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空军在日本侵略军扶持下，汪兆铭（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于1940年4月30日成立，其政府内便设置了航空署的部门，并归纳由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共同指挥，署长为汪兆铭之妻陈璧 君的弟弟陈昌祖。
虽说由形式上来看汪政权三军齐备，但与拥兵数十余万颇具规模的陆军相比，海空军只能说是聊备一格，而空军更只能算是摆设。汪伪虽有空军之名，但规模还远不如无空军之名的满军航空队。
1940年汪政权“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
“航空署”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才而已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这个单位由汪精卫之妻陈璧 君的弟弟陈昌祖主持。
陈昌祖就任署长之后便开始大张旗鼓四处招募人马，这些人多是来自北洋时期南苑、保定、沈阳及广东等地航空学校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是受欺蒙的沦陷区青年和来自香港的技术人员。
陈昌祖是汪精卫妻弟。曾赴德国学习航空技术。回国后曾任昆明航空学校校长，军械修造厂厂长，中德航空公司经理。1938年底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1939年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伪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30日任伪军事委员会航空署署长，1941年6月3日兼任中央航空学校校长，军事委员会陆海空军修械所长，1942年7月30日特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10月10日被伪政府授予空军少将军衔。后任伪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中央大学校长，中政会军事专门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9月26日晨，陈昌祖在南京被军统局逮捕。后不详。
汪伪国民政府中的空军少将还有姚锡九，姚锡九是江苏宿迁人。曾赴法国学习航空。回国后，1916年任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教官。1921年4月赴东北，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务处处长。后任北洋政府航空署航运厅长。1925年7月13日被北洋政府授为陆军少将。调任南苑航空学校教育长。1929年6月22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副署长，同年9月10日调任中国航空公司理事。1931年3月21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1934年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参事，1935年9月叙任为空军中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伪政权。1942年7月30日出任汪伪军事委员会航空署长，1943年10月29日任汪伪政府参谋本部总务厅长，空军参谋次长。同年10月10日被汪伪政府授为空军少将。1944年5月任汪伪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抗战胜利后被逮捕，1946年在南京以汉奸罪被执行枪决。
在汪伪政权中还另有一位鲜为人知的空军少将白景丰。白景丰是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人，他初中毕业后，于1923年考人张作霖的航空队。后来，他和高志航等人被派往法国学航空，3年后结业回国。当时被派送法国学习航空的共有28名航空员，被分作两部分：一部分进入法国西南克鲁德亚的“高德隆”航空学校，共10名。另一部分进入了对身体条件要求更加严格的巴黎的“莫拉纳”航空学校，共18名。白景丰就是在“莫拉纳”飞行学校学习18名学员之一。他的同学高子垣(志航)、张念勺、姜广仁、杨相林、萧玉玺、宋长凯、杨逢春、王溥泽、齐骥良、王常立、王星垣、孙忠华、孙继先、、尚景新、王中人、王玉山、葛世民(白冰)等人。白景丰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后因受排斥到了汪精卫部队，曾任空军少将。
1945年8月白景丰和蔡云翔、何健生等汪伪空军30余人（包括家属）弃暗投明，分别驾机起义和地面起义到达延安总部和苏北新四军军部。白景丰后改名为白起。
白景丰在1945年11月底到达东北，参加了筹建东北航空学校的工作，曾担任东北航校副校长。白景丰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从也就很少有人会提及其人其事。
汪伪政权在组建空军时困难重重，直至1941年5月份之前，汪伪空军几乎还是连一架飞机都没有。为此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之下，日本军队才转让了3架95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空军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到了1942年9月与10月之间，日本海军支那方面舰队又移交了20余架93式、95式与99式教练机给汪伪空军，而航空学校也升格为了空军教导总队。队长是刘中坛。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但并没有自主权，仍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
1942年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不过在经历了所谓复兴空军三年计画的失败之后，航空署还是难逃被裁减缩编的命运。
1943年10月，汪伪政府将航空署降为空军司，以后又降为空军科。其空军机构的一再降格，表明了汪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美梦的接连破灭。
日军之所以在太平洋战争如火如荼之际，还愿意培植汪伪空军，除了以华制华的政治考量之外，用汪精卫的话来说就是要汪政权“有力量分担保卫东亚的责任”。
只不过日军所给的均属于教练机并无作战功能，充其量只能用于战场侦察或反游击等低强度任务。而且拿人手软，日本人提供资源之外，还派遣了指导官严密控制，空军教导总队名为空军部队其实并无自主权只是侵华日军的航空分队。
而汪政权空军亦尚无与国府空军或美军陆军航空队一较长短的能耐，因此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也就留下来继续训练。
1943年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厅，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及胜担任司长。
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
1945年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1945年5月，经再三乞求，汪精卫得到了侵华日军转让的3架教练机。以此为资本，汪伪空军还曾组建过一个只有3架飞机的“国府专机班”，一个36人的机务连（含20多名机械士兵）和一个200多名官兵的警卫营。 “国民政府行政专机班”操作的飞机，则是日军移交的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主要的任务是所谓的“要人输送”。
到了日本投降后的8月20日，汪伪空军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愧六人，驾驶建国号专机由杨州机场起飞，飞往延安投共，“建国号专机”由此成了中共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与这次空中起义同步的是地面起义，两天后，汪伪空军人员何健生、吉翔，以及陈静山等人由杨州北门前往杨家庙投奔新四军；紧接着汪伪空军少将白景丰率领家属，与两名副官抵达莲花塘的新四军根据地投共。
9月之后，残余的汪政权空军人员及飞机、器材被国军空军第一路司令部接收，准备投入内战，汪伪空军至此全部结束。然而大批汪伪空军人员投共，在某种程度上也协助了解放军空军的发展。
汪伪空军主要装备：
海军3式初级练习机（Yokosuka K2Y Navy Type 3）
比奇D-17联络机（Beech D-17）
中岛—福克“超宇宙” 运输机（Nakajima Fokker Super Universal）
海军零式输送机22型（L2D3）
三菱陆军百式运输机 / MC-20（Mitsubishi Ki-57 , MC-20）
中岛AT-2 / 陆军九七式运输机（Nakajima AT-2, Ki-34）
立川陆军九五式中级教练机（Tachikawa 95I“Ki-9” ）
立川陆军“1” 式双发高级教练机/九九式双发运输机（Tachikawa Ki-54）
立川99高级教练机 (Tachikawa 99 Ki-55 “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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