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五节 中共在广东航校早期储备的航空人才

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在早期革命屡遭失败之后，开始改变利用军阀打军阀的作法，创建革命军队，除黄埔军校外，也建立了空军学校培养航空人材。

1924年9月，广州大元帅府成立航空局，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孙中山决定建立军事飞机学校（即广东航空学校）。校址最初设在广州东山原皮革制造厂旧址，后迁至大沙头航空局飞机制造厂附近，派黄秉衡具体负责。

孙中山在广州东山大沙头革命航空基地仿效苏联军队办学模式创办“广东军事飞机学校”(1926年后数次易名，一般称之为“广东航空学校”)。

10月，苏联顾问李糜代理航空局长，兼任军事飞机学校校长。聘请苏联、德国空军军官任教官。当时所用的飞机辄被调出参与东征战役，以致教育计划完成无期。

　　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就商国事，大元帅府秘书兼航空局长陈友仁随同前往，航空局苏联顾问李糜将军受命代理航空局长，林伟成、陈卓林随被派赴苏联考察航空和洽商支援飞机事宜。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7月，广东军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统辖军事委员会，下设海军局、航空局、军需局、参谋团及政治训练部等机构，继续发展革命空军，其时留学英美德法日各国的航空华侨丁纪徐、黄毓沛、黄毓铨、谭秀、刘植炎、方景山、谭颂云、周诚、吴建文、蔡钳等众多航空各部门技术人才，也陆续回到广州投效空军服务。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孙中山创办的飞行学校，在飞行学校及学校下属飞机队等机构中均设有中共党代表，并派一些共产党员进入航校学习。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广东航空学校共办了两期航空训练班，这两期都有中共学员。

1924年9月，广东航空学校成立时，军事飞机学校第一期学生10人，来源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刘云、王叔铭等7人，又在飞机修理厂吸收唐铎等3人，于11月入学，尔后边学习边参加东征之役。第一期于年底开学，先是办训练班，配有寇蒂斯式飞机2架，聘德国人雅尔台主持校务，另有德籍教练2人。

1924年9月，中共派刘云、冯达飞、万鹏、郭一予、唐铎、王叔铭、朴太厦、王翱、冯荀等9名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广州航校一期学习飞行。进入航校第一期学习航空飞行的刘云、冯洵（冯达飞）、万鹏、郭一予、朴太厦、冯荀等人，都是中共派出的共产党员。第一期10名学员中有6名是中共党员。同期还有党的培养对象唐铎、王翱（王凤仪）、王勋（王叔铭）。

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后，航空局苏联顾问李糜将军兼首任军事飞机学校校长。

　　1925年8月航空局苏联顾问李糜回国时，李糜率刘云、王勋、王翱、冯洵、唐铎、朴泰厦等6人往苏联学习。刘云、冯洵（冯达飞）、朴太厦均为最早学习飞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批学员由学校派送随同赴苏联深造时，其中唐铎、王翱、王勋在苏联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云是我国航空史上最早的共产党员，曾与冯达飞、唐铎参加东征军阀陈烔明、平定刘杨叛乱的空中作战；后任中共长江局红军总参谋长，英勇就义。

　　冯达飞参加了百色起义和长征，是曾驾机参战投弹的红军飞行员，后任红八军代军长、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被捕后英勇就义。

　　唐铎留在苏空军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指挥苏军战机鏖战德军，战功卓著，荣获苏联列宁勋章等4枚勋章、3枚奖章，被授予苏联空军中校军衔。

　　李糜回国前一个月，即1925年7月，中共选派共产党员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越南籍）、金震一（朝籍）、刘铁仙（朝籍）等6人进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学习飞行。

8月李糜回苏，由张治中继任局长并兼任军事飞机学校校长，张静愚为党代表，航空局内设军事、航政、总务三个处。从苏联购买”德•哈维兰”式飞机6架、”爱弗罗”式和”容克”式各1架亦运抵广州，机身上概书”中山”两字，时人称之为”中山航空队”。杨官宇为飞机修理厂长，国民政府空军分为三个飞机队，蔡司度、陈秀、关荣分任队长。

李糜回国后，张治中续办的第2期，分设飞行、侦察两班，每班学生10人，于10月开学。后因侦察班学生热切要求学飞，另招20人重组侦察班。这期学生大多数是从黄埔军校第二、三两期毕业生中选送入校的。当时学校只有教练机2架，且不时调出作战，因此没法按期完成教育进度。

　　李糜虽然回国了，但军事飞机学校仍乃由苏联顾问帮助培训教学工作。

1926年4月，张治中调回黄埔军校任职，黄秉衡接管军事飞机学校，聂开一为政治指导员，加派黄光锐、陈卓林、关荣为飞行教官。

为让学员有机会派送苏联深造，军事飞机学校于1926年6月选送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等10人去苏联深造。这也是人民空军成立之前中共集中培养的二批航空人员。

李乾元、黎鸿峰学成回国后牺牲；徐介藩回国后从事摩托化部队建设工作，后任装甲兵学院院长；常乾坤毕业后，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后又担任过飞行、领航、射击教官，飞行大队大队长、领航主任，1938年9月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迪化(今乌鲁木齐)新兵营航空理论教员，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大队长，延安军事学院大队长，军委俄文学校编辑处处长，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副院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和政治委员、空军军事科研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26年8月，黄秉衡另有任务，校长一职改由黄光锐继任。其间第二期学生因参加北伐，或抽调出校担任其它工作者颇多，至1927年1月仅有毛邦初、李玉英、张廷孟、龙文光、刘铁仙、李乘云、金震一7人参加毕业典礼领取证书，任少校飞行员。3月，这期毕业生毛邦切、龙文光、张廷孟、刘铁仙、李乘云5人被选送苏联深造，同时大批校干部也遣赴苏联接受强化教育，进一步提高军事素质，学校业务暂告停顿。

研究中共空军早期人才培养时，不该忽略的是，第二期毕业学生中的龙文光后来担任了中共第一个航空机构“鄂豫皖军委航空局”局长。

　　1930年3月l6日，航空署驻汉口第四侦察机队飞行员龙文光驾机一架美制国民党空军“柯塞”式侦察轰炸机执行任务，返航途中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迫降在河南罗山县宣化店（今属湖北大悟县），被红军俘获。之后，飞机被转移到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今河南省新县）。鄂豫皖军委负责人徐向前亲自接见龙文光，动员龙文光参加了红军，成为第一名红军飞行员，命名这架飞机为“列宁”号。

    1931年，鄂豫皖军委在新集(今为河南省新县)设立航空局，龙文光任局长，曾在莫斯科航校学习过的钱钧任政治委员。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红军航空局。航空局在鄂豫皖根据地新集、紫云、金家寨等地各建有一处简易机场。

　　 鄂豫皖军委航空局成立后，“列宁”号飞机配合红军执行战斗任务：1931年9月，时任红四军政委的陈昌浩与龙文光驾该机从新集起飞，在河南固始、潢川一带实施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次空中侦察；陈昌浩用该机穿越白区到达皖西根据地进行视察，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空中运输。

