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朱德在8月28日 接见王弼时说:“中央决定全部航空干部分批进入东北，接收、搜集航空器材和人员，利用可能条件建立航空站、航空队、航空学校，训练航空骨干，为建立人民空军打下基础。”
培养什么人当飞行员，这是东北老航校成立之初争论的焦点。
有人主张从中共军队中挑选经过战斗考验、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干部学习飞行，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
也有人主张在刚占领的东北地区招收伪满洲国时期念过书的学生，这些人文化水平高，但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
在两种意见互不相让的情况下，航校领导常乾坤曾征求副校长白起、教育长蔡云翔和训练处处长何健生等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终是将“决定权”交给了林保毅。
林保毅凭借自身经验认真地说：“离地三尺，飞行员就是天王老子，听不听指挥，全靠飞行员自己了。是否听指挥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所以要选调最忠诚的人当飞行员。”
这个意见，最终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航校由此向上级请示后，上级决定从“山东抗大”和“延安炮校”、“山东大学”等单位挑选一批战斗骨干学习飞行。
在招生的问题上，伍修权也作出了明确的指示：东北地区在日伪(满)统治下十几年，目前刚光复不久，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员，应考虑主要从部队选调：一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二要身体好，体检合格；三要年轻;四要有一定文化水平。
有了教、学两方面的明确原则，在东北局和“东总”的关心指导下，派了一些干部到航校，又从移住通化的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和通化炮校选送来100多名学员，之后还将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分配到航空队来，航空队的人员迅速扩大。
当时接受飞行训练的学生有的分在干部班，也有的分在甲班和乙班。
干部班学员的培训目标是未来的空军高级指挥员，这个班由林保毅等5名教员负责培训，1个教员教4名学员。飞行主任教官有林保毅、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人。一直到1958年前后，根据中日两国政府的协议，这批日本军官才能先后回国。后来，林保毅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年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
当时的甲班和乙班主要是培养未来的师长和航校校长一级的领导干部，年龄比干部班学员要小。甲班有15人，乙班有20人。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撕破和平的假面具，大举进攻东北，形势异常紧张。北满、东满与苏联接壤，是日伪关东军空军重地。为了寻找合适的航校基地，王弼发动全校师生分头深入东北各地收集飞机和航空器材。当时，日伪残余反动势力尚未肃清，土匪、敌特活动猖獗，铁路不通，给收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王弼带领航空队干部及航校的学员和职工，冒严寒，踏冰雪，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走遍了东北三省的30余座城市，70多个机场，共收集到各类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余台，仪表200多箱，油料数百桶以及其它航空器材和医药用品。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他们动员了大批民工用牛马大车将这些“庞然大物”运到了目的地，为航校的开办打下了物质基础。
正当航校准备开学时，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向我东北根据地大举进犯，数十架敌机在我航校机场上空盘旋扫射，轮番轰炸，将航校能飞的十余架飞机炸毁了六七架。在此情况下，航校坚持了边疏散、边防范、边进行训练的方针继续工作。
1946年11月，航校迁至东安机场后，王弼领导建立了机械厂和修理厂，修复了数十架飞机。至1948年，航校已有各种修好和待修的日式飞机93架。能用的发动机193台，以及一批可供使用的航空仪器附件设备，为进行飞行训练创造了条件。
王弼非常重视教育，尊重科学。建校不久，校党委制定了“从认识上、理论上开始奠定人民空军的基础，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以便打下深造的基础”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上规定了:“一、由浅到深，求得能懂；二、少而精，求得能化；三、重点教育，求得有中心；四、讲授与实习配合；五、听讲与讨论配合”的教学原则。王弼领导成立了航校机械技术研究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他亲自担任技术课教员，领导编辑了31种教材，在培养航校技术人才的训练方法上闯出了一条新路。
按照当时世界各国飞行训练的方法，飞行员均先要飞初级教练机，然后飞中级和高级教练机。可是当时航校仅有十余架木质的初级教练机，而且经长期风吹雨淋和几次长途转移，已无法用来教练飞行。
没有初、中级教练机，飞行训练怎么办？有人提出请苏联援助；有人主张向英、法购买。事实上这些方法一时均无法实现。校党委通过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决定打破常规，直接让飞行员用“九九式”高级教练机训练飞行。
在采取这一重大改革方案之前，校党委发动群众认真分析了直上“九九高练”的不利条件，实行民主教学，改进地面训练方法，加强地面准备，飞行员单飞前作预考，正式起飞前进行认真考核。
组织飞行训练，按常规，一般是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最后飞高级教练机。然而当时老航校仅有的4架“英格曼”初教机均无法使用。就在航校面临停训的关键时刻，校长常乾坤审时度势，一锤定音：“直上‘九九’高教机。”
