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人民空军史，一定要说及汪伪空军，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民空军创建时的一批主要骨干成员，来自这支空军队伍，原汪伪空军起义人员对中国空军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直到1941年5月，在汪精卫的一再交涉之后，才从日军那里获活得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以此为基础而于次年在常州陈渡桥机场设立“中央空军学校”，由航空署长陈昌祖兼任校长。
该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而汪政权空军亦尚无与国府空军或美军陆军航空队一较长短的能耐，因此航校第一期的毕业生也就留下来继续训练。
汪政权空军另外还组建一个有3架飞机的“国民政府行政专机班”，辖有一个36人的机务连和一个200多名官兵的警卫营。操作的飞机则是日军移交的立川一式双发高等练习机，主要的任务是所谓的“要人输送”。
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
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
例如1941年9月国府空军第一大队的张惕勤、汤厚涟与梁文华等三人驾驶苏制SB-Ⅱ轰炸机投靠汪政府，张惕勤立刻成了航空署科长，而这架SB-Ⅱ轰炸机也被认为有情报价值，让日军送回本土进行研究。
最大规模的叛离，则是1942年5月常州警卫营200多名官兵集体投靠新四军，次年春又有汤厚涟、梁文华、与曾照德等教官投共。
1944年2月又有汪伪航校教员郭志纬、刘炳球与溥皓璋以及3名机务人员驾驶95式教练机意图向国府投诚，但是却因为撞山意外殉职的事件。
由此可看出汪政权空军脆弱的本质。
汪精卫虽颇为醉心壮大空军，但事情发展却与其心愿背道而驰。
汪政权空军之后每况愈下，不要说扩充反而越缩越小。
1942年10月汪政权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陈昌祖被免职，改由东北空军出生的姚锡九担任航空署署长，不过在经历了所谓复兴空军三年计画的失败之后，航空署还是难逃被裁减缩编的命运。
1943年10月汪政权军委会再度改组时将航空署缩编成空军司改隶总务所。另外在参谋本部设置空军参谋次长，由姚锡九任参谋次长，陈及胜担任司长。
1945年1月撤销空军参谋次长，又降编为空军科。
汪政权空军一再缩编此一结局，显示了汪政权企图建立空军的梦想全然破灭。
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是在1945年8月14日录制，8月15日中午对外广播的，但这份诏书被盟国拒绝接受。
经仔细研究，人们就会发现：这份诏书是通过精雕细琢的，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练的。
在诏书开始，“朕”、“尔等忠臣良民”等称谓，尊卑分明，惯例依旧，纯属日本国内的特殊公文形式，就是专为天皇发号施令准备的格式之一。
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作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四国。
在这份诏书中，通篇没有一个类似于“降”、“败”之类的词语，全文贯通一个用词原则就是避讳“降”字，对投降之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投降内容成了隐含的潜台词。
日本在诏书中不仅没有对发动侵略战争有丝毫悔意，反而仍在颂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的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
这些诏告也正被日后的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
从诏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认输的思维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现在日本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
明明是战败国，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在先，遭到世界人民的共同讨伐在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成是天皇为了挽救人类的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这似乎是一份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接受的公告，连日本学者也承认这份诏书通篇也找不出一句“失败”的话。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诏书中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
诏书写道：“自交战以来已越4载。”其隐含意思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14年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全面战争，而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短短4年。此种说法的意思是想告诉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
当侵华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等的对手，说中国国民政府已沦为“地方政府”，公开否认有抗日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尤其是在扶持汪精卫伪政权登台以后，日本所有官方文书、大本营军令都把南京汪伪政府称为“中国政府”，把伪军称为“中国军队”。即使是战败投降之时，日本对我中国之心态依然是傲慢和轻视。这种态度在诏书中暴露无遗。
日本“八一四”诏书广播一公开，其内容大大出乎世界各国的意料，自然受到了舆论的强烈谴责。无奈之下，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之下，裕仁天皇被迫于1945年9月2日 ，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九二”诏书一份真正意义的《投降诏书》。
直到60年后，在日本人编写的史书中，只字不提“八一五”四国公告，更不提“九二”诏书，却竭力提高“八一四”诏书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日本天皇的头上，其用意更是昭然若揭。
其实，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是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的，1945年8月15日 早上，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由四国领导人同时宣布。至于日本诏书的广播相隔四国公告整整晚了四个小时。战争已经停止了四个小时，再由日本天皇来广播“终战”，岂不是笑话？
1945年的8月20日 ，汪伪起义空军人员驾驶一架汪伪国府专机飞向了延安。
中国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编印的《中国空军史料》，其中第三辑《驾机起义大事记》开篇第一件大事，就记载了“建国号”驾机起义：
“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航校中校教务主任蔡云翔（原名周致和）、少尉飞行员于飞（原名黄哲夫）、少尉飞行员张华（原名赵迺强）、少尉飞行员顾青（原名管序东）共谋起义，参加者还有空勤机械士陈明秋（原名沈时槐）、空勤机械士田杰（原名黄文星）。他们自江苏扬州驾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飞向延安，安全降落。”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在延安接见了参加起义的全体机组人员。这架飞往延安的飞机，也是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建国号”从此改名为“820”。
在8·20起义中，除汪伪空军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愧六人，驾驶建国号专机由杨州机场起飞，飞往延安投共外，与这次空中起义同步的还有地面起义。两天后，汪伪空军参赞上校教官何健生、少尉飞行员吉翔，以及飞行员陈静山等人由杨州北门前往杨家庙投奔新四军；紧接着汪伪空军少将白景丰率领家属，与两名副官抵达莲花塘的新四军根据地投共。
9月之后，残余的汪政权空军人员及飞机、器材被国军空军第一路司令部接收，准备投入内战，汪伪空军至此全部结束。然而大批汪伪空军人员投共，在某种程度上也协助了解放军空军的发展。
汪伪空军起义人员后来全部都参加了筹建东北航校的工作，为中国空军的诞生和人民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为后来的驾机起义人员开了先例。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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