“列宁”号最著名的行动是参加我军历史上的首次空中作战。1931年11月，该机由龙文光驾驶，由陈昌浩督战，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攻打黄安县的战斗，向据城待援的国民党军第69师播撒传单，投掷两颗炸弹，震惊据守敌人，敌军弃城南逃，红军乘胜追击全歼逃敌，活捉师长赵冠英。“列宁”号飞机创造了配合红四方面军首战大捷的光荣战绩。

　　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边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将“列宁”号飞机拆散埋入大别山中。同年，龙文光在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鄂豫皖军委航空局在红军历史中留下了闪亮的一页。

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时，李济深以总参谋长名义留守广东。

1927年3月，航空处长林伟成被派赴苏联考察航空及采购飞机，这时中苏关系日渐恶化，再购飞机一事遂成泡影。林伟成出国期间，由陈卓林代理航空处长。

1927年6月，张惠长被任为航空学校(原军事飞机学校改称)校长，筹备复校，至11月，张发奎、黄琪翔率前方第4军突然回师占据广州，张发奎委任王季子为航空学校校长。但没到两个月，张发奎所部就被逐出广东，王季子亦下台而去，广东政局复归统一，李济深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是年冬，留学苏联的空地勤干部黄光锐等次第回抵广州，林伟成在苏联购机不成，转往法国购得“贝来盖”飞机10架和“爱弗罗”、“么兰”飞机各1架。但因林伟成、陈卓林等购买这批飞机涉嫌，为李济深所不满，均被撤职。

1928年1月，张惠长复任航空学校校长，公开招考第三期飞行学生160名，但当时一般人仍认为航空为危险之事，故投考者并不踊跃，而录取条件体检和学科考试较为严格，只收了35名于4月入校。

3月，张惠长升任第8路总指挥部航空处长，陈庆云任副处长，先后组成两个飞机队，第1队以黄光锐和胡锦雅为正副队长，第二队以杨官宇和陈友胜为正副队长，改由周宝衡任航空学校校长。并积极增加空军装备，购回美制“莱茵”飞机2架，“华可”飞机6架，“么斯”教练机6架。

1928年夏，飞机修理厂厂长卢维溥利用从法国购回备用的发动机设计制成一架教练机，由于他与飞行员一向不和，以致无人愿意试飞。他自驾该机在大沙头飞机场上高速滑行，卒将该机撞毁，飞机修理厂厂长一职改由梅龙安继任，扩建为东山飞机制造厂。是年底出产“羊城”各号飞机，陆续交付使用。

10月，航空学校录取了第3期乙班飞行学生65名，以补足该期学生原定名额；又录取机械班学生50名，同时到校入伍。

为了宣传“航空救国”，提高国人对航空事业的认识，航空处举行环国长途飞行，分两次出航，水陆并进。第一机组人员由张惠长率同杨官宇、黄毓沛(航空学校教育长)、杨标(机械师)组成，采用“莱茵”陆机，起名为“广州”号，于11月11日从广州大沙头飞机场起航，途中降落武昌、南京、北平(今北京)、奉天(今沈阳)，续飞天津、上海、南昌，然后于12月18日回航广州。

第二机组人员由陈庆云率同黄光锐、周宝衡、梁庆铨(机械师)组成，采用“莱茵”水机，起名为“珠江”号，于12月8日从广州珠江河面起航，沿海岸线北飞，经汕头、福州、杭州、宁波等地上空直达上海，续飞汉口、长沙、桂林、梧州于12月30日回抵广州。这两机的环国长途飞行，冲破了省与省之间各自为政的微妙局面，且曾访问当时尚未易帜的东北，对全国的航空事业均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2月，广州大沙头飞机场已不敷应用，航空处择定瘦狗岭侧旷地建筑了天河机场。

第二章第四节 广东空军航校历届毕业学生名单

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领导革命，在国内创设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即为“广东军事飞机学校”，于1924年底正式成立。校址初设广东山下“皮革”，后迁“大沙头”飞机场附近之营房，设备简陋。

1924年，前苏联飞行专家以及德国飞行人员数人来到广州帮助训练中国飞行人员，并组建飞行训练班。年底，训练班改为航空学校，这也是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　　

广东航空学校从孙中山创办起，一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时被接收，共存在12年，毕业8期学员，培养训练航空人员500多人，其中培养飞行员527人，涌现出许多人才，在民国时期的空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广东航空学校先后毕业的学生，曾陆续输送到空军总司令部所属各大队和分队担任大队长或分队长；另有部分航空毕业生担任“广东航空学校”教育长，飞机主任及飞行教官等重要飞行技术职务。其中担任空军大队长的有敖伦、马廷槐、谢莽、陶佐德等；担任空军副大队长的有胡其选、陈晋、刘益国、宁明阶等；担任空军分队长的有李可斌、陈信沅、容章灏等；担任教育长的有曹醒仁、刘锦涛、蒋孝棠、胡祖庆等。

蒋介石委员长当时为黄埔陆军官学校校长，遵国父指示，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遴选十员为第一期学生。

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第一期十名毕业学生名单：

王叔铭、刘云、李岳阳、郭一予、袁涤清、王凤仪、冯淘、万少鼎、唐铎、朴太厦。

留法机械员唐铎，及朝鲜籍机械员朴太厦。

校务聘德籍亚尔太先生任校长兼学科教授，教官二人均德籍；一为冯葛兰姆，专司飞行训练，另一为赫斯，讲授机械技术。训练飞机为“寇蒂斯霍克”机共四架，均系水冷式发勤机，木制螺旋桨，使用燃料为五加仑铁皮桶装汽油。

当时广州各界百姓还前来参观学校飞机“广州市校号”。

1925年6月23日，发生广州沙基惨案后，蒋委员长当时有鉴及此，于同年秋第一期航校学生毕业中遴选5员，由航空局局长俄人李縻牵领赴俄国学习飞行。

第二期航校学生在1925年中旬，复自黄埔军校第二、三期学生中遴选一批入学。本期分为飞行、侦察、机械等班，于1926年12月毕业计28人。

1926年12月第二期28名毕业学生名单:

毛邦初、张廷孟、余世沛、常乾坤、龙文光、王体明、朱吴城、李靖源、徐介藩、朱元荣、何杰仁、余震一、陈世贤、董从善、叶祥宾、陈藻、萧锦箎、陈兆机、丁详松、林理甫、王昌裕、李辉匀、王运尧、李干元、张圣哲、车廷信、刘铁仙、李玉英(女性)。

其中有５名朝鲜籍学生：李干元、张圣哲、车廷信、刘铁仙、李玉英。

1926年中，张治中接任航空局长，并兼任该校校长，不久航空局改组为航空处，林伟成任处长，黄秉衡任校长，嗣由黄光锐代理。本国籍有：杨官宇、周宝衡、胡锦雅、黄毓沛、丁纪徐、关荣等任飞行教官。

1927年2月，航空处长林伟成奉命率飞行教官及高级机械人员如：黎国培、李槐、染庆铨等赴俄国考察及第二期大部分学生赴俄深造，并另洽购飞机，当时航空处长由陈卓林暂代。

广东航校第一、二期毕业生由俄返国，先后在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任教，期间笕桥航校毕业之班次计有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甲班、乙班、第六期一班、二班等班次，连同南京复成桥畔明故宫机场训练之航空班(军籍改为中央航校第一期)均战绩辉煌。

