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003】
上海南汇祝桥原称为“五团乡”，说起“五团”名称之来历，其实就是一部南汇“引海煮盐史”。南汇引海煮盐历史悠久，话还得从宋元说起。
蒙古族兴起时，结束了宋金对峙的局面，它先后攻灭了西夏、金和大理，于忽比烈至元十一年（1271年）建国号曰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最后灭宋，统一中国。
早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时，蒙古攻掠江南，已攻两浙路嘉兴府为嘉兴路。按当时一县有万户者得升为州的条例，华亭户达二十三万，遂立为府，次年又改松江府，隶嘉兴路，仍领华亭一县。唐初露出水面的今崇明沙洲，“宋代建炎间有昇州句容县姚、刘姓者，因避兵于沙上，其后稍有人居焉，遂称姚刘沙”。嘉定间置盐场，属滩东制司。元至元十四年亦升为崇明州，隶扬州路。元贞二年（1296年），嘉定县居民在五万户以上，升为中等州，隶平江路。
元朝统治者在北方大量掠夺土地，摧残农业生产，“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又强占民户产业，人为奴婢，“大都、上都有马市、牛市、羊市，亦有人市，使人畜平等”。
元政府对各族人民进行种种摧残压迫，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八石，而江浙省竟荒唐地占到137%。当时，盐场是上海重要的产业之一。
我国盐业生产始于汉代。《史记·吴王濞列传》：“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今嘉定县境与冈身平行的盐铁塘，据说即是吴王濞运盐之用。唐时华亭有徐浦盐场，隶嘉兴盐监。到宋代，盐业更为繁荣，上海隶秀州盐场。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华亭设立盐监。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年），华亭的下沙（注：古时又称“下砂”，常混用“下沙”，为阅读方便，本书均改称“下沙”）、青村、袁浦、浦东、横浦五个盐场，年产盐3240万斤；至元代，年产盐仍在2900万斤上下。明代增设下沙、二、三盐场。每场领三团。此时近海三十里为盐区，三十里外称水乡，官方计丁授荡。
据嘉靖《上海县志》记载，其时下沙盐场灶户有7561丁，共有荡田3050顷，产盐年达42248引。由于长江主流出水口的不断南移，海水逐渐淡化。
明末清初，浦东产盐开始衰落，三场已不产盐。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裁下沙三场并入二场。雍正二年（1724年）裁下沙二场，归下沙头场兼理。七年复设下沙二场。裁浦东场归并横浦场。乾隆五年折曹娥场为金山场。复设浦东场，添设崇明场。又复设下沙三场，并为下沙二三场。到道光年间，一场盐灶全部废除。之后此一带虽还设有盐务场署，主要是为了收取赋税。民国元年，并浦东、横浦为两浦场，并下沙及下沙二三场，为下沙场。又裁曹娥并入金山。
民国五年裁下沙场。民国二十年，金山并入三江，裁青村两浦并入袁浦，又废崇明场。袁浦一场，归松江运副管辖。灶丁摊晒盐场，十分艰苦。旧志谓：“朝往暮归，洹寒时，海飚迅烈，头面皲烈；酷暑聚煎炼，火气薰烁，立赤日中，反觉清凉。掘地得水，掬地得水，掬饮辄尽。”沿海妇女皆摊晒盐场，耐饥寒，健者行百余里，无业者赖以给衣食。里谚：“五墩十家村，娘子养男人”。
据史料记载统计：宋至道中秀州场年产一千零四十万斤，经过约一百八十年，乾道淳熙间华亭五场年产达三千八百四十万斤，以后降落到二千一百万斤的水平。元代至元十四年设两浙运司；至顺元年时定额一亿九千二百万斤，华亭五场定额六千二百四十完斤，实产二千九百九十六万七千二百斤。统治阶级视盐产为“其利最广”，主管者“虚抬盐额”，“以次谀罔朝廷”，用心甚酷。由于历年增加盐价，到至大四年，每引（四百斤）竟售中统钞一百贯，合二百五十文一斤，比唐宋时期的最贵盐价，高出四倍。而“官豪商贾，乘时射利，积塌待价，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间店肆又缴三分之利。故民持一贯之钞，得盐一斤，贱亦不下八百。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深山穷谷，无盐可知”。