碧空下，一驾机身打着几个小补丁的“九九”高级教练机静静地矗立着。地勤人员用小桶一桶一桶地直接往飞机的油箱中加油。发动机左侧，机械员拼命地摇着摇把，给惯性起动机“上劲”……
上午10时左右，随着信号员手中白旗的奋力扬起，高教机轰鸣着腾空而起。此时，机场上所有人的心都随着飞机的爬升，提到了嗓子眼。正在机舱里驾驶飞机的学员吴元任，在此之前他在高教机上只让人带飞了12个小时。
常校长一声令下，第一架高级教练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了，接着机头一抬飞了起来……
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分钟后，吴元任驾驶着飞机以一个轻盈的三点着陆稳稳地停在了跑道上。整个机场沸腾了！机场上一片欢呼声……
第二架、第三架飞机陆续也飞上了蓝天。中国空军迎着早春的寒风终于奋力起飞了！
飞机在空中做着各种动作，接着安全着陆。
飞行教官林保毅看着学员的飞行动作，满意地点着头。
下一个放单飞的是张积慧，当他走到飞机跟前的时候，听到林保毅喊了一声：“先等一等！”接着他跑到了常校长跟前说：“我认为张积慧不能放单飞！”
“为什么？他可是最好的学员之一啊？”常校长说。
“他还需要学习！”
“那好吧，我们就听你的。”常校长接受了林教官的意见。
张积慧一肚子火气地退到了一边，看着战友一个接着一个飞上了天，心里像一团乱麻。
可是他马上就使自己平静了下来，在林保毅的精心指导下，又刻苦地练了起来。
林保毅在教学上非常严格，有人说这是他“帝国军人”的作风，他却认为身为教官如果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最大的不负责。特别是对那些技术好的学员，他更是特别严格。
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张积慧可以放单飞了，便向学校作了报告。
张积慧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林保毅伸出了大拇指：“第一流的，大大的好！”
直到这个时候，林保毅才明白，为什么学校敢于提出“一步登天”的方案，全世界空军都不敢做的事情，中国空军做到了，靠得就是奋斗精神。过去不明白八路军为什么老打胜仗，为什么有人说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现在是亲眼所见，全明白了。
黄乃一在回忆录中曾说：“在训练实施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教员要加强责任性，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学员要要虚心学习，细心体会，勤学苦练，没有把握的不放单飞。思想统一后，我们在尊重科学、认真准备的基础上，大胆实践。第一批直上九九高练的是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经过教员悉心指导和自己的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只带飞了12个小时就第一个顺利地放了单飞。吴元任直上九九高练的成功，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增强了教学员的信心。在整个训练中也未发生过严重事故。”
经过充分准备，学员直飞“九九式”高级教练机，终于首次试飞成功，成为世界航空教育史上的一个突破。为了克服缺乏初、中级教练机的困难，他们打破常规，直接上高级教练机训练，闯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
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保存实力已相当困难，要组织飞行训练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航校人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
为了克服训练中缺乏航空设备器材的困难，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表，就用马蹄表代替；没有飞行服，就穿几层单军衣上天；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剪制简易帽，用塑胶玻璃磨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装上稻草来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把自己捆在座椅上飞行；没有充气机，机务人员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
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就在拂晓和黄昏时组织训练，飞行员“白天去种地，早晚开飞机”。
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不断“搬家”，带来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寒冬腊月，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许多人穿不上棉衣。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空、地勤人员，经常吃的都是高粱米、玉米棒子。
为了改善伙食，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他们冬季敲开草塘里厚厚的冰层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鸟蛋，秋季去打猎。住的房子都是冬天无暖气四面通风的旧营房，大家只得戴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老航校人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奋斗了将近四年的岁月。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为了战胜缺乏航油的困难，老航校又创造了一项世纪航空史上的奇迹。他们通过积极探索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开辟了用自制酒精代替航油作飞机燃料的新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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