1926年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琛，在广州电遨留沪空军宿将张惠长回粤接办航空学校。1927年6月30日接任校长，陈庆云任教育长，学校易名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学校”，招老第三期学生。

同年11月17日张发奎部队在广州发动事变，张惠长避往汕头。叛军占领广州后，委派南苑航校毕业之王季子担任该校校长，招考30名学生，尚未入校，张发奎部队叛逆撤退，广州秩序恢复，张惠长于1928年初复返广州任校长，王季子招生案撤销，另行招考学生35名，同年3月26日，张惠长调航空处长，周宝衡接任校长，该批新生于4月15日入学。

1929年4月第三期(甲班)32名毕业学生名单:

陶佐德、锺恩盛、何泾渭、杨国柱、赵强、何惠吾、曹醒仁、詹道宇、邓显纲、丘支舜、胡其选、施正光、郭汉廷、刘益国、蒋其炎、曾泽棠、周骥、蒋孝棠、陈兆新、郑厚邦、张幙、胡祖庆、邓梓超、潘福基、曾传鎏、段其新、陈锡鸿、宁明增、吴汝鎏、谢莽、庄迪华、伍兴鉴。

另外林惠昆(毕业前病故)、杨华炯(中途退学)、赵甫明(因病退学)等。

周宝衡任内续招学生65名，于1928年10月1日入学编为第三期乙班，并增招机械班学生50名，亦于同年10月1日入学。

　　张惠长于1928年11月驾莱因式陆上飞机，自广州起飞，经汉口、南京、北平至沈阳，然后自沈阳至天津、上海役返广州。副处长陈庆云则驾莱因式水上飞机经福州、上海、汉口、梧州飞返广州。两次长途飞行尚属创举，全国欢腾，对启迪国人航空观念裨益甚大。

　　1929年夏，中央政府调张惠长赴南京接任军政部航空署长。同年秋，粤方航空学校招考第四期学生100名，于10月25日入学。

1929年12月张发奎、李宗亡、绍竑、白崇禧等分别叛离中央，组成护党救国军，联合进攻广州，另组政府。杨官宇曾代理校长，部分学生受人煽惑滋事者，大都开除示惩，仅剩下李鸿皋、蒙鹃魂、罗捷成、江海萍、曹飞、陈其伟、骆导、吴宗道、戴坤远、丁兰昌、吴星泉、黄国聪、云镜明、雷金华等人仍服役空军。

1930年3月9日第三期(乙班)36名毕业学生名单

陈兴荷、虑誉衡、黄庆骝、陈其光、刘薇馨、周炳明、刘炯光、黄伟贤、邓伯强、司徒霭、程岳惠、李凌云、郭良弼、叶炳、赵伯顺、袁宗祺、罗德馨、周莲茹、张剑、徐燕谋、伍于鸿、陈晋、陈有琇、容章炳、杨一自、李一飞、梁达文、郑梓湘、林佐、李可斌、容仲伟、朱宏飞、容章灏、徐光甫、林深源、朱达先。

其中朱达先为印度籍。

1930年8月8日厦门民用航空早校因故停办，学生11名转入航校第四期受训。

1931年3月9日第四期计51名毕业学生名单:

孙烈五、王柏如、吴金龙、吴德、李森芹、林振亚、陈宏加、陈植亭、陈蔚文、王干、张吉辉、张国安、曾仁南、廖作镠、关熙、谢志成、锺润祥、谭其汉、何守荣、何启昭、韦翘生、梁启昌、王泗芳、王耀庭、吴金福、李吉星、沈铭山、范少平、陈培恒、陈诗杰、陆允熙、徐淑良、张君正、许佐材、杨伟廉、刘国祯、薛春义、谢汉登、谭世昌、左泽淦、何冠雄、胡存心、梁季崇、梁广尧、张梓祥、杨振华、邹良弼、顾彭年、黄鸿楷、万应芳、罗福耀。

　  1932年4月2日第五期计56名毕业学生名单:

张岱山、黄瑞稳、陈略、黄荣想、李泽平、胡质殊、黄朝威、杨兹祺、刘兰清、杨季达、谢人凤、孔自立、何士衡、杨庆义、卢心愉、许宝诚、李蕴文、吕仲恒、潘梦欣、刘敬光、傅福珏、廖升平、陈恒泰、潘国琰、郑祖植、周秉真、余光德、胡共逸、周飞熊、许耀铭、余庆源、杨华焯、曾邦柞、彭恒性、朱念慈、曾作燎、萧秉翰、黄磋志、梁冠英、罗裕权、苏植蕃、张有名、黄炳登、刘啸天、李明根、陈锡龄、王有光、郭宣勇、姚章、李翼东、关燕荪、郑德、许昭明、朱光球、杨耀森、佐胡龙。

　  机械学教官周一尘第五期见习飞行后结业。周氏系美国华侨，曾在美学飞行及机械，在航校任教机械学外，另兼教学生实习跳伞、折伞，及降落伞保管。

1932年8月间“燕塘政治军事学校”招考学生26人来校，与1931年招考之62人及广西曾派13人，分别编第六期甲、乙、丙三班。

1933年4月1日第六期(甲班)62人毕业学生名单：

邓政熙、李云龙、区瑞章、黄成章、刘保生、潘作霖、廖穆科、郭外峰、叶炳其、杨敬、余平想、梁子裘、杜庆纲、麦焕球、郑中兴、冯绍清、马维栋、岑泽鎏、何蔚文、黄公略、谢超群、唐杰君、潘泽光、陈珊、周昌森、陈崇文、严镇川、萧棣信、陈万荣、林擎岱、黄居谷、黄特、锺锦棠、丘戈、何传熙、戴乃洪、谭卓励、方惠之、胡经武、简氏兴、明善端、黄广勋、罗英哲、封任强、朱均球、蔡志昌、黎廷宣、张维、黄志刚、黄炳朗、黄锡豪、叶子云、刘志英、聂盛友、梁特旺、黎文海、明忠义、黄厥昌、萧翔、陈振典、孔昭麟、李德标。

　  1935年5月1日第六期(乙班)41人毕业学生名单：

黄祖武、谭汉男、廖华臻、陈业新、黄昌琳、雷振一、韦淳杰、赵援、陈岳生、邓堤、梁茂德、吕辑人、徐贻、杨瑞庭、李传声、陆光球、丘同光、张潮均、沈瀛、梁智、陈志超、莫谅成、陈业干、张三民、罗树敏、梁圻光、李启平、戴锡炎、徐子欣、冯文杰、庄甲民、白学鉴、张瑞箎、卿云灿、邓华高、杨永禄、罗承业、符家兴、莫杰、胡遂、区辉。

　  第六期(丙班)25人毕业学生名单：

梁定苑、古恒、李华良、魏日聚、周成波、陈策良、李继唐、廖德寿、张伟伦、陈景唐、邓伟殷、锺一鸣、董策、锺烈正、黄元寿、韩平元、汪汉淹、吴奇、胡秉文、骆萃莲、周灵虚、黄少霖、陈民、韩春光、曹朝觉。

