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的当天晚上。总部参谋长伍修权找黄乃一谈话。第二天，东北局书记彭真又找黄乃一谈话。可见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筹建航空学校，对党的航空事业有多么重视。
彭真和伍修权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他们讲了沈阳和整个东北的情况及战局形势。也讲了中央对在东北办航校的条件分析和决心。他们着重对航空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以及对筹办航校在招生和训练工作方面的方针等，都有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
关于“航空队”当前的任务，他们提出：主要是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机务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练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
彭真和伍修权都特意提出了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待起义归来的人，要始终保持热情欢迎态度。有的人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最关心的是对他是否信任。我们必须知道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些同志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在工作安排上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敢于大胆工作。
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要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了解不是为了追究历史问题，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
我们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弱点；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要教育启发提高觉悟，不宜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任自流。
彭真和伍修权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建国号”起义人员说的。因为这是一支在筹建航校时唯一的起义队伍。
事实上，这支起义队伍在航校筹建，以及中国空军的创建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彭真和伍修权的指示，也促使了更多的国民党空军航空人员起义归顺到人民的怀抱。这些人员后来都成为航校的领导和人民空军的骨干。
黄乃一就是根据这些指示，放手放胆地重用了这些起义人员，充分调动了这些航空人才的积极性，让他们重返蓝天，再立新功。
黄乃一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包容，在如何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的想法和做法，都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伍修权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貌岸然的毒害较深。现在之所以答应为我们效力，主要是由于日本战败，他们一时无路可走，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更不是什么觉悟。他们是经我军说服，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但他们既然愿意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当老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
彭真指出：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能率部投降，部队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说明他在部队中是有一定威望的，部队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他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
伍修权又特别提出了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
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
伍修权还语重心长地对黄乃一说：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做好教育争取工作了。
黄乃一牢牢地把握了政策，在以后的工作中，非常注意做林保毅的工作，最终使这支日本技术人员队伍，在筹建航校和建设中国空军、发展中国的民航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保毅甚至还被公认为是“中国空军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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