统治阶级取利如此，而生产者怎样呢？这些煮盐灶户，全由朝廷勒拨汉族民户交主管机关充当，行动全无自由，劳动形成奴隶，所给“工本”，常不能维持其生存。《元史.食货志》卷四十三称，延祐七年浙西十一场，正盐每引给工本钞二十两。盐运司规定，“每银一锭，淮盐课四十锭”，所谓钞二十两，也就是白银五钱，合中统钞五贯（至元二十四年起，白银一两合至元钞二贯，至元钞一贯合中统钞五贯）。那么照上例折合，每斤盐的工本钞只有十二文，相当于官定售价的二十分之一。
引海煮盐的生产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造好团舍，归并灶座，或三灶或两灶合为一团。团内筑池凿井，盛贮滷水；井上须盖屋面以防下雨，不致冲淡。起盖灶舍，方向要朝东南，适应夏季的季候风，不致烟熏火燎。团内还有便仓，以利储盐待运。团舍之外，再开辟相当面积的摊场，开河通海，筑坝筑堰，调节水量。每遇大汛，须风雨不移地彻夜守候，防止潮水涌进，淹没摊场；也防止水少，耽误摊晒这一道工序。
阴历五、六、七、八月间，天气酷热，虽大汛也不到岸，要用水车逐级接高，车戽咸潮进港。摊场经过咸潮浸灌，这种经过咸潮的泥土称作“灰”，每天由丁工老幼男女，分布场上，扒扫摊晒，灰取匀；一面在上风筛水，防止吹散。然后扫聚成堆，再用咸水浇淋，用脚踏实，经过竹管道，打滷入团。再经过几道工序，最后举火烹炼。制成的食盐，“粒细色洁”，称为“团盐”。
盐丁的劳动比一般农业劳动还要艰苦。元统中天台人陈椿为下砂场盐司，因前任提干守仁、守义兄弟命工所绘《熬波图》补成图说。根据他的生动描写，如“担灰摊晒”这一环节说，“夏日苦热，赤日行天，则汗血淋漓；严冬朔风，则履霜蹑冰，手足皱裂。”“男子妇人，若老若幼……悉登场灶，无敢闲惰”。特别是“灰取匀”时，“飞扬最怕海边风，不怕天边日头赤。”“一片灰场几经手，壮者肥者瘠。”即如陈椿那样地主阶级中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灰如命脉滷如血”，“盐是土人口下血”。盐乃煮美味佳肴之必备，身体健康之必需，离开盐周身会浮肿，气力毫无。古今中外，无人不晓。可古人制盐之艰辛，人们未必个个知晓。元统年间（1333~1335年），担任盐场副使的陈椿专著《熬波图》一书，
该书在详细介绍整个制盐过程的同时，还描述了盐民的困苦状况。他在《熬波图》一书的序言中说：“浙之西，华东东百里实为下沙。滨之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淞、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这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
《熬波图》一书的写就，是陈椿对促进盐业生产的一大贡献，有人评价，说其价值几可与《天工开物》并论。他将煮盐技术分为八道工序，即筑摊场、摊灰、开河引潮、堆灰淋卤、运卤入团、上柈煮炼、捞撩晒盐、起运存库。并作图52幅（现存47幅）叙述盐场设置、盐民生活和制盐全过程，使后人知制盐方法，工役之劳。每幅题名为：
各团灶舍、筑垒围墙、起盖灶舍、团内便仓、裹筑灰淋、
筑垒池井、盖池井屋、开河通海、坝堰蓄水、就海引潮、
筑护海岸、车接海潮、疏浚潮沟、开辟摊场、车水耕平、
敲泥拾草、海潮浸灌、削土取平、棹水泼水、担灰摊晒、
莜灰取匀、筛水晒灰、扒扫聚灰、担灰入淋、淋灰取卤、
卤船盐船、打卤入船、担载运盐、打卤入团、樵斫柴薪、
束缚柴薪、砍斫柴生、塌车檑车、人车运柴、檑车运柴、
铁盘模样、铸造铁柈、砌柱承柈、排凑盘面、炼打草灰、
装泥柈缝、上卤煎盐、捞洒撩盐、干柈起盐、出扒生灰、
日收散盐、起运散盐。
每图还配以文字，并附诗一首。图、文、诗并茂。
食盐不可少，煮盐多辛苦。陈椿为人正直，对盐民极富同情心，这从《熬波图》的字里行间，一笔一画中得以充分反映。
