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三节 保路运动和航空救国

沈阳先生　撰稿

兴建铁路作为一种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确立的 ，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自甲午战争结束到1911年，清王朝共建铁路4936公里，占近代中国所修铁路将近40%，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新政时期建设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资资助修筑的就长达4029公里，约占总长度的81% 。但是作为回报，帝国政府不得不把铁路的管理权、用人权、稽核权、购料权拱手让给外国的借款公司，这就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严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鸿章在世时还是不无遗憾地说道:“目下经费难筹，必借洋款。”

1903年12月2日，满清政府颁布了《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无论华人、洋人”均可向“督抚衙门递呈请办铁路”，而且包括“干路或枝路”，华人投资50万两以上实有成效者，朝廷还要“专折请旨给予优奖” 。各省绅商随之掀起规模巨大的收回路权运动，这种行动在朝野上下产生了更大的共鸣。

粤汉铁路于1900年承包给美国永兴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广东三省绅士以美国商人违反合同为由，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转而自己修筑，此举得到张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绅王先谦从中周旋，终于在1905年8月以赔款675万美元为代价，赎回原先由美国公司发行的股票，废除了与美商签订的建设粤汉铁路的合同。

在这个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苏、山东、直隶、吉林、云南等省收回路权的工作也先后付诸实施，要求赎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承办权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并实际收回了一批筑路权，铁路商办运动进入高潮时期 。

在此后4年间，全国在15个省创设了18个大型铁路公司，其中17个是商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 。

清末商办铁路虽然资本匮乏，但是在国人爱国主义的热情鼓舞之下，均设置了严格的受款规定，坚决拒绝外资、不招洋股、不借洋债，故而必须进行大量的民间融资。

铁路建设费用极大，一时间又筹不到足够资金，于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协助，一时“租股、派股”盛极全国各地 。

湖北咨议局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后来又进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项，其中包括对各房主以其两月房租收入购买股票，开设铁路彩票，不用外国技师以节省经费。并进而决定由各府县分担股额，各县从五万元到十万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会成员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购股，由此合计可达四百二十余万元。他们进而估计，湖北各地的商会、军人会、及其他团体，均深受舆论刺激，分担股份不成问题，估计可达二千数百万元 。

但当时一些社会舆论也认识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资对办铁路无益，“反以致国民经济之压迫，不若借外债，资以开利源，而助国民经济之发达，巩固国家财政之基础之为优。”盛宣怀 、梁启超 也持此种看法。

商办铁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资金短绌问题所困扰，另一方面又存在经营不善、贪污挪用、亏损严重的问题。铁路建设领域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风，商办铁路公司的铁路建设就成了无全盘规划的“圈地运动” 。

面对铁路国有化的世界趋势 ，在商办铁路公司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清政府试图将实行铁路国有化作为一种经济政策确定下来。1908年中央政府借规划全国铁路之名，下令切实勘查各省商办铁路的工程款项，已经流露出把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意图。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内，不单是政府层，国内大舆论也开始呈现出实行铁路国有的趋势 。曾经引领国人成功收回路权的张之洞此时也在修正自己的铁路建设融资理念。1909年6月，张之洞代表帝国政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合同草约，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5厘，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粤汉与川汉铁路。在当时，这一草约的签定并没有引起政府所担心的过于猛烈的反对声浪。民间舆论也有进一步向政府倾斜的迹象。随着津浦铁路、沪杭甬铁路、湖广铁路的借款基本洽谈完成，拒款运动已发生明显转向，在这种隋况下，报章开始公开讨论铁路外债的可行性问题 。1911年初，盛宣怀在度支部尚书载泽的支持下接任邮传部尚书一职后，更加快了国有政策的正式出台。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正式发布“铁路国有”上谕(全文 )。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

