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抗战史上有一对空军英雄兄弟，那就是陈其光与陈其伟。
陈其伟的父亲陈焕章是外洋船海员，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肇建后，曾充当大元帅卫士。其伟幼年先后在香港务本小学和岭南小学读书。省港大罢工时，其父参加大罢工运动，率全家从香港迁回广州，陈其伟遂在穗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就读。
陈其伟在父亲的影响下，幼怀救国之志，积极响应孙中山倡导的“航空救国”的号召，于1928年夏秋间，与胞兄陈其光双双考入广东航空学校，就读于第三期。
陈其光在航空科，陈其伟在机械科。旋因学校发生派系纷争的“易长风潮”，机械班被撤销，陈其伟遂赴厦门海军航空处任职。由于矢志航空救国，勤奋学习飞行，先后在湖南航空处第二队和贵州民航筹备处任飞行员，随后转入飞机队见习，以成绩优异而编入中央空军第28中队任飞行员。
1937年9月，空军28中队副队长陈瑞钿率机3架南下韶关驻防。陈其伟为该队飞行员，以战功升任分队长。10月初，日本“96” 式驱逐机数架，3次偷袭韶关，均被击退。是月7日，敌机妄图报复，以大编队偷袭韶关，陈其伟虽足部负伤仍奋力拼搏，终因流血过多不得不操机降落。
翌年2月25日，敌机再次侵袭韶关，其伟不顾足伤未愈，驾驱逐机升空与敌机拼杀，终于击落敌机两架。正当他穷追另一架敌机至南雄上空时，两架敌机尾随上来，形成了一比三的不利局面。陈其伟在强敌面前左冲右突，无奈力量悬殊，双腿被炮弹打断，飞机遂坠毁在南雄迳口乡，壮烈牺牲。陈其伟殉国后，南雄县各界人民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其遗骸由南雄县长莫雄护送回广州空军坟场安葬。广东空军纪念碑刻有他的生平事迹。
陈其伟之胞兄陈其光，1909年出世。在父亲熏陶下，1928年他秉承孙中山“航空救国”的遗训，与其弟陈其伟一起考入广东航校第三期学习飞行，1930年毕业后，在广东空军服役。
陈其光驾机动作敏捷，战术灵活多变，缠斗不已，出奇制胜，往往令对手望而生畏，因此有绰号“傻其”之称。
三轮宽是日本空军中著名射击能手，系日军王牌飞行员，日空军“四大天王”之一。加以他在作战上的超卓技术和勇敢，早为全日本的空军所信服。自从参加对华侵略战以后，在短短时期里，他每次出战，皆能尽情创出他的作战成绩，我国空军丧生于他之手的，为数极众。
日本天皇曾特别赏赐给他一柄“佩剑”，在剑上镶着“驱逐之王”四字，随身佩带。这在日本空军来说，确是无以至上的光荣事儿。他当时是日本驻北平航空指挥官兼驱逐大队司令。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不可一世，而竟为我国空军所收拾，无怪当时震动整个日本，即世界各国对中国空军也立即加以正视。
自“七七事变”发生，而至“八一三”开战以后，日本空军除向我前线及军事目标攻击外，还向我内地各重要城市施行空袭。而我国幅员广大，空军将士除参加前线作战外，对于各城市的防御作战也属重要。因此原有的那一点实力，还迫得要临时抽调分散使用。所以虽同属一中队的飞机（驱逐机），也要分散驻防在于不同区域或不同省份而作战。实力一经分散，若碰到敌方强大机队来击，便陷于众寡悬殊的苦境，此时唯有拿出空军的作战共守信条“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牺牲精神来作死拼，因此每一飞行人员都是预先立好遗嘱，由航空委员会密封储存。
1937年9月，其时山西太原经常遭到敌机的空袭，与我方不时发生空战。驻防于太原的，只有驱逐机一个中队（第二十八中队，系原广东空军第6中队改编），队长就是陈其光少校。
该中队的7架飞机，完全是美国出品“霍克-II”驱逐机。但临时因广东境内空袭紧张，急需空军增援，便由该队抽调了3架，由副队长陈瑞佃上尉率领飞往曲江作战。因此，驻在太原的驱逐机仅4架而已。
防空监视哨随即加紧捉捕敌踪，发觉敌机又闯进了我第二警报圈，并判断它是企图进袭太原，至2时30分发出第二次空袭警报。
敌机已迫近最后的警报圈，乃于2时50分发出第三次紧急警报。
这时太原方面的防空部队均已完成准备，民众亦已向安全地带疏散一空。
我空军由队长陈其光少校率领队员苏英祥中尉、梁定苑中尉（苏、梁两人皆出身广东航校第六期）、雷炎均中尉（中央空校第二期，曾任台湾国防部副总参谋长，空军中将退役）分驾4机升空搜索。
至3时左右，敌方驱逐机15架、轰炸机9架（共24架）在距离太原城20英里的8千英尺上空，与中国空军遭遇，即行展开激烈空战，我机以寡击众，展开鹰扑姿态，首先向敌方轰炸机猛施攻击，敌方驱逐机也立即先以6架向我4架进攻，试图解救轰炸机所受的威胁，其余9架驱逐机却采取高层位置，掩护轰炸机的行动，并作空中的监视，因为敌机也要防备我方或者还有另外飞机续到，需要应付，必要时也可冲下向我4机围攻。
在这种情势下，我方4机即转与敌驱逐机展开激战，经过十多分钟，敌方仍未占得上风，而我机愈战愈勇。
此时在高空的敌机又有2架俯冲而下，加入向我围攻，双方变成了四与八之比。
我方虽然机少，但人人都抱有必死决心，上下翻腾，左冲右扑，厮杀搏斗，毫不畏怯，一时飞机声、机枪声阵阵，子弹横飞，火花四射，火球在太原上空翻跌打滚。