　  1933年招第七期飞行生42人，编为甲班。1934年复续招老第七期飞行生100名编为乙班。

1934年3月14日第七期(甲班)42人毕业学生名单:

谢荃和、阮坚煜、周伯源、方镇基、罗宗焜、朱松金、甄锦荣、林冠群、李善明、王鼎基、沈木秀、孔叔明、黄广庆、黄能荣、王飞凤、李嘉鸿、陈华梅、赖祖耀、李承训、胡汉能、邓杰伟、黄搏、刘德仁、徐亚辉、陈镇和、甄天让、司徒钧、方汝南、邓从凯、关孟祝、刘盛芳、林学礼、叶毓灵、丘瑗、胡效良、林日尊、陈桂林、陈藉康、陈志平、马师爽、黄肇濂、吴伯君。

　  以上所属广州航校各期毕业均在广州举行，该校第七期乙班学生100名，及1936年3月1日复招考之第八期学生58人，在同年6月两广事变，7月间陈济棠下野，广东航校改为中央航校广州分校以后，即沿用笕桥航校期别序列，原广东航第校七期乙班及第八期新生改编，入笕桥航校第七期、第八期继续受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秋间，笕桥航校总校经长沙迁至昆明，并改称为“空军军官学校”，负责高、甲级飞行训练。洛阳、广州两校均迁至广西柳州，担任初级飞行训练。于笕桥航校第七、八两期学生分别在昆明毕业。

1938年3月第七期(乙班)42人毕业学生名单：

王刚夏、丘贵祥、朱若彭、李肇新、吴达波、范斡卿　翁克杰、梁会生、麦谷登、陈学坚、张培生、张森义、黄才贵、黄龙金、刘俊、刘怀智、潘国煌、蓝锡芳、戴邦模、谭达光、周仕镛、林耀、徐飞、萧国英、朱焕堂、陈学策、叶鹏飞、刘怒涛、冯俊忠、陈世堉、何世堉、卜镇海、叶思强、刘汉桓、黄栋权、彭均、司徒坚、蔡仕伟、陈家灼、陈桂民、李衍洛、李家英、杜兆华、余拔峰、李宝诚、欧阳富、郑乃汉、刘润田、余子刚、夏田、锺前舟、陈日操、陈世雄、温炎、张鸿藻、陈梦鲲。

本班同学计作战飞行殉职者３２人，转习航炸者２人。

1938年12月1日第八期29人毕业学生名单:

伍国培、黄淑友、梁荣锦、陈大科、曾致平、李惠和、邓从绶、赵寿年、林伟章、杨德光、项世端、吴国端、叶望飞、祝瑞瑜、秦礼智、谢琏、严桂华、丁寿康、胡厚祥、周景怡、余炳蔚、余裕宗、叶吉光、利瓦伊翰、郑道滔、丁双典、王茂钧、巫有淦、刘国榆。

第二章第三节 中国近代航空史上首次环全国长途飞行

沈阳先生　撰稿

民国初期，因国内长期政治动荡，各地方各自为政，购入的飞机和组建的航空部队甚为复杂。然而，就是在那个时代，作为中国航空发展起源地的广州，又创造了中国近代航空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业绩，那就是进行了第一次环中国长途飞行。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奠都南京，粤省当局，继续添购飞机与训练人才（其时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名主义持粤省军事政治），原广东航空局改组为航空处。初以林伟成为处长，嗣因林伟成以事去职，改以张惠长、陈庆云为正副处长。三人均是在美国学习航空后回国的。周宝衡为空军学校校长，续招第三期飞行、机械两班学生（飞行分甲乙两班）。黄光锐、杨官宇分任空军第一、第二两队队长。

为加强机队实力，同时海外华侨及民众团体联合成立“航空协进会”，会址设有在空军所在地的大沙头，以协助促进空军建设的进行。

民国十七年（1928）冬，张惠长、陈庆云两氏，为求唤起普遍提倡航空救国起见，乃发起环全国南北长途飞行。当年国内航空设备异常简陋，更无气象之预告可言，此类长途飞行，殊属冒险，但张陈两氏仍毅然为之。

广东航空处用中华航空协会第二特区(广东区)名义向美国瑞安飞机公司购入当时较有名的瑞安B-5型“四轮马车”(Brougham)5座单翼飞机水陆型各一架。

当年夏天，飞机运达广州装配，陆上型命名为“广州”号，水上型命名为“珠江”号。经熟练后，决定筹措长途飞行创举。日期决定后，即将飞行所经降落地点路线发电通知各地，予以合作。

首航机“广州”号由张惠长为机长，与第二队队长杨官宇、航校教育长黄毓沛、随机机械师杨标组成机组。

1928年11月11日，“广州”号在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到机场欢送的有黄绍、陈策、马超俊、陈庆云等12位官员及航校员生，飞机修理厂全体员工，中外各界社团来宾数百人，场面极为隆重。登机前，黄绍还与张惠长合影留念。

8点15时，“广州”号起飞。接着，陈庆云与周宝衡合驾另一架飞机护送至韶关，“广州”号便向第一站汉口北飞，飞机以每小时133千米速度飞行，中途曾遇恶劣气候，直到14点30分降落武昌附近的南湖机场。

11月12日，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本拟用一架法制布雷盖-14B2“上海”号轻轰炸机共同作一次升空表演，然后直飞南京，但因天气恶化而取消了活动。当天武汉航空界与各界人士宴请于杏花楼。另外，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于13日17时，委托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张华辅代表他在政治分会礼堂设宴款待，并代表李宗仁致欢迎词。出席宴会的有张知本、胡宗铎、夏威等人。会上赠送了题有“列子御风”、“天马行空”、“云重天际”的锦旗。

11月15日9时50分，“广州”号飞往南京，13时30分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受到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和从广州专程赶到的李济深，以及孙科、吴铁城、何应钦、古应芬、葛敬恩、张静愚、邓家彦、凌鄂荪、邓建中、曹宝清等当时南京政府军政界头面人物及各界代表数百人的热烈欢迎。冯玉祥代表国民政府，孙科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代表中华航空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致欢迎词，场面空前热烈。

17日14时，南京各学校、社团及军队约5万人，与南京政府各部门、南京市政府、江苏省政府在明故宫机场召开盛大欢迎会。到会要人有胡汉民、戴传贤、陈果夫、张群、薛笃弼、熊斌、张静愚、叶楚伧、何玉书、张希骞、何成浚、刘纪文等。会上先由胡汉民致词，戴传贤发表演说，后由张惠长报告飞行经过及飞行计划，随后亦由张静愚、刘纪文发表讲话。会上还发给张惠长机组银盾、银鼎等纪念品。会场悬挂的宣传标语有：“飞行是促进国利民福的第一武装”、“总理说：飞上天都做得到，何事不成？”(总理即指孙中山)、“此为中国空军建设努力的表现”、“举国一致迎头赶上世界最新之文化”等等。会场中央停放着“广州”号，并由两架苏制P-1M5型侦察/轰炸机“中山-1”号、“中山-2”号和一架法制布雷盖-14B2轻轰炸机“民权”号伴随，供群众参观。会前曾先由“广州”号凌空散发红白色宣传“航空救国”的传单。

