安的封锁，部队的给养很困难。学员们吃饭都成问题，吃菜就更难了。早饭每人只喝一点米汤，午饭和晚饭也只是点疙瘩汤，所谓的疙瘩汤，就是一大桶汤里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疙瘩。人们拿个长把勺，像捞鱼似的抢着去捞那少得可怜的疙瘩，后面等着的人还一个劲地催促：“快点！快点！”为了补充些食物，学员们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野外去挖野菜、找吃的。
抗大三分校航空工程队住的窑洞对面半山腰上有个破石洞，洞里常有鸽子出入。有人猜测那破石洞里也许有可吃的东西。由于一时也找不到的梯子，学员们就搭了个人梯送人上去想看个究竟，看看石洞里到底有没有可吃的东西。人上去后还真找到了一把人家不知扔了多少年的，而且颜色已经发黑像是萝卜缨子似的干菜叶子，学员们如获至宝，回到队里用水把干菜叶泡软、洗净，胡乱煮煮就分着吃了。虽说那干菜叶子有股子烂菜味儿，十几个人吃那点干菜，分到碗里的少得可怜，但大伙儿还是吃得挺解馋。还有一次，学员上山发现一头被狼吃剩下的且已冻硬了的猪，大家二话没说就给扛了回去，高高兴兴地会了一次餐。
在陕北，住的是窑洞，睡的是大炕，烧炕的煤是学员从很远的地方背来的。晚上好多人睡在一个大炕上，有的学员就幽默地说：“抗大，抗大，就是炕大。”那时还不是人人都有被子，被子里边裝的是破羊毛，睡一晚上早上起床粘一身毛。
中央当时的后勤工作是陈云同志负责。由于条件艰苦，战事不断，所以在服装供给上实行“重冬轻夏，交旧领新”的办法。夏天的服装，每人一年只发一件（衣服和裤子任选其一），衣服不脏到一定程度是不会洗的。一是怕衣服洗了以后没有替换的；二是怕洗了掉色；那时军服是自己染的，一洗就掉色，变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十分难看。再说，大家也怕把衣服洗坏了。当时，部队在发新衣服时要把旧衣服交上去，被服厂还要用旧衣服打袼褙做鞋用。
抗大每天的工作、学习、训练很紧张，但大家都觉得很充实。学校为丰富同学们的生活做了不少工作，办板报、举办文艺演出、组织体育比赛。营造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氛围。其中学校图书馆就吸引了大批同学前去阅读。毛主席的书、马列的书、有关航空的书，还有小说……等等。
延安的民主生活非常好，大家都很融洽。谁都有权利监督领导，学员给教员提意见，教员都会挺高兴地接受。在延安，民主是一种时髦，拒绝接受意见会受到别人的耻笑。正是这种政治氛围，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锁线到延安来，延安几乎每天都有欢迎会，欢迎新来的同志。
延安抗大是军委直属单位，属朱老总、叶剑英参谋长直接领导，因此学员经常能听到朱老总、叶剑英参谋长的报告。因为那时没有报纸，朱老总、叶剑英参谋长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给学员作报告，讲实时、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等。为的是能让学员及时了解到外面的信息。相比下来，听毛主席作报告的机会要少得多。
马杰三回忆道：“记得那时抗大一个步兵队毕业时，特请毛主席来作报告。在中央礼堂，我们队也去了，在那里我有幸第一次聆听了毛主席作报告。那天，我们早早地到了会场，因为马上就要见到的是我们日夜思念的毛主席，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毛主席一出现在讲台上，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只见毛主席身穿灰色旧军装，没戴帽子，站在讲台上，没拿讲稿。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毛主席叉着腰，不断地打着手势，打着通俗易懂的比方。话语非常生动幽默，妙趣横生，很能吸引人。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让人听起来备感亲切。虽然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可当时的情景和毛主席的音容笑貌，那难忘的历史瞬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以忘怀。”
马杰三
8
1941年11月11日，抗大第三分校与军政学院第三、第四大队合并建立军事学院。院址延安。朱德任院长，叶剑英任副院长，郭化若任教育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黄志勇任政治部主任。抗大三分校工程队后改为延安军事学院3大队工程队。王弼任工程科主任，刘风、王琏任助教，吴元任和熊焰任助理。
1941年12月，抗大三分校改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这个队就住在延安宝塔山附近，常乾坤为大队长，并主持俄文教学工作。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后，工程队随之撤消，不少学员被分配到部队，改作其他工作。
1942年5月成立中央军委俄文学校，三大队并到俄文学校，参加大生产运动。1942年6月，军事学院迁往绥德，俄文工程大队改为总参俄文学校。俄文学校成立于1942年8月1日，由军事学院俄文队与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合并建立于延安。校长曾友权，教务处主任卢竟如，政治处主任叶和玉。
1942年10月，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编译处长，主要从事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同月，西北局高干会议在延安召开。会上有人提出延安现在连个汽车发动机都没有，还搞什么航空，很不现实，抗大三中队（也就是这个航空工程队）不应存在。
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于改为抗大总校，工程队随之撤销。一部分人去了炮兵学校，一部分人去了绥德抗大总校，还有一部分人留在俄文学校。抗大三分校迁出延安，工程队合并到俄文学校后，刘风任工程队副队长。抗大三分校的俄文队后发展成为黑龙江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在北京第一外语学院的创建时间，其实就是从常乾坤在延安创办俄文大队算起的。
尽管在精兵简政时期，陕北安塞航校由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大三分校，抗大三分校后改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又改为军事学院的一个俄文工程大队。俄文工程大队随后又改为总参俄文学校。但学员依然接受航空理论教育，还组织学员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
值得稱頌的是從抗大到軍事學院，共產黨始終將培養自己的人民空軍幹部和航空人才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回顧“精兵簡政”時期延安航校的艱難轉型，可以看出在當時延安非常艱難的時期，毛澤東、黨中央從沒有放棄對中共航空學校建設。在當時艱苦鬥爭環境下，沒有條件建立空軍，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一直籌劃建設人民自己的空軍。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