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这段历史，可以说平定通化暴乱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这场战斗的胜利，为党中央在通化建立第一个军事大后方扫清了障碍，为取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和扭转东北战局奠定了基础，因而加快了东北全境的解放进程。所以，平定通化“二·三”暴乱是中共党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今天，我们来回忆这段历史，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许多日本人对平定通化“二·三”暴乱还耿耿于怀。尽管事件过去60年了，可是他们没有以史为鉴反省过去，思考他们的前辈在侵华战争结束后仍然死在中国的原因。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极右势力一直在利用此事反华、反共，为其军国主义复活制造借口，近两年来愈演愈烈。他们颠倒黑白，混淆视听，利用各种媒体，采取各种手段，污蔑我党、我军违反国际公约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日本关东军。他们歪曲说：日本士兵“被一批批的押上通化城头，跪下后被用刺刀刺死，尸体踹下城头，下面老百姓用爬犁运到浑江边，从冰窟窿塞下去……第二年，浑江鱼肥。”
几十年前的事，今天的中日两国的许多人不了解这段历史。
“八·一五”光复后，我民主政府为了安排在通化的日本侨民的生活，做了很大努力，成立了“通化地区日本人民管理委员会”，通化市政府还在发布的文告中明确指出：“中日人民必须永久团结，以建立新东北”。“保护善良的日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证日本居民最低限度的生活，并为一般劳苦大众介绍职业，尊重其民族地位及风俗”。
在战后异常艰苦的岁月里，仅仅3个月，对贫困的日本居民给予了大量资助。据不完全统计：救济高粱米8000余斤，玉米面34400余斤，棉被66套，发放救济金19万元，受救济人员达到1720人。此外，还尽力为日本贫民介绍工作。对留用日本技术人员，在生活上给予优待。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却以德报怨，肆意挑起战争。
事实是，我党和人民政府模范地执行了国际法公约。
平息暴乱后，我民主政府在弄清是非的前提下将受骗以及被胁迫参加暴乱的893名日本人释放。他们中许多人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并向我民主政府递交了“决心书”、“悔过书”、“保证书”。
寺田耕三咬破手指写下了“血誓书”，他写到：“我的罪恶本应受到处决，但得知释放无上光荣，我的感激话，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再次得到新生生命，是由于共产党的人道，我决心今后挺身努力工作，对共产党绝对的忠诚，以血书为誓言。”
小野善选、田中清助、森木近、伊藤疆、小野寺英、狭间行、三甫义实、松尾正一等，联名写出保证书，他们在保证书中写到：“今得民主政府宽大政策释放，感铭至极，决心遵奉民主政府政策，挺身建设新社会而努力尽责，望今后善于监。”
原通化二道江电厂留用人员千原历次在被释放大会上发言说：“我真想不到中国政府还能放了我们，而且还把我们每人的东西一样一样的点还给我们”。
事实胜于雄辩。白的不能说成黑的，黑的也不能说成白的。但警钟还需长鸣。因为日本政界首脑还在频繁的参拜靖国神社，日本自卫队还要改成自卫军，日美还在搞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现在看，警钟不仅要鸣响60年，可能要鸣响100年，甚至更远。
暴乱平息后，八路军宣布全城实行戒严，打扫战场，集中战俘。同时，抽调精干部队，在全城进行整整两周的地毯式大搜捕，清剿溃散在逃的暴乱分子。
八路军对逮住的人就得审问，审问就是了解那些日本人在暴动中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如果是被迫的那就放了。当时被释放的日本人，大概就有800多名。
整个镇暴过程其实很短，只有两个半小时。从凌晨4点钟暴动，至6点半就基本平定了。
几十年来，中日两国的许多人还念念不忘这段历史，双方的一些亲历者、专家学者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纪念文章和学术论文，仅日本人出版的专著，我们知道的就有五、六十本之多。
他们中的多数人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但是也有少数人，尤其是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利用此事反华。他们篡改历史，掩盖真相，诬蔑我党、我军违反国际公约，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日本关东军战俘。
中央曾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及财产损失调研”。因为通化“二·三”事件，是发生在日本关东军已覆灭近半年后的1946年2月，且事件的性质是：国民党为同我争夺通化这一战略要地，在其正规军还没有到达东北的情况下，为破坏我党我军的接收和根据地建设，而煽动利用尚未回国的日本人共同搞的一次暴乱，所以,此事件未被列入调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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