11月19日，“广州”号离开南京飞往北平。当接近北平时遇大雾，傍晚时分迫降于河北廊坊。当时等候在南苑机场的军政官员、各界人士只得回城。次日9时30分，“广州”号才由廊坊飞往北平，抵达时曾在北平上空绕城飞行四圈，然后安全降落。机组成员在北平受到热烈欢迎，并游览多日。

11月26日晨，飞离北平。当天下午降落奉天(现沈阳)。当时，奉系统治东北，仍沿用北洋时代的旧国旗五色旗，而“广州”号的机翼、垂尾均涂有国民党的飞机标志，东北当局能否接受，尚无把握，没料到竟受到张学良为首的东北航空界人士及当地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

其时东北在张学良主持下，尚未归附国民政府，但张惠长竟驾机飞临东北，降落沈阳，张学良及东北军民首次得以看到党国旗，发生良好印象。事隔不久，东北宣布易帜。这次飞行实际上成了张学良和平易帜，东北归附国民政府的先兆。

12月1日，“广州”号飞离奉天，于15时21分到达天津，降落东局子机场，受到傅作义将军为首的各界及天津两广同乡会的盛大欢迎。

12月4日，“广州”号离开天津飞抵上海。于8日与另一架长途飞行的“珠江”号会合。上海军政各界与国际友人均到机场迎接。另外，机组成员的三位夫人也预先到达上海迎接。

12月17日9时，“广州”号携带纪念长途飞行邮件回航广州，途中因天气不佳，便在南昌降落停留一宿。次日9时离南昌飞回广州。14时安全降落起飞点大沙头机场，所携带的邮件均盖有12月18日14时的邮戳印。

这次飞行全程约5600千米，当飞回广州后，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熊斌及副处长张静愚随即发电广州航空处祝贺，电文如下：

“广州航空处张处长及杨黄两同志钧鉴巧电敬悉诸同志此次作全国长途飞行实开我国航空界之新纪元天马行空长风万里厥功告竣举国腾欢特电复贺祝鸿勋熊斌张静愚叩个印”

当“广州”号飞往上海前，广州航空处又派出同型水上飞机“珠江”号由陈庆云任机长，随同黄光锐、周宝衡驾驶，并由机械师梁庆铨随机，沿海岸线作另一次长途飞行。

行前，先由李济深电告南京航空署，后接两复电：“广州李主席任公勋鉴艳电敬悉贵处派珠江号水面机由陈周黄三同志驾驶作第二次长途飞行，实开我国航空界之新纪元无任钦仰属时当竭诚欢迎谨此电复熊斌张静愚叩东印”。“国急广州第八路总指挥部航空处勋鉴感电奉悉贵处珠江号水面飞机由陈副处长领航作第二次国内长途飞行开吾国航空界未有之新纪元凌西欧欢慰无量除由敝署筹备热烈欢迎外并电知上海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及航空协会照料一切矣特复熊斌张静愚俭印”。

“珠江”号起飞前，李济深与陈庆云曾在机旁合影留念，该机沿海岸汕头、福州、杭州、宁波，于12月8日在上海与“广州”号会合后，12月20日向西南方向回航，经汉口于23日飞抵长沙，30日飞经桂林、梧州，于当日飞返广州，飞行全程3560千米。

这两次飞行曾飞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辽宁、浙江、福建上空。

当两架飞机回到广州后，广东各界召开庆祝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队伍长达数华里。

这次长途飞行的飞机是1928年美国瑞安飞机公司的一种5座小型运输机NYP-2 B-5型，副名“四轮马车”(Brougham)。当时还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飞行前是靠前站事先提供预测气候情况，如遇到突发的恶劣天气只能迫降，靠驾驶员自行应付，更谈不到地面导航，只能按飞行速度计算飞行距离和必要的地面特点目测校正航线，作为长途飞行是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的，因此这次长途飞行曾惊动中外航空界，同时也属于中国当时开辟民航航线的预测。

在这次长途飞行影响下，不久交通部和广州开始办理民航航线，更重要的是对宣传航空教育和中国航空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这次飞行受到政府各部门的重视，12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除蒋介石外，所有当时军政要人均参与了此次活动。

张陈两氏环飞全国成功此一壮举，在当年来说，是我国环飞全国的蒿夭，也是当年亚洲各国作如此长途飞行的创举，中外瞩目，引起全国航空热，一时为之风起云涌，而提倡航空救国的宣傅，极获普遍的成功。

第二章第二节 广州空军无役不从

沈阳先生　撰稿

　　在广州空军驾机参加讨伐陈炯明盘踞东江叛乱过程中，当年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中山先生亲身赶上最前线，在广州近郊石龙，躬冒弹雨，指挥陆空军于万分危机之际，击退陈军逼近广州，反败为胜。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其时中山先生已亦任大元帅，帅府设有广州河南，桂军沈鸿英率部万余，驻在广州近郊“石井”方一带，对革命政府阳奉阴违，居然与北方军阀政府勾结，突然举兵作乱。

革命政府以事出仓卒，危险万分，一时未能立即调动陆军应变，乃立即由杨仙逸指挥空军，与陈庆云等驾机出动。

首先飞向叛军司令部投弹轰炸，同时更输番向叛军各部队施以轰炸及扫射。沈军一时受威胁，为之惊惶失措，军心因之摇动，全军之行动，因之有所阻滞，因而我陆军部队得以乘时迅速调集赶及应变，陆空军协同向之进攻，而乃迅将沈军击败。

沈鸿英星夜率部离粤退下走广西，革命政府得以转危为安。

此一革命空军，以后继续参加革命军事上的行动，多所发挥，如民国十四年（1925）参加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多年盘踞东江的顽抗，收复惠州。继又参加歼灭反革命佣兵自雄的邓本殷，收复海南岛。

至此完全统一广东，奠定国民革命的基地。

以此言，这一革命空军，当年对于参加革命军事行动诸战役，无役不从，史实俱在。

当民国十二年（1923），杨仙逸率领飞机队参加讨伐陈炯明，不幸于是年九月二十日在东江博罗检视水雷，一时失慎爆炸，当堂殉难。其时，中山先生亦正在东江指挥军事，忽然听到这一噩耗，恸痛不已，为之坠泪。

据孙中山之副官马湘，多年前发表其回忆之谈话有云：“当时孙先生听到杨仙逸死难，顿足而恸曰：仙逸死矣！仙逸死矣！为之滴下眼泪。”

事后，中山先生以杨仙逸倾散家财，协助创办革命空军，功在党国，除由革命政府明令褒扬外，复明令以杨仙逸殉难那一天为“空军纪念节”，并在杨仙逸原籍香山县（后改为中山县）成立仙逸中学校，用资纪念，以励来兹。

第二章第一节 孙中山求谋广州空军擘划及飞行邮票设计

第二章　

广东空军之发展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节　

孙中山求谋广州空军擘划及飞行邮票设计

　　孙中山在广州一直求谋于建设空军的擘划，他对“航空救国”有着执着的坚持和想法。

　　民国十年（1921），革命政府为彻底消灭陆荣廷的军阀集团起见，出师入桂讨伐。此一段，空军方面，由张惠长、陈庆云两氏率领航空队，进驻肇庆，参加作战。在陆协同之下，完全将陆荣廷全部军阀集团击溃消灭，收服广西全省，归置于革命政府之下。孙中山乃驻节桂林，统筹出师北伐。无如，嗣因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乃不得不回师东下返粤。此时陈炯明则率部退据东江惠州。

