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东北老航校刚全部转到牡丹江后，就一面进行安顿，一面立即挑选原来学过飞行，有一定基础，估计能在最短时间内就能担任飞行教员的人，也包括已在通化恢复飞行的人。经过认真仔细的挑选，这些人被确定后就组成了一个教员训练班。参加这个班的成员有：刘风、吴恺、魏坚、张承中、许景煌、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等。这也是中国空军史上最早的第一批飞行教员培训班成员。带飞训练教官是林保毅和蔡云翔、吉翔。
飞行教员培训班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原是汪伪和国民党空军飞行员，主要教官又是日本人和起义人员，如何正确对待这些人，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事。为此，在筹建东北老航校的过程中，伍修权在布置飞机器材及航空油料的收集、组织日方技术人员修复破损老旧飞机、航校学员选调等事宜时，就作了强调。
伍修权曾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全修权多次强调：在东北老航校创立和建设的过程中，除了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的航空人才，以及归降的日本航空人员外，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那就是从汪伪空军起义而来的飞行员及相关的技术人员。
由于航校中构成人员复杂，为团结全体干部学员办好航校，伍修权还就正确对待起义人员和日本留用人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针。
伍修权说：“对待起义人员要始终抱着热情欢迎的态度。我们要知道他们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风险，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安排工作后要有职有权。要真心关心他们，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使他们早日站到革命立场上来。对他们的缺点、弱点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不要求全责备，不要操之过急，要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但也不能放任自流;对他们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要客观分析，正确对待，不要追究历史责任。”
经过各方半年艰苦紧张准备，1946年3月1日在吉林通化建起了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林保毅担负起航校参议和主任教官之职。在他的带领下，这些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分别担任了飞行和机械教员，有的还担任了飞行教员培训班的教员。
5月，飞行教员培训班开办了。培训学员为能重上蓝天，都十分激动。在带飞训练教官林保毅、蔡云翔、吉翔的带领下，很快就恢复了飞行技能。但意想不到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在航尚未成立之前，林保毅在能化试飞时，曾发生过一起飞机坠毁事故。不久，从通化转场牡丹江时，大冢等4名日本人飞的运输机在途中撞山，机毁人亡。
1946年6月，接校部通知：“今天飞行”。
学员们在中灶饭堂（当时的空勤灶）吃完面条后，都回宿舍穿上了布飞行服，戴上了白帆布飞行帽，乘坐敌人1938年出厂的汽车到了机场。
飞行科目是“航线起落”，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飞行科长吉翔让学员许景煌试飞，当飞第三个起落时，发现飞机发动机转数不够，就飞下来检查修理。
当修好后，准备飞第四个起落时，王连说话了：“该我飞了，你已飞了三个起落了，如飞机再坏，我们今天就飞不上了”。
其他学员也和王连同志一样，都想先飞，都想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迅速掌握飞行技术。
许景煌急了：“按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我才飞了三个，应该再飞一个才对啊”。
最后，飞行科长吉翔决定仍带飞许景煌。飞机起飞后，在第一个转弯前，飞行高度还不到100米，发动机就发生了故障，油门已开满了，好长时间，飞机还拉不起来，失去了动力。待飞机快要冲出跑道时，才渐渐地离地上升。
转第一个弯时，飞机还很正常。可是，转第二个弯时，飞机发动机就停车了，螺旋桨不动了。
