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空军创建史上，东北老航校还有一位不应该忘记的人，那就是时任训练处长的何健生。
1945年8月，何健生和白景丰及家属等汪伪空军人员30余人，分别从地面起义到达苏北新四军军部。何健生和白景丰一行同年11月底又到达东北，参加了筹建中共第一个航空学校的工作。
何健生是个优秀的战功赫赫的老飞行员。
下午5点30分，飞机进入轰炸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航路，高度从1500米 下降到1000米左右。这时，日军的高射炮弹在机群上下、左右、前后爆炸，冒出朵朵白烟，也真够险的。不过，飞行员早忘记了个人安危，冒着日军的炮火，驾机向前猛冲。3架飞机依次进入，连续轰炸。何健生将十字环套在日军司令部的楼顶上，一枚又一枚的炸弹，在日军司令部的楼顶上开了花。
当天的晚报立即作了报道，江湾日军司令部被我军夷为平地！
当何健生的轰炸机群返回基地着陆时，《号外》已发出消息说，我空军大举出动，吴淞口和虹口日军均受重创。
何健生回忆这段往事说：“其实日本人也是外强中干。记得第二天下午7点，我再次领航机群出动轰炸停泊在吴淞口内的日本军舰。我在那一天亲眼看到了日本人的胆怯！那天，我将瞄准具的十字架环牢牢地套住了日舰的旗杆。谁知，日舰上的膏药旗不见了。舰上挂着的居然是中国国旗。当时，我愣住了：这是怎么回事？但小日本军舰的外形是改变不了的。这不是企图鱼目混珠吗？我火了，十字架环牢牢地套住了日舰，炸弹照扔！命中的日本军舰终于沉入了海底。不久，《号外》报道说，我空军夜袭杨树浦敌军阵地和吴淞口敌舰，敌舰仓皇乱发60余炮，我空军从容轰炸。敌舰召开首脑会议，竟然挂起青天白日旗，畏惧我机的怯懦之情昭然可见。至此，‘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
1937年8月下旬，何健生轰炸机群从淞沪一带胜利返航时，广大市民欢欣鼓舞。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宋美龄夫人，同空军将领黄光锐一起，来到南京大校场欢迎凯旋的勇士，他们赠送给机组每个成员一件皮夹克，内书‘捍卫祖国、抗战到底’八个金字，以示纪念。
何健生珍藏了那时拍摄的合影照片。照片右立第二个就是他。何健生穿的皮夹克，就是孔祥熙和宋 夫人赠送的慰问品。在何健生背后的就是亨克轰炸机。当谈及这些往事，何健生也会来气：“说来也他妈的够气人的！我军的胜利是明摆着的，偏偏小日本却不服气，日本宣传机构只承认他们是败在英美飞行员手下，胡说不是我们中国军队打败了他们。为此，路透社的记者亲自跑到了南京、句容等机场采访。结果，黄普伦、薛炳坤、张森、刘焕、陈瑞钿等华侨飞行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外国记者终算见到了参战的飞行员都是中国人，没有一个外国人。于是，路透社就根据事实作了报道，报道承认，淞沪空战的胜利完全是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取得的。”
抗战初期，何健生从1937年到1942年，共执行过大小26次轰炸日军的任务。
在1940年秋天，何健生在轰炸山西运城敌占机场返航途中，在凤陵渡上空同日本战机激战，他的背部中弹负伤，鲜血湿透了降落伞的背带。何健生仍操纵着斯卡斯机枪对日机猛烈射击。后来，何健生又领航机群飞行200多公里，才顺利返回基地。到达基地时，他已经昏迷在座舱里了。
何健生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
1941年冬季，日军加紧侵犯南洋，在越南的西贡基地，集结多支陆军飞行队和海军航空队，共计飞机450架。
1942年1月22日，中国空军以S、B、3机18架，由第一大队长杨仲安率领轰炸嘉林机场。美志愿队P-40机9架担任掩护，因云雾遮蔽，战果不详。1月24日，仍由杨仲安率领S、B、3机18架，美P-40机8架掩护，再次轰炸嘉林机场，仍因云雾遮蔽，战果不明。这两次轰炸均未遭敌机拦截。中国空军1架战机发生故障，升空作战时被高射炮击中，飞行员何健生跳伞落入敌境被俘，其余安全返航。
何健生是在自己第26次升空作战时，被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的，没想到被日本人关押，成了俘虏。
何健生被日本人俘虏后，由日本宪兵转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
事有凑巧，汪伪政府的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曾是何健生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
曾星凯劝何健生暂时在常州航校避一下，等将来有机会再离开这个鬼地方。何健生的老同学汤厚链当时已经在常州航校当教官，他也劝何健生先安下心来，将来再谋出路。于是，何健生同意了。
在曾星凯的保释下，何健生来到了常州航校。曾星凯和汤厚链都来找过何健生，他们约何健生一起重返国民党空军，并告知何健生，想重返国民党空军的还有梁文华和曾翼翰。
何健生婉拒了。因为他在常州航校认识了梁文华的妹妹梁玉珍，他们同住在碑亭巷。梁玉珍原先是新四军，是在皖南事件时被捕的。梁玉珍常对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谈及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事。
何健生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能里？什么时候这天空才属于人民？
何健生虽然屈居汪伪空军，但他决不愿意做亡国奴。他一直在想，抗战能持多久？有人以为能，也有人以为不能。他曾经说过，关键还是看这个仗怎么打？靠谁去打？何健生长叹：“人各有志，我有我的选择。”
从形式上来看，当时的汪伪政权三军齐备，但与拥兵数十余万颇具规模的陆军相比，海空军只能说是聊备一格，而空军更只能算是摆设，虽有空军之名但规模还远不如无空军之名的满军航空队。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
这个“航空署”由汪精卫之妻陈璧 君的弟弟陈昌祖主持，陈昌祖是留德的航空工程学人，就任署长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四处招募人马，这些人多是来自北洋时期南苑、保定、沈阳及广东等地航空学校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是受欺蒙的沦陷区青年和来自香港的技术人员。
直到1941年5月，在汪精卫的一再交涉之后，才从日军那里获得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了“中央空军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
