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6年2月3日（正月初二）的通化，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二·三”事件。这一事件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和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为颠覆我党在通化建立的民主政权，破坏我长白山通化根据地建设，勾结已缴械的日本关东军中的法西斯残余分子、伪警察、土匪，同时胁迫、蒙蔽不明真相的日本人一起举行的武装暴乱。
由于岁月的流逝，有关这次扑朔迷离的暴动真相，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首先，让我们翻开日本投降前后的日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
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兵分四路，长驱直入我国东北，以排山倒海之势给予了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打击。
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发《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做出了服从天皇，停止战争的决定，并向各部队下达。
8月19日，苏联代表抵达长春，开始解除日军武装。
8月22日，苏军接收关东军司令部。
8月末，日本关东军和驻在东北的其他日军部队已全部解除武装。
9月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等首脑及司令部成员被押上飞机，送到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至此，日本关东军覆灭。
日本投降后，许多地方的日军仍在抵抗。如牡丹江、平阳镇等多处日军向苏军反扑，驻虎头、东宁的日军也拒绝交出武器。甚至到了1946年初，还发生了一些已缴械的日军和国民党地下人员共同组织的暴乱。
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苏军进击后，日军的通讯联系多已中断，有的日军部队没有接到放下武器的通知；二是个别顽固的法西斯分子说“天皇诏书是假的”，主张“打到最后”；三是国民党的勾结、欺骗和利用。
通化“二·三”事件就属此类。
日本投降前，关东军曾企图把通化做为最后坚守的城市，陆续向通化转移了一些部队和物资。
1945年8月11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乘飞机逃至通化，准备在这里指挥防御作战。
8月14日，山田等关东军首脑得知次日有重要广播而返回长春，当晚收到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关于停战的电报。
8月17日，驻通化的日军第125师团长今利龙雄中将召开师部最后一次部队长会议。会议决定：服从天皇的命令，放下武器投降。
8月22日，苏军进驻通化，驻通日军全部被缴械。
中共中央早在全国抗战胜利前夕，就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东北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为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了“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
从1945年8月中旬始，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海陆并进，昼夜兼程赶赴东北。在几个月内，就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20名中央候补委员，2万多干部，11万人的部队到达东北。
9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成立。而此时的国民党主力部队还在西南大后方，在东北则没有一兵一卒，虽想抢夺胜利果实，但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一面打出“和平建国”的幌子，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以拖延时间；一面依靠美国运送军队抢占战略要点。同时，还指示东北的国民党地下组织行动起来，联络日军残余分子阻止八路军对东北的接收，破坏共产党的东北根据地建设。当时美国也感到蒋介石政权的脆弱，担心共产党强大起来，也建议蒋介石利用日军阻止共产党军队接收东北。
1945年9月20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派蒋亚泉率部分武装和干部正式接收通化，成立了冀热辽区行署辽吉办事处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10月24日，安东省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根据东北局指示，派刘西元率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和部分干部进驻通化，组建了中共通化地委。
为了加强通化战略大后方建设，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通化地委升格为中共通化分省委。随着党政机构的建立，大规模的通化根据地建设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10月下旬，由我地下党负责人罗衡创建的工人武装第八支队与蒋亚泉带来的队伍，在9月末整编为辽东人民自卫军第58团后，又和刘西元带来的武装合并扩编成立了辽东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下辖三个团。在这一时期，我党我军接管了伪康德新闻社通化支社、伪通化放送局和原日资开办的葡萄酒厂、煤矿公司、二道江发电所、满铁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
12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和延安炮校到达通化。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卫生部、军事工业部、工兵学校、光明出版社、东北印刷厂、东北银行、东北造币厂等也都迁到了通化。通化成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政治、军事综合后方基地。
