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民军队进入现代战争史，敌人的飞机就像灾星死死地压在头顶上。
1935年,毛泽东长征到荥经县茶合冈时，突然飞来3架敌机投下炸弹，毛泽东被警卫员胡长保扑倒在地脱险，而胡长保被炸穿腹部英勇牺牲。
在此前后，董必武被敌机扔下的炸弹溅了一身土，幸好那是颗臭弹；周恩来办公室旁的一所房子被炸毁；身怀六甲的博古 夫人在一次空袭中被弹片击中头部,招致流产；毛泽东 夫人贺子珍为保护伤员，被一枚炸弹炸伤十七处,头负重伤昏迷了好几天……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鬼子更是依仗空中优势逞威，不知有多少抗日将士惨死在狂轰滥炸之下。两位战友的死至今仍让刘玉堤将军怀有锥心劈骨之痛：1939年秋的一天，他和抗大二分校的同学们正在吃早饭，鬼子的6架飞机猝然临空，劈头盖脸扔了一通炸弹。一时间房屋倒塌，树木燃烧,盛饭的大锅碎片横飞，一位学员被炸得血肉模糊，死在刘玉堤抬着的担架上。还有一位战友在鬼子的另一次空袭中被弹片削去半个脑袋。
蓝天!蓝天!凝血的惨痛体验，使共产党人心头熊熊燃烧着一个魂断蓝天之梦。
1940年10月，王弼、常乾坤从苏联学习航空后辗转回到延安。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的常乾坤1926年被派往苏联，先后就读于红军第三航空学校和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王弼1927年进入列宁格勒空军航校，后来也到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深造。回到延安后，他俩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创建空军的建议信。
1940年底，常乾坤和王弼刚回到延安后，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说：你们给我的信，我收到了。今天请你们来详细谈谈。
常乾坤和王弼汇报了创建空军的设想。这并非虚妄。他们说，第一步是办航校，可先办一所小型的，集中一批干部学习航空理论知识，为将来建空军准备干部。
毛泽东蹙额倾听，时而提问。
他们急切地说，关键是要先干起来，航空干部培养周期长，不早动手，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
等到局势大发展就来不及了?毛泽东笑了，清癯的脸更显亲切。
有远见卓识!毛泽东鼓励道：想创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有耐心。
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这是八路军创办的第一个航空机构，但却不打出航空的响亮牌子。
这也许就是要有耐心。那时毛泽东说过，有人建议请苏联援助飞机，我们好成立航空队，但延安只有碗口那么大，飞机要烧汽油，延安的河水也只有那么多，暂时还没有条件成立空军。
这所学校的命运也将证明：航空教学对其本身仍仅仅是个梦。
学校定名为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坐落在安塞县城西侯家门的一条山沟里，几排土窑洞，紧傍一条名叫李子河的小河。筹备工作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随后，100余号优秀青年抱着飞天杀敌的梦想和激情转抵安塞。他们来自各机关和部队，也有来自国统区的热血青年。时任358旅侦察参谋的刘玉堤名列其中。战友的鲜血蒙住了他的眼睛，但他只能用步枪怒吼，现在要学开飞机了，他激动得想哭。10年之后，就是这个刘玉堤在朝鲜上空接连打下美军的“老油条”，成为石破天惊的英雄。
1941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王弼、常乾坤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作出了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并指定王弼、常乾坤负责建校筹备工作。这所工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选定了校址，配备了干部和教学人员，选调了一百多名学员，其中有马杰三、刘玉堤、吴元任、林征、龙定燎等人。
10日，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县成立。
在战争氛围中，学习仿佛是行军打仗。师生们身体里的每一颗细胞都吹响号角，攻堡垒啃骨头歼顽敌。学员们以疾风骤雨之势，攻克一个个概念、公式、难题。苦战数月，斩获不菲。建机场的事亦提上了议事日程。
就当此时，国际和国内风云突变。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祭出“巴巴罗萨”作战令：德军和其仆从国出兵550万，战机5000架，向苏联发动了闪电袭击。一气撕碎苏联的多道防线和大片国土，直杀到莫斯科城下。
希特勒的得手，刺激得日军胃口大开，变本加厉地在中国土地上疯狂实行“三光政策”，妄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为其后方基地。
在大敌压境之下，苏联要动员每一颗螺丝抵抗侵略，根本无力兑现援助中共办航空的承诺。另一方面，中共为度过险恶的难关，断然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以蓄养力量。
这一切改变了工程学校的命运。
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后来抗大三分校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随之改编为军事学院的第三大队。他们除进行航空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学员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当时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只要对航空事业有益，学员们什么都学，如焊接、白铁、木器制作等。大队还组织考试，如考白铁活，拿一块铁皮做成一个茶杯，考木工活，做简单的凳子、盒子等。
这个新生的航空机构似乎是个失败的尝试。然而，与其说它形同夭折，不如说它作为影子机构，在此后的几年中却一直存在着。
任弼时曾对常乾坤说：“只怪那时的条件太差了，这个航空工程学校不得不并在抗大三分校里。那些学员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
常乾坤说：“有些学员后来学俄文，有的当了农业合作社的主任，还有的当了木匠、铁匠，有的去赶大车……”
任弼时笑着说：“把这些木匠、铁匠、农业社主任都带到东北去吧，到那儿办航校去。”
刘玉堤当时就是所谓的木匠。在炮兵工程队，刘玉堤像饿极了似地狼吞虎咽。后来延安军事学院改为抗大总校，刘玉堤坚决要求去俄文学校，因为常乾坤在那儿任教，与他靠得近就与飞行靠得近。不久学校成立了生产队，他被分到木工组。他把一本《范氏代数》拈卷翻烂，干木工更是大显身手，做出的纺车专供中央首长用，制作的小提琴还被鲁艺的乐手拿到延安礼堂去演出。
刘玉堤数次变换角色，他的心始终紧贴着飞行梦。他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足迹，不仅是他个人，也记录下了新生航空事业的艰难、曲折和蕴含其间的坚韧追求。
机会降临了。这天，一位文工团员找到他，要他给自己做一把二胡,。“刘木匠”拿大，说这得等些日子。文工团员说我用一个好消息跟你换。见刘玉堤爱理不理，文工团员说，你不想学飞行啦?航空组都已经成立啦!刘玉堤猛地挨了幸福的一棍，丢下手中的活计就往校部飞跑。
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与抗大总校合并，工程队随之撤销。
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航空组，担任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王弼、常乾坤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航空组成立后，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后又协助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负责看管和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反攻的1944年。为适应形势需要，中央军委于5月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之下成立了航空组。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修建机场，以便与重庆及美军来往。
延安原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土质跑道凸凹不平，雨雪天气更是泥泞不堪。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大卫•包瑞德上校率观察组到延安时，飞机左轮陷入一个墓穴，螺旋桨刮地折断。
新建机场实际上是对旧机场进行扩建。延安及四邻几个县的军民都被动员起来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修建活动。新机场于年底竣工。
当时在延安创办中国航空的条件较差，尤其是八路军还没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因此，毛泽东在延安的航空梦也就鲜为人知了。
1945年的夏天，新四军军部粟裕来电报告毛泽东：汪伪空军有一批飞行员准备起义加入人民军队，在近期内，汪伪起义空军人员将驾驶一架汪伪国府专机飞向延安。
毛泽东欣喜若狂，立即作了批示：“待机而动，配合反攻”，并准备迎接这架飞往延安的飞机，这也将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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