这时应该利用飞机的余速，顺着飞行方向降落在宽阔的田野里。但吉翔一想田野还是有些不平，虽然人不会撞伤。而飞机一旦被碰坏，飞机碰坏一架就少一架。这时，想到爱护飞机比爱护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吉翔为了保全飞机，就告知许景煌做一个180 ْ转弯，回场着落。因而许景煌就转向机场，准备飞向机场降落。但是当转弯时，飞机的余速已消失，随着飞机立即失速，操纵系统失去作用，飞机就朝着机场上的洋灰铁筋筑成的飞机堡猛撞了，飞机失速坠地。
这一撞，飞机撞扁了。前座舱的仪表撞到吉翔的脖子上，吉翔为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而当场牺牲了。
许景煌呢？被撞昏了。至于，怎样从飞机出来的？怎样抬到医院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家把许景煌抬到地方医院，医生看到许景煌满脸是血，胸脯、下腹的血也把飞行服湿透了。
医生检查了一阵说：“不要住院啦，没有希望了”。
这话把校务主任李连富同志急坏了，立即向医生问：“他死了没有”？
“还没有”。
“没有死为什么不收”？
“收也没有用，迟早问题”。
“既然还没有死，一定要收留”。
院方终于把许景煌抬上二楼病房里。
不知道经过了几天的检查、治疗，许景煌终于慢慢的清醒了。看到魏坚、谢廷杨二同志在病房里日夜轮流照顾许景煌，使许景煌十分感动。这时想起了一些事，甚为焦急地问魏坚同志：
“吉翔同志怎么样”？
“稍微受点伤，很快就会好”。
“飞机一定撞坏了，坏一架少一架，对不起党”。
“飞机稍微撞了一下，修理厂已修好了。现在，同志们天天飞啊”。
“许景煌的伤好了，还要飞行，不知身体还适合飞行不”？
“医生说你身体很快就能恢复，可以再飞行”。这些话使许景煌感到无限慰藉与希望。白天，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政治部主任黄乃一和许多同志经常来看许景煌，首长和
同志们的关心与爱护使许景煌念念不忘。
躺在病床整整二十五天，连动也不能动。胸部、腰部痛得很厉害，稍微一动就痛，连咳嗽也痛。看到自己的膝盖已比大腿粗的多，也知道自己是变得很瘦了。生和死做了一场搏斗，生终于战胜了死。
伤算治好了。经医生鉴定：左胸折断一根骨头，左胸比右胸扁些，腰部受到剧烈的震动，须长时间才能恢复，三等残废，已不适合飞行。这使许景煌太失望、太苦恼了，而且很惭愧。
许景煌是随常乾坤和延安抗大工程队的同志一起来到航校的，航校迁到牡丹江后，决定让他学习飞行，将来当飞行教员。
当许景煌深沉在失望之际，党给许景煌指出：——参加建设人民空军，什么工作都需要，飞行没有油料、器材的保障，也是飞不成的。现在飞机、器材和油料很缺，需要很多同志来做这工作，经研究安排你今后去做这项工作。于是，许景煌就接受了这项工作。
吉翔是参加蔡云翔发起的起义人员之一，在蔡云翔驾机飞到延安后，他与白起、何健生等从地面起义加入了新四军，后又转到东北解放区，在航校筹建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还与刘风一起承担了接受日本航空队人员的工作。他的飞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飞行员中也是较好的，所以让他担任了飞行教员培训班的带飞教官。
没想到，吉翔出事才一个星期，蔡云翔在飞行中也出了重大事故。
当时，国民党继续进攻南满，通化地区吃紧，原在通化的东北币还没能北运，北满又急需钱。由于梅河口铁路交叉点屡遭敌机轰炸破坏，铁路运输经常处于中断堵塞状态。总部指示航天校派飞机去通化往北满运东北币。
校领导研究决定并报总部同意，派飞行技术最好的蔡云翔去执行这项重要任务。
蔡云翔驾驶双发运输机从牡丹江起飞后，到中途站敦化着陆加油。
敦化军分区司令部正好有几个干部南调，顺便搭机去通化。由于人和行李较多，还带了几桶准备回程用的汽油，飞机超载了。从敦化起飞后，飞机爬高就很困难了。
蔡云翔便选择在一片原是森林、后失火烧光，从空中看来似乎较平坦的地方迫降。不幸飞机撞在一棵树桩上，飞机随即爆炸起火，全机人员遇难。
事故发生后，航校派副政委顾磊率领事故调查组前往敦化，在敦化军区的协助下，沿航线地面及现场做了详细访问、调查，得出了上述判断，并带回骨灰和遗物。
蔡云翔、吉翔的牺牲，是东北老航校的重大损失。
航校报请总部批准，追认蔡云翔、吉翔为共产党员，定为烈士。
老航校召开了追悼大会。两人都安葬在牡丹江的北山南麓，并在面对大路的位置上修建了墓碑，纪念他们在人民航空事业奠基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蔡云翔、吉翔双双折翼魂归蓝天，使老航校沉寂在悲伤之中，与蔡云翔、吉翔一起生死与共举义参加人民军队的昔日同事，更是悲痛欲绝。
令人遗憾的是吉翔牺牲之后，事隔多年，一个叫吉廷俭的老人，自称是吉翔的儿子，他曾到吉翔墓前去祭拜过。然而老人至今也无法找到能证明自己就是吉翔儿子的资料。他唯一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能找到吉翔的战友，能不能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让他能堂堂正正的到父亲墓前去祭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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