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

1911年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保路同志会代表率数万人陈请阻止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端方进入四川，“赵督未允代表，众即言辞激烈，赵督当场喝令狙击”。手无缚鸡之力的蒲殿俊、罗纶等九人当场被捕，这便是死伤众多、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1911年6月中旬，四川保路运动升级，清政府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抽调包括湖北新军在内的多省力量前往四川弹压暴动风潮 。这一事件对湖北影响很大，前往四川的湖北新军部队是革命党人占多数的新军三十二标，但是他们拒绝到四川，准备在进军荆州和宜昌的路上杀掉大臣端方。被居正阻止 。

1911年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中国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

荣县独立，荣县成为全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政权。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9月中旬，端方抽调了1/3湖北新军军力取道宜昌，进入四川，武昌登时空虚。

1911年9月14日，湖北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领导人孙武、刘复基、刘公、蒋翊武、王宪章、居正等人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寓所集会，以为湖北新军主力调走后，武昌空虚，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鉴于对形势的共识，刘复基建议如果此刻发动起义，共进会、文学社的名义都应该暂时搁置不用，大家都使用武昌革命党人的名义进行合作，“事成则卿，不成则烹”，同心协力，争取胜利 。

9月23日，湖北境内最有影响的两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文学社宣布合并，大家决定日后不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党人”。

第二天召开干部会议，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起义时间定为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9月24日，召集各部队代表一百多人举行会议。详细讨论军事行动后临时政府的框架及人选，确定各参战部队行动方案和联络方式 。

当时孙中山因为屡次革命，流亡海外，到处奔走，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华裔飞行员冯如驾驶自制飞机的壮举，激起了孙中山航空救国的理想。

20 世纪初，世界各国的航空事业都处于初创状态。冯如是中国第一个飞行家，中国最早的航空队就是由冯如组建的。

冯如，原名冯九如，字鼎三，是广东恩平县人，出生于1884年，父亲冯业伦是农民。冯如自知家中贫困，从小读书用功，学业很好，尤其爱动手，常与同伴一起模仿近代机械式样，制作各种模型，12 岁时便远涉重洋，漂泊至美国旧金山艰难谋生。他眼见美国工艺精巧，机器制造业突飞猛进，深有感慨，不愿意只做平庸的勤杂工，而立志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因而刻苦攻读科技书籍，走上机械制造之路。

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成功进行了人类首次飞行。冯如受到启发，萌生制造飞机的念头，1909 年前后他制成了第一架飞机，可惜试飞时坠毁。

几个月后，他又制成另一架飞机，驾驶着这架飞机在美国奥克兰上空翱翔航程达2640英尺，9 月23日《加利福尼亚美国人民报》予以报道，在欧美国家中引起震动，为中国航空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认为“飞行机为近世军用最大利器”，发展航空“于国家前途，吾党前途，均至有裨益。”他还多次题书“航空救国”的条幅，勉励革命同志努力发展航空事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打响了第一枪。11月，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冯如满怀着爱国热情，顶住清政府的压力，与他的飞行助手一起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并带去他的两架飞机。这两架飞机组成了一支航空队，这就是广东军政府航空队。

冯如这两架飞机是在美国自制并带回国的，其中一架参照莱特兄弟创造的莱特式飞机加以改进而成。这两架飞机一架为双翼机，一架为单翼机，它们的性能当时都算得上是世界首屈一指。广东革命军政府由此组成的飞机队，为革命增添了新力量。

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成立后，清政府广东总督张鸣岐对冯如等人的行动随即进行监视和限制。冯如等人便把闲置的飞机拆卸开作全面检查，准备随同广东北伐军北上作战。

武昌起义前夕，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为了增强革命力量，于1911年9月，批准执行芝加哥同盟会会员梅培提出的组织飞机队的建议，并由梅培负责筹备。设在美国三藩市的中国同盟会美洲总支部随即号召华侨出钱出力，迅速将飞机队组织起来，回国参加战斗。

孙中山想用行动实现自己的“航空救国”梦想。但在中国同盟会正在筹备组织飞机队的过程中，武昌起义爆发了。

当时，冯如的广东革命军政府飞机队未及队实施北上计划，没落腐朽的清政府就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垮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