高额的税收已压得盐民喘不过气来，而辛苦的劳作和困苦的生活更使盐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盐时，要长期受烟火熏灼，故盐丁失眠者较多，灶丁从15岁至60岁应役，既担负苦重徭役，又受总摧（封建老头）和盐商剥削，处于“灶下无尺草、瓮中无料粟”的境地，在被逼无奈、民不聊生之下，不少盐民被迫出逃。
当时在盐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盐民十头歌》，歌里唱道：“前世勿修，住在海滩头，屁股（头）夹个竹头，东（场）头跑到西（场）头，豆腐干一样（大小）一条被头，盖着当中盖不了两头。吃饭用钵头，有了早饭没夜饭，青菜加草头，拌来拌去没吃头。有囡不嫁海滩头”。耳闻目睹盐民的苦难生活，陈椿在所著的《熬波图》序末愤然自题熬波图一诗：
钱塘江水限吴越，三十四场分两浙。
五十万引课重难，九千六百户优劣。
火伏上中下三则，煎运春夏秋九月。
程严赋足在恤民，盐是土人口中血。
其实制盐既是官办工业，“东海有大利，斯民不敢争”，所有生产者都是在“兵卫森军营”、“私鬻官有刑”的监督情形下进行生产的。所谓兵卫，就是蒙古或色目人的“北兵”，他们是团垒的守卫者；围墙坚实，“上置乳头，仿佛城池”，实际上是牢狱。而华亭分司往往“苦楚椎剥，致亭户（亭户即灶户）逃亡“。盐丁过的完全是非人的生活。
但官办盐场也不能做到完全独占。“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盐亭灶，散漫海隅。行盐之地，里河则与两淮邻接，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虽有刑禁，难尽防御”。元初下沙土豪瞿霆发，先世是河南人，随宋南渡。霆发年二十六“挺身兵间，率众归附”，从此世为盐官。
瞿霆发官至提举上海市舶，又升两浙都转盐运司副使。这个转盐运司的衙门设在杭州，是个负责盐买卖和调运的衙门机构。
瞿霆发在当时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官商，为正五品级。由于他手中的权力很大，盐商们都要巴结他，借此多销售点盐；官府少要巴结他，可以和他结成营私舞弊的统一战线。所以到延祐中时，瞿霆发自有田地已达二千七百余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成为浙西第一号大地主。
瞿霆发是瞿氏家族中为官级别最高的，当两浙都转盐运司副使后不久，又被提升为正使，官至正四品。他管辖着当时浙江沿海及长江以南、江苏沿海的34个盐场，是当时元代全国盐场中盐产量最高、税收最多的盐产地。
瞿霆发因此受到了皇帝赏识。元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皇帝降旨召见瞿霆发。瞿霆发受宠若惊；打算启程赴京，不料急病身亡，未能接受仁宗皇帝的召见。
可叹的是，瞿霆发死后，其族人仍富甲天下。到了明朝时期，朱元璋登上皇位，恐瞿氏后人太富，而将瞿家后人满门抄斩。据传，仅有一人漏网在逃。
朱元璋执政后，为对付剩余元兵再犯中原，曾屯兵百万驻守中原近邻蒙古之地。军粮顿时成了大问题。为筹措军粮，明政府开禁令；用盐管专卖权换取粮食。这一政策给晋商带来了利好消息。山西、陕西一带的晋商利用地理优势条件，纷纷用粮去换取盐管专卖权，取得盐管专卖权后，则南下垄断了两淮盐权，苏北盐也发展迅猛。
晋商获利后遂开辟扬州，吃喝嫖赌，扬州成了娼地，歌舞升平，梦天酒醉。后有大臣建议皇上可用钱款代替粮食换取盐管专卖权，以增加国库储银。盐管专卖权的“倒卖”一扩大，首先受益的是徽商。当初县徽州一带虽然山青水秀，却不适宜耕作，男孩十一、二岁便四处流浪谋生。一些徽州人便流落到扬州求发展。其实，这些徽州人原是来自中原的贬官及后人，文化底蕴不错，机智聪颖。他们到达扬州后，遂看中了盐业厚利。
瞿霆发任盐司副使时，祝桥地区隶属松江府。祝桥频临东海，东海突发特潮汛，狂风暴雨将祝桥和整个浦东地区的盐场全部摧毁，受难盐民达近万人。瞿霆发倾尽全力救助，对遇难者施以棺木，并组织力量抢修盐田，重建盐灶，同时招回离乡逃荒的盐民，使他们在短时期内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不久，地方上又发生了蝗灾，他又发动捕蝗，减轻灾害，完成课税。为了感念上苍，并祈祷百姓安宁，瞿霆发与其兄瞿振发在新场镇北首建造了一座报恩忏院，后改名为永宁寺，即新场人常说的北山寺。