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1942年9、10月，又从日本海军支那舰队那里取得约20余架九三式、九五式、九九式教练机，始得以扩编“空军教导总队”，队长是刘中坛。
日军之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还愿意培植汪伪空军，除了以华制华的政治考量之外，用汪精卫的话来说就是要汪政权“有力量分担保卫东亚的责任”。
只不过日军所给的均属于教练机，并无作战功能，充其量只能用于战场侦察或反游击等低强度任务。而且拿人手软，日本人提供资源之外，还派遣了指导官严密控制，空军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其实并无自主权，只是侵华日军的航空分队。
而汪政权空军，亦尚无与国府空军或美军陆军航空队一较长短的能耐，因此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也就留下来继续训练。
汪政权空军另外还组建一个有3架飞机的“国民政府行政专机班”，辖有一个36人的机务连和一个200多名官兵的警卫营。操作的飞机则是日军移交的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主要的任务是所谓的“要人输送”。
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
因此，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例如1941年9月国府空军第一大队的张惕勤、汤厚涟与梁文华等三人，驾驶苏制SB-Ⅱ轰炸机投靠汪政府，张惕勤立刻成了航空署科长，而这架SB-Ⅱ轰炸机也被认为有情报价值，让日军送回本土进行研究。
最大规模的叛离，则是1942年5月常州警卫营200多名官兵集体投靠新四军，次年春又有汤厚涟、梁文华与曾照德等教官投共。
1944年2月，又有汪伪航校教员郭志纬、刘炳球与溥皓璋，以及3名机务人员驾驶95式教练机意图向国府投诚，但是却因为撞山意外殉职的事件。
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
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
1942年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不过在经历了所谓复兴空军三年计划的失败之后，航空署还是难逃被裁减缩编的命运。
1943年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所。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及胜担任司长。
1945年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
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此时，空军教导队已经从常州搬到了扬州。并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长官是少将白景丰。白景丰在1928年于法国牟拉航空学校学过飞行。回国后曾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空军里任职，是该部八大金刚之一。白景丰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因受排斥后，才到了汪伪空军部队。
白景丰与何健生是上下级关系，接触机会较多，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此时航校少校教官周致和（蔡云翔）正在策划投奔新四军，他常找飞行轰炸员秦传佳了解新四军的情况，因为秦传佳的老家在安徽宣城，他是宣城孙家埠人。他的一些同乡和同学有参加新四军的。他说，自己只要回家一趟就能找到共产党，他还在孙家埠公路的一个茶馆常见到游击队收税。
蔡云翔于是就去找白景丰与何健生，开诚布公地讲了自己准备参加新四军的想法。就这样，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起义，投奔新四军。
于是，蔡云翔派秦传佳和原少尉飞行员黄哲夫（于飞）一起去寻找新四军。那时，于飞已经被开除军职，在安徽省临淮关税所找了个临时差事，胡混了一个月后，所长下台，他又失业了。因此蔡云翔便派他当联络员，跟着秦传佳一起去寻找共产党。
在秦传佳的努力下，果然见到了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后来，宣城县委又派余华率领一个班护送到浙江长兴县天目山。终于到达了苏浙军区，受到了粟裕司令员、刘长胜参谋长和钟期光主任的接见。粟裕司令员非常高兴地说：“这是件大事，我马上报告给军部和延安党中央。很快，中央发来了指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毛泽东还亲笔写下了批示。
白景丰曾决定，只要找到了共产党，他就利用职权，以飞行训练为名，将全部汪伪飞机，飞往新四军。
汪伪空军起义，即将成行了。这时，白景丰却被突然调往南京，原先的起义计划只得重新调整。一路驾机飞往延安，由蔡云翔负责，另一路由白景丰与何健生率队，从陆路起义，直抵新四军军部。
当时汪伪国府共有3架专机，即“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均停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蔡云翔利用送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的机会，取得了“建国号”。为了确保起义成功，蔡云翔找来日语较好的进步青年飞行员张华（赵乃强）当他的助手。赵乃强成功地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骗过了日本人，为飞机加足了油。张华担任了“建国号”副驾驶，蔡云翔自己当主驾驶。
白景丰、刘晏如夫妇和何健生、邱淑仪夫妇，还有吉翔、秦传佳等一行30余人，分成两批，也从地面起义成功，先后顺利到达新四军军部。
这些起义人员，后来都成为东北老航校创建时的骨干。
地面起义人员接到通知，赶赴东北时，在筹备老航天校之初，白景丰担任教育长，何健生负责学员招生。
老航校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培养出一批批空地航空人员，包括空中战斗英雄，谁也无法否认白景丰和何健生曾经付出的心血。历史自然也不会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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