轰轰烈烈的通化根据地建设，引起了国民党的特别关注，一场争夺通化的斗争自此展开。
由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还没有到达东北，他们在通化只有一个地下党部，没有与我对阵的能力，为此，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指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把工作重点放到利用日本人共同举行武装暴乱上来。
早在1945年11月，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莫德惠上将，就委任原日本关东军125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池田中将同时命令：藤田负责组织东边道地区已缴械的日本军人，对抗共产党部队，配合迎接国民党中央军的接收。
1945年12月10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主任委员孙耕尧与藤田的代表阿布元进行了接触。为了拉拢日本人，孙耕尧向他们许诺：“东边地区的政治方面虽然由国民党执行，可是关于产业开发建设等等，完全由日本人经营。”
12月15日，孙耕尧与藤田正式见面。孙12月煽动说：“正月初，中央军必定能抵达通化，讨伐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协助中央军来打八路军。你们日本人应该组织日本义勇军，配合中央军作战。”藤田表态愿意合作，并于这一天加入了国民党。
1946年1月3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委任双料特务近藤晴雄为通化方面联络员，携带通化所有日军情况的文件、有关指示、任务和经费来到通化，向孙耕尧传达了李光忱的指示：“在通化的日本败兵有5万多，你们应该用台湾军的名义把他们组织起来，以便掌握地方政权。”近藤晴雄还将李光忱委托他带来的20万元暴动经费交给了孙耕尧，并告诉孙耕尧，李光忱答应暴动成功后再给1000万元。
1946年1月6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临江县党部在五道江信农洋行召开了联席会议。日本人近藤晴雄、阿布元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和日本人商定：“日本人全力采取军事行动协助国民党作战”，“通化和临江负责筹集50万元现金，供给日本军队做军事费用。”
1月7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与临江县党部又在通化再次开会。会议决定：“日本人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在通化举行暴动，暴动后，由近藤晴雄乘飞机回奉天联络国民党中央军。”“募集军政公款，临江县承担25万元，通化县承担25万元。”
1月10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任命党部工作人员刘正修为通化方面的军事指挥员，具体指导通化国民党联合日本人举行暴乱事宜。
1月15日，刘正修在通化孙耕尧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与日本人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耕尧；副主任委员刘玉清；委员有藤田等7人。
1 月18 日，刘正修返回沈阳。李光忱听了汇报后，对藤田不放心，又派了两名特务携带电台潜入通化，设立秘密情报站监视藤田。
1月22 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同日本人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孙耕尧主持。会议决定成立暴动总指挥部，由孙耕尧、藤田和姜际隆担任总指挥。根据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李光忱主任的命令，暴动日期暂定为1 月27日。会议还决定，暴动成功后，立即公布中央军已经接收通化的消息，之后，由国民党通化县党部委员刘亦天接收通化专员公署，孙建吾接收通化市县政府，王桂馨接收公安局。
会后孙、藤考虑暴动条件还不成熟，经请示李光忱同意，最后决定1946年2月3日（正月初二）凌晨4时举行暴乱。
值得关注的是“八·一五”光复后，通化的日军为了不把大量物资留给中国人，枪杀了自己的战马，焚烧了大量的毛布、衣服、毛毯、白糖、面粉等，引起了被奴役14年、生活相当贫困的通化人民的无比愤怒。于是，相继发生了一些老百姓抢夺日本人家庭财物事件。
另外，日本投降后，在通化的日本人经营的工厂、商号都关闭了，日本货币也不流通了，日本人只能用家里的物品和中国人换取食品，生活陷入窘境。
这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日本人的不满情绪，甚至迁怒于刚建立的人民政府。
除此，许多日本人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正统的中国政府，应听从国民党的指令。只有投靠国民党，推翻共产党的政府，才能维护和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早日回国。
基于这种思想，很多日本关东军军人和高级官员参加了国民党，包括策划参予暴乱的主谋池田中将和藤田大佐。
在暴动前夕，国民党通化县党部还派人四处散布谣言，说只要大家起来参加暴动，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中央军来了保证有职业、有官当。他们还计划暴动成功后，夺取通化日报社，作为国民党通化县党部的机关报，并拟好了发刊词和主要文章。
1946年2月1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联络员，双料特务近藤晴雄代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正式下达了暴乱命令，要求各参加暴乱的部队必需在2月2日晚8点之前，做好一切战斗准备，2月3日凌晨4点准时举行暴乱。
2月2日下午，我党我军侦得了敌人暴乱的企图，并于当晚摧毁了敌人的暴乱指挥部。但由于当时的通讯联络条件所限，隐藏在通化市内和周边的准备进行暴乱的敌人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此，暴乱已不可逆转地按时启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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