永宁教寺，又称北山寺，位于新场镇北首现新场村5组、沪南公路与新奉公路交汇处红绿灯向北约150米东侧。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瞿振发及弟霆发（新场盐场场长）割地建造，占地面积4.07公顷（60余亩），僧允恭开山名“报恩忏院”，元方回有记，赵松雪书并篆额。
元至元十六年（1297年），瞿霆发被皇上授予新场盐课大使。瞿为报恩而与兄建寺。据光绪《南汇县志》记载：在建寺挖土时，发现一具铁佛，有一尺余高。中峯和尚专为其记。明洪武中期（约1382年左右）改为“永宁教寺”。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正月，毁于倭寇，仅存残钟。后侍御宋贤舍建佛阁。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复募构大殿，修茸完美。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乡绅叶震隐又捐修。相传，在北山寺后有《笋山十景》之两景：“上方烟雨”和“仙洞丹霞”。
“上方烟雨”：北山寺后有上方山（实为坟墩），天变时远处眺望此山，一片苍茫烟雨景色。有说此山为唐将卜珍墓，亦说此山石根无底，绵亘甚广。
“仙洞丹霞”：北山寺后有一洞穴（御身洞），为麻姑仙现身处，其地清雅幽僻，而丹枫恶壁，月夕风晨，掩映如霞，故名。古人触景生情，
有诗云：“夜坐蒲团晓策筇，近听梵呗远闻钟。郎来莫怪迷幽径，时有丹霞洞口封”。
北山寺坐北朝南，寺后有两株古银杏。据清光绪《南汇县志》载：“银杏生石上，道光二十年春，树忽火，高数丈，群往视，见下有石穴，火气自穴出，灌水弥盛，历四五昼夜，始熄，而树依然葱翠。”
北山寺现已被毁，仅存寺后一株古银杏树。
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与瞿霆发交往甚密，常留驻瞿氏园，留下许多书画题词。瞿氏园占地20余公顷，建在下沙镇，被誉为“东南园林之最”。
徽商利用从歙县徽州经分健康（今南京）和临安（今杭州）的两条快捷便道，很快就揽起了盐业转运生意。盐业发展迅捷东移，推向近海的大浦东地块，奉贤、南汇、川沙（今浦东新区）、崇明，成了江南盐业的重要产地。
周庄巨商沈万三利用与张士德、张士诚的关系，就曾多次从事倒卖盐运业务，沈万三在周浦一带建有屋宇，现沈庄即为其后人所居之地。沈祝公路是沈庄连接祝桥的要道，曾是陆路运输通道。祝桥时为五团所辖之地。
明隆庆二年（1568年），松江府佥事郑元韶清丈土地时，建置分团编甲制，编造盐业户鱼鳞花名册。祝桥第一次有了“五团”之名。但祝桥虽有团灶机构，隶属于下沙盐场，但没有实际的行政建置。
清雍正四年（1726年），划出上海县长人乡和下沙盐场9个团，建立了南汇县，下沙盐场第二分场即设在四团，分场有盐的仓库乃称盐仓。被称为“五团”的祝桥地区隶属12等省松江府南汇县。
直到清宣统年间，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宣统三年（1911年），五团乡自治公所正式成立，隶属于南汇县。
五团乡以下辖10甲，即：一甲（马家宅），二甲（在一甲北，钦公塘西），三甲（行前桥），四甲（长马家宅），五甲（瞿家庙），六甲（钱家庙），七甲（积骨塔、储家店），八甲（竹家桥），九甲（潘家泓、苏家路），十甲（鲍家宅、石家宅）。
民国初期，全乡行政区划未变。民国16年（1927年），全县实行区自治制。原五团乡分拆为16个乡、镇，即祝桥镇及行前、澜港、焙灶、凉亭、德荫、窑墩、三育、马路、凌路、薛泓、育才、潘泓、五九、储典、百祥15个乡，乡、镇以下设闾，闾以下为邻。民国23年（1934年），南汇县实行保甲制，原五团乡境域各小乡隶属第二区，除百祥乡、储典乡划归第三区外，其余14个乡合并为3个乡1个镇，原祝桥镇、行前乡、谰港乡、焙灶乡合并为祝桥镇；原凉亭乡、德荫乡、窑墩乡、三育乡合并为凉亭乡；原育才乡、潘泓乡、五九乡合并为育民乡；原马路乡、凌路乡、薛泓乡合并为亭东乡。
民国35年（1946年）2月，祝桥地区行政区划减少到1个乡（由育民乡、亭东乡合并为祝东乡）、1个镇（由祝桥镇、凉亭