　　民国十一年（1922）孙中山命令成立“航空局”以杨仙逸为局长，积极发展空军，加强革命军事行动。因为自陈炯明叛变后，广东各地继续有反革命的武装势力存在。其时中山先生眼见这一革命空军的艰难创立，着事有赖于杨仙逸之致力为多，所以当年就有誉杨氏为革命空军之父的赞言。

当年革命政府财政困难，空军人员，没有什么待遇可言，完全是为着革命而奋斗，安之若素，尤以杨仙逸始终未有接受过政府待遇。而孙中山亦以革命子弟亲切之情善视他们。尤以杨仙逸殚精竭宪，废枕忘餐，求谋于建设空军的擘划，更深嘉许。

杨仙逸除具有湛深的飞行技术外，对于飞机工程学、机械学以及研制炸弹的各种技能，均有相当学识。他并自制了飞机一架。其时他聘有美籍飞机工程师WILD与机械工程师COLWELL两人，俱是其父私人出资所聘用。

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其实承载了他的航空梦。从孙中山亲自设计的邮票中也可看他的梦想。

走进台湾的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去了解一桩关于孙中山先生“设计辛亥革命纪念邮票”的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欣赏该馆的“镇馆之宝”——两枚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辛亥革命纪念邮票，就可以看明白他的梦想是什么。

1912年元月1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随即决定发行纪念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邮票。从《孙中山日记》中知悉，孙中山亲自参与了邮票的设计，他在日记本上进行了设计工作。后来在邮票设计方案讨论会上，大家通过了他的方案，即：首次发行的邮票为两枚，一枚为纪念邮票(孙中山日记上将其称为“特别邮票”)，另一枚为普通邮票（孙中山日记上将其称为“平常邮票”）。会后，所有会议出席者在该页日记的反面签名，孙中山将此页日记撕下，交秘书唐文照办理。

这两枚邮票，其一是正方形、翠绿色的纪念邮票，入票主图为孙中山总统人头像，并有“中华民国元年”汉字和“Republique Chinois”（中华民国）的法文(法文是万国邮联约定的公用文种)，像的左右两侧是“光复纪念”四字，面值三分。这枚邮票的设计，可以看到孙中山“定一为尊”的理念，总统设计邮票是罕见的，总统设计的邮票又将自己的头像定为入图主角，更为罕见。

孙中山设计的另一枚是正方形、褚石色的邮票，入票主图为飞机图，以及“中华民国邮政”文字和“Republique Chinois”的法文，面值五角。总统像纪念票和飞机图普通票，当时都有试制样票。样票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采用凹版母模直接印在道林纸上，不打齿孔，四周留有较宽的白边。

为什么孙中山要以“飞机”作为第二枚邮票的主图呢？这反映了他的航空救国思想。孙中山一生强调的是武装斗争，他认为飞机是最具杀伤力和最代表先进科学。二十世纪初，飞机还很少见到。孙中山把象征科学文明和武装力量的飞机图印在邮票上，使自己的“航空思想”能为民众所知，从而激励航空发展，振兴中华民族。

其实，以飞机作为这枚邮票主图，还与孙中山特别喜欢飞机有关，有史实为证。

1914年，孙中山筹划培养国民党空军人才，在国民党驻美洲总支部部长林森的募捐，及旅美华侨杨仙逸的协助下，“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在纽约寇提斯飞行学校内成立。首期招募的20名学生里便有后来著名的空军将领黄光锐。

　　孙中山先生经常到校视察教育情况，提出“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的武器”的先进国防思想，并以“航空救国”的道理砥励学生。

1917年孙中山护法南下，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杨仙逸偕同20名飞行员回到羊城，孙中山于广州东郊濒临珠江之大沙头开辟水陆飞机场，以杨仙逸为队长，这是孙中山正式创办革命空军的开始。

发展中国空军只靠决心还不够，还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经验累积。

终于在1923年7月，航空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仿造J.N.-4型飞机主持设计制出第一架中国本土飞机。这架飞机，是中国第一架的轻型侦察机，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其实这架飞机的机身是三夹板的，机舱有两个座位，没有舱盖。

1923年7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去视察广州飞机场那一天，这架飞机进行试飞，杨仙逸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到场观看。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主持了新机试飞典礼。

据说，试飞仪式上，孙中山先生环顾左右的官员，问谁愿意随机试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出人意料地应声而出。

飞行员黄光锐便为她戴好飞行帽和护眼镜，两人随即登上飞机。马达轰鸣，飞机沿着跑道滑行一会便腾空而起，在羊城上空转了几圈，然后徐徐降落，机场上立刻掌声四起。孙中山先生更是在机场亲书“志在冲天”的横幅赠送杨仙逸，以示表彰。

试飞后，宋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孙中山便建议将这架飞机命名为“乐士文”号，这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这张宋庆龄坐在机舱内的照片很快便发表在报纸上，反响强烈。所谓“乐士文”其实是取自太太宋庆龄的英文名字Rosamonde，意为“玫瑰世界、美好前程”。

孙中山虽不谙飞机驾驶术，但乘坐飞机最感兴趣，不时偕同夫人宋庆龄同坐升空，遨游天际，他且又不时乘坐飞机观察敌情。他所惯乘的座驾机，可惜没有留存下来，否则成为今日很宝贵的纪念品。

令人遗憾的是，政治风云突变，由于袁世凯篡政窃国，大总统易位，致使孙中册设计的这两枚邮票只有样票，未能正式发行，也不为世人所知。虽然从早期文献资料中可查到相关文字记载，但是都没原图刊登。

数十年来，海内外几代收藏家都未放弃过搜寻，这套未发行的邮票就成了寻无觅处的稀罕奇珍。后来，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密藏的中山堂历史档案中，人们找到了这组珍邮，并对外展出。于是，在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物什中，又增添了这两枚邮票；而孙中山先生，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亲自设计邮票的国家元首。

　　虽然孙中山一直求谋于建设空军的擘划，但是他对“航空救国”执着的坚持和想法，在实践过程中却阻力重重。

第一章第五节 林伟成和海内外航空青年培养举措

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以发展空军，首重人才，而这一计划亦是杨仙逸生前的积极主张。　　

粤军回粤，重奠革命政府后，其时杨仙逸以空军人员及飞机，急不容缓的须加补充。惟其时环顾情境，革命政府确属财力困难。然他是有抱负，有毅力，有气魄，深具热诚的革命空军青年勇者，抱定宗旨，决心为党国继续发展这一革命武装的空军，而为中山先生分担责任起见，乃得到中山先生的赞成。

于是杨仙逸于民国九年（1920），将广东空军的台事物，交由张惠长、陈庆云几位主持，他个人即回檀香山，徵得其父的赞助，乃出其父私人财力，罗致国内外有志于航空的一班青年，集中美国（约三十人），送入美国航空专门学校，施以飞行、机械各种航空技术训练。