这场恶斗，由8千英尺一直战到3千英尺，已经混战了30多分钟之久，其时已有敌机一架首先被我机击伤受创，摇摇欲坠，脱离了战斗圈。
但我雷炎均中尉亦于战斗中因机枪忽然发生故障，不能使用，只得临时脱离战斗。
我方忽然减少了1架战机，战斗力量大受影响，而且就在此时，敌机忽然变更战术，由它的领队机单独1架，专来缠着我领队机陈其光少校的1架，独战独斗。
其余6架则全数集中对付我方苏梁2机，进行包围攻击。终以敌我战斗力悬殊，苏英祥中尉首先中弹阵亡。梁定苑中尉以一敌六，亦告身受重伤，人机同归于尽。
剩下来的只有陈其光的1架战机了。而此时敌机也有4架受重创。
当我苏、梁2机被击落之时，也正是陈其光与敌方领队机战得难解之际，按说敌方那6架敌机将我苏、梁2机击落之后，便应集中火力向我陈其光攻击的，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其中有4架却飞离而去。这可能是机身或人员受创，不能再战之故。还有两架未飞离战斗圈，而只在旁边盘旋，作观战式的监视行动，这种不合理的战法，在当时确令人莫测高深，原来专缠着我方陈其光少校单独战斗的，就是日本“驱逐之王”的三轮宽。
三轮宽平日以技高人胆大，同时特别重视个人武士道的英雄气概，以显“驱逐之王”的威风，他素来出战，都是喜欢单独作战，非至不得已时，不愿同僚飞机加以协助。
此时陈其光已判断这一批敌机定是由日本王牌飞行员领队。他之专向我方陈少校缠斗，亦是要先将我方领队机击落，而且自以为是绝对有把握的。
陈其光在单独接战中，也意识到支手的战斗动作向非寻常，但令陈其光没有想到，这番作战的对手，竟碰着了敌方的“驱逐之王”三轮宽。
陈其光所驾驶的是美国的“霍克-2”式驱逐机，三轮宽所使用的是日本“九六”式驱逐机，这两种机的性能优点，都是转弯动作敏捷，而且双方机速也是相等的，何况彼此的技术又是半手八两，所以虽经激烈剧战，总是不见高下。
然而这样的纠缠下去，决不是办法。同时眼前的敌机有10多架，自己是单机作战，无疑战亦死、不战亦死，为国而死，死也要死得壮烈，死得值得。
陈其光想到这里，精神百倍，决心以死相撞，来一个大家同归于尽。说时迟，那时快，他立即加速油门，开足马力，已最快的速度，向敌机对正面撞去。
对方不防有此一着，在两机即将相撞的紧急关头胆怯了，仓卒间急忙拉转机头闪避，就在这刹那间，陈其光刚好紧贴在敌机之后，对个正着，他把握良机，咬牙按下了发射按钮，“达达达……”仇恨的子弹击中了三轮宽的飞机，敌机的发动机浓厚的机油跟着喷出，布满了敌机的机头，人机由3千英尺高空拖着滚滚浓烟一直向地面跌去……，一代日本“驱逐之王”，就这样被我空军所击落而告了结。
当陈其光将“驱逐之王”击落的时候，其他的两架敌机，跟着扑向陈机进攻，此时陈其光已战到筋疲力尽，他正待转过身来对付后机，但来不及了，他被击中左臂和肩膊，身躯感觉麻痹，此时发动机也中弹损坏失去动力，飞机一个劲的往下掉。又因高度过低，仅离地不过二三百英尺左右，即使跳伞也不可能，此时他希望地面高射炮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但地面高射部队也因敌我飞机混在一起，投鼠忌器，未敢射击。
当时飞机的高度已不允许陈其光选择迫降地点，他迫不得已，即向太原城女子师范学校体育场作极度危险的迫降，由于飞机高度太低，迫降时飞机失控而撞在学校墙壁上，这时敌机也即跟着俯冲向地上扫射，幸而我方地面高射炮部队立即向敌机开火，才将敌机击退。
陈其光迫降后，飞机已毁损不堪，而他的伤势除左臂和肩膊中弹外，又撞伤了胸部并折断了锁骨和肋骨，伤势惨重，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抢救出来后，他已完全是死去的样子了。后经送入山西医院加以急救，过了七天，方才苏醒。及后，又以飞机送到湖南长沙湘雅医院继续医治，因为湘医院设备较为完善，经留医后，得以重生。
再说三轮宽驾驶着被陈其光击中而燃烧的飞机，向地面跌去，突然间他发现机翼下有个机场，由于烟熏火燎头昏眼花疼痛难熬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飞机降落在跑道上面，但没有熄火。
令三轮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机场是我方的机场。我方士兵发现降落的是日本飞机后纷纷向日机奔去，想生擒日本飞行员。
于是三轮宽重新驾机飞离机场，终因飞机燃烧失控连人带机坠毁于距太原以北约40里外而毙命。
事后，我方检拾敌机残骸，发现被击毙的那位敌方空军人员，竟是三轮宽其人。因为日本天皇赐给镌有“驱逐之王”的一把佩剑，仍佩在该尸骸之上，在其身上还带有“三轮宽”印章一枚。他是第一个在中国毙命的日本王牌飞行员。
陈其光少校医治了一段时期，始告痊愈，可说是死里逃生。伤愈后陈其光少校亦仅以军官附员名义，被派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为薛岳），担任联络参谋，默默无闻。
抗战胜利后，他辞去军职，转入中央航空公司任飞行员，直至中航迁台，他才脱离中航公司，留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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