出钱出力，苦心孤诣，卒使这一班青年完成所学。

人才暂时的补充后，还要有飞机的补充，这又谈何容易的一椿事？但是杨仙逸秉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誓言，于是再后商得其父的同意，尽倾了所有资财产，以及其叔父的部份资财以从事。其父因倾家捐献发展空军而告破产（他是其父的独生子）。

由于杨仙逸的热心提倡捐机运动，各地华侨受到感动，也就竞相踊跃捐助，以助他的成功，于是就在美国购了一批飞机。

林伟成出生于1902年，广东博罗人。林伟成于1920年底在美国学医，后弃医随杨仙逸在檀香山华侨集资创办的图强飞机公司下属飞行科学习飞行技术。并在杨仙逸指导下学习航空技术。由杨仙逸一手训练完成的航空青年还有：黄光锐、杨官宇、陈卓霖、周宝衡、胡锦雅、吴顾之、李逢煊、邓亮、邓佐治、林安等。

林伟成、黄光锐等于民国十一年（1922）学成回国，连同人机带回广州献给于孙中山先生。

林伟成回国后，于1923年在大元帅府航空局组建的中山航空队任第二飞机队长。

其时在英、美、德、法、日各国的其他学习航空的华侨青年黄秉衡、林福元、关荣、陈秀、胡汉贤、陈友胜、聂开一等多人也陆续回到广州投效革命空军阵营服务。咸愿相随杨仙逸领导。中山先生为之喜出望外。

1923年8月，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电令黄秉衡率飞机3架前往衡阳，另组航空处。

民国十三年（1924）成立空军学校于广州，以宏造就，寄以莫大的期望，不时莅校训勉。林伟成出任航空学校校长。

蒋介石并派陈庆云、黄秉衡、关荣、胡锦雅诸氏同负责训练。该校第一二两期学生，多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二两期学生转学而加入学习航空的。这便是中山先生所手创的空军学校，亦即是我国革命军人才卵育开始的摇篮（第一期毕业后，政府即选派王淑铭等多名前住俄国进入俄国空军学校再求深造）。

孙中山于民国十国年（1925）逝世后，民国政府成立于广州，秉承遗志，对于革命空军继续发展。其时留英美德法日各国的航空华侨，丁纪徐、黄毓沛、黄毓铨、谭秀、刘植炎、方景山、谭颂云、周诚、吴建文、蔡钳等众多航空各部门技术人才，也络绎的回到广州投效空军服务，人才日众。

1925年林伟成任航空局军事处处长并兼任总务处处长。11月，林伟成受命与陈卓林一起去苏联考察航空和洽商支援飞机事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航空局改组为航空处，林伟成出任航空处长，张静愚仍任党代表，陈卓林为北伐飞机队队长。航空处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林伟成奉命率领航空队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湘赣，颇获战绩。当时航空处率领由苏联顾问驾驶的陆机3架、水机1架赴前线助战。空军参加了北伐军击溃吴佩孚，攻占武昌、南昌等诸次战斗。

而最先在广州的张惠长、陈庆云等的第一批人员，遂乃一致同心协力的继续共同发展这一革命空军为职志。

关荣早年在美国空军服役，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此次回国并携有飞机两架、装箱船运回粤，献给中山先生。

1927年1月，张静愚任广东航空处代理处长后，旋奉命由前方回粤。同年3月林伟成从广州起程前往苏联再度洽谈援助飞机。

林伟成同时率领部份空军人员黄光锐、杨官宇、周宝衡、丁纪徐、刘植炎、黄毓沛、黄毓铨以及广东空军学校第二期毕业学生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陈兆机、林理甫等前往俄国考察军事航空，以加强发展我国军事航空的借镜。

民国十六年（1927），林伟成率领的部份空军人员等从苏联考察完毕，回到广州。

其时，空地勤干部黄光锐、周宝衡、杨官宇、丁纪徐、黄毓沛、黄毓荃、刘植炎、梅龙安、叶以芬、梁庆铨、李槐、杨标、马季鲁、陈兆机，以及二期毕业生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陈兆机、林理甫等5人则继续留在俄国，进入俄国空军学校深造。

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及后完成深造学毕，他们与五叔铭等则直接回到南京中央空军服务，而成后来主持中央空军的主要人物。卢维溥则接任飞机修理厂长。

林伟成则又转往法国，添购飞机多架回粤。

1931年初，林伟成赴广西办航空，是年冬任广西民航局长。同年10月广西民航局改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航空处，改任处长。

1934年4月，航空处另成立广西航空学校，林伟成兼副校长，9月任校长。

193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二路军副指挥官，不久调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参事。

1937年5月19日林伟成受任“中航”副董事长兼第五任总经理。上任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发生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负责担负抗战期间的军用物资运输。

1938年3月林伟成回航空委员会任训练处处长。

1939年1月任航空委员会训练副监兼教育处处长。后任航空委员会参谋处处长，驻印度办事处处长。

1943年林伟成任航空委员会参事。

1945年6月28日林伟成晋升空军少将。

1946年6月任空军总司令部咨议室首席咨议官。

　　1947年11月28日，林伟成由杭州空军学校乘吉普车去潜山打猎，因车祸去世。

第一章第四节 广州大元帅府航空局长陈友仁

沈阳先生　撰稿

在研究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中，不可忽略民国时期的对日空战，更不能忘却那些鹰击长空而为国为民牺牲的蓝天英烈，还有那些曾经与日寇战斗的民族英雄和海外空中将士。

研究民国时期的对日空战，仍然先得从杨仙逸说起。

杨仙逸(1891-1923)，字学华，号铁庵。 汉族广府人。

杨仙逸原籍广东香山县北台乡 (今中山市南区北台村人)，出生于美国夏威夷。1910年，加入同盟会，随后考入哈佛机械系，学习机械及兵器制造技术，是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先驱，其被誉为“中国革命空军之父”。国共党史皆作认同。

孙中山坚定地提出了“航空救国”思想，在他的思想主张和实际运作中，杨仙逸于1919年奉孙中山令往福建漳州筹备组织我国第一支飞机队，并充任总指挥。随后率机队投入作战。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长。随后又筹办了广东飞机制造厂，杨仙逸兼任厂长，并亲自领导航空和飞机制造工作。杨仙逸领导制造了中国第一架飞机“乐士文”号。

1923年9月20日，为攻打军阀陈炯明，杨仙逸检查水雷时不慎爆炸，壮烈牺牲。

1923年10月，杨仙逸遇难后，孙中山改任陈友仁为航空局局长。

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兴梅地区，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

1911年，陈友仁和往年一样，离开特立尼达岛，去伦敦度一年一次的假。在那个偏僻的孤岛上，他是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富足律师，有产业有别墅，有妻有子，但他总觉得那里天地狭小，要感受更广阔的世界，还是需要去伦敦。

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三人虽然从未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却在心底深处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关心有加。三人越说越兴奋，一激动，下了一个平生最大的决定:回到中国去。他甚至连家都没回，义无反顾地去了中国，说做就做，这倒符合他果断的性格。

不知道这算是陈友仁人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职业从律师变成了报纸编辑、革命者、外交家，也让孙中山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和助手，让国民政府中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部长。

华侨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言不虚。无论是在哪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处不在无处在，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尽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陈友仁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分割开来。这么强烈的感觉，多少与他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岛之后，仍然忘却不了旧国旧事，一直对儿子说起从前，这种言行对儿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终于一有机会，陈友仁回归到了中国。

陈友仁刚回中国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栖身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他办过一段时间报纸，渐渐以文得名，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此后的生涯也一直与这个名字分不开。

从时间上来看，陈友仁1918年才开始追随孙中山，时间不算早，但他得到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不仅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更在此后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作了重要铺垫，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陈友仁的生涯中，追随孙中山是一个亮点，另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外交成就。都说弱国无外交，但陈友仁偏偏在西方列强面前，显示出了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彪炳的一页。

在第一次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期间，适逢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罢工以胜利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但也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相当关系。陈友仁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殖民者制造了惨案，自食苦果才引起工人罢工，解决罢工“最少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迫使英国方面多次与国民政府淡判。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外交淡判中，陈友仁已显示出出色的外交才华，那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陈友仁书写了他外交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不久，陈友仁便约见英国公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等。而1927年初发生的英军刺伤群众的事件，陈友仁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撤出水兵，由中国政府派队进驻英租界，否则再有其他事件，概不负责”。他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第一次取得胜利。

当时的上海，由军阀孙传芳控制的《申报》在这段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陈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

1933年，陈友仁参加福州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在上海病逝。

陈友仁放弃优裕的生活，追随孙中山，推行革命外交，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事实上，贯穿陈友仁一生的，始终是“爱国”两个字。因此，尽管他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骸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算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与承认吧。

当年，陈友仁被孙中山改任为航空局局长时，飞机制造厂改组为东山飞机修理厂，厂长一职初为李其苏，不久改派周宝衡接充。年底，周宝衡、黄光锐、杨官宇与陈友仁意见不合，均一度离职转任市公安局交通督察，陈秀继任飞机修理场厂长。

孙中山组织围攻惠州时，陈炯明以飞机空袭防不胜防，乃派遣奸细至大沙头飞机厂场库纵火，烧去飞机和器材一批，“乐士文”号也被焚毁。飞机制造厂因失火焚毁，后迁往东山一皮革厂旧址作为厂房。5年内该厂共制造“羊城号”飞机9架，除发动机是从法、美购进外，机身、机翼均为自己制造。

第一章第三节 空军协战出动飞机粤省撒传单

沈阳先生　撰稿

民国七年（1918年），由于桂系强大兵力的陆荣廷于北方军阀勾结，盘踞广东，孙中山离粤赴沪，着由陈炯明、许崇智统率粤军退驻建漳州，同时杨仙逸亦率领空军退驻闽漳。

民国九年（1920年），粤军由漳州回师，驱使盘踞广东的军阀集团，陆荣廷所部的莫荣新（广东督军）、陈炳坤（广东省长）、谭浩明（广西督军）、马济（桂系主要悍将）。

其时粤军分为两军，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长，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杨仙逸为空军总指挥。

提起战争，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无疑是枪林弹雨中的生死对抗。但实际上，战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拿起军事武器对抗只是其中的一种。与军事对抗的暴力血腥完全相反，有一种战争却悄无声息而又杀人于无形，那便是心理战。

杨仙逸作为空军总指挥，采用了飞机向全粤撒传单的心理战，心理战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影响敌方的心理过程（认知、情感、意志），从精神上瓦解敌军的作战，又称心理作战。同时也是从心理上对民众进行鼓舞宣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确有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利用飞艇和气球散发传单，互相实施心理干扰的例子，但这些行动和人员都是临时组织，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心理作战。

杨仙逸采用飞机向全粤撒传单的心理战，非常成功。

当时广东空军除协同陆军作战外，复以飞机飞向广东全省各县各地散发传单，唤起敌后的四方民众，武装起来参加讨逆。当时广东民众看到如天女散花般在空中散发五色缤纷的传单，尚属初次。当时的传单其中有一款式是写着驱逐“谭陈莫马”的标题。

虽然距今已近百年的岁月流逝，但仍然能理解当时的军民一致，故而获得迅速胜利，重行光复革命策源地，重奠革命政府于广州。

孙中山于翌年（民国十年即1921年）就任非常大总统于广州。也由于在这一战役中，空军已发挥了相当效能，和造成不少的战绩。为此，孙中山对于空军亦极为嘉许。

当然，在现代战场中，心理战飞机已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些在空中撒播传单的飞机，而是经过改装，安装有各种先进的心理战技术装备，如中波、短波调幅广播设备和超短波调频广播设备，以及用于插播电视节目的大功率发射机的特种作战飞机。

撒传单是二战前后飞机打心理战的一种做法，显然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心理战飞机主要还是通过电台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其他媒体来实现从心理层面瓦解敌方斗争意志的目的。但无论怎么说，杨仙逸采用飞机向全粤撒传单的心理战，开创了广东乃至中国之先。

第一章第二节 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创办革命空军

沈阳先生　撰稿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继续积极提倡“航空救国”不遗余力。嗣因袁世凯称帝，于北方军阀继起，乃不得不号召革命势力南下，从事挽救中国，继续进行革命。

其时世界各国，如火如荼的竟相发展空军，故对于革命空军亦亟谋建立，惟其时革命政府财政支绌，孙中山一时无法举办而为此耿耿于怀。

那时有一位留美航空青年华侨杨仙逸，热心革命思想，早由檀香山回粤，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参加革命行列有年。睹此情形，慨然自负，向孙中山先生建议策动华侨，进行赞助，并誓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杨仙逸亲到美国，计划进行。

正好其时中国国民党驻美洲总支部部长林森先生，正在积极进行计划训练国民党空军人才。于是杨仙逸协助林森先生发动华侨赞助，倡办“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纽约州拔夫罗市（BUF FALO），寇提斯飞行学校内美国式空军军事训练。该期学生为张惠长、陈庆云、吴东华、叶少毅、陈乾、李光辉等，俱为深具革命思想的强健青年。

该期学生于民国六年（1917）毕业，俱皆领有美国的飞行证书。毕业后，在美国组成“中国国民党飞机队”。

随后“中国国民党飞机队”连同人机，由杨仙逸偕同回到广州。

杨仙逸原籍广东中山县，其父杨然先生为檀香山富商，平素热心革命捐助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之财力不少。故杨仙逸早年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参加革命行列，始终追随孙中山左右。而于民国六年协助孙中山创办革命空军，个人已倾家破产，尽了最大的努力与贡献，负了很多的责任，分但了孙中山不少的心力，外又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随时奔走其他革命任务。故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忠诚，对国家的奋斗，可谓表现无遗。最以当年在广东革命政府而言，在党国方面，在民众方面，提起杨仙逸，是人所共知的一位可钦人物。

其时孙中山先生护法南下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由孙中山领导，创办了革命空军。

当时，首先开辟广州东郊滨临珠江之“大沙头”为水陆飞机场，以杨仙逸为队长，由孙中山直接指挥。

此为杨仙逸、张惠长、陈庆云诸氏协助孙中山先生首期正式创办革命空军的开始（由民国六年起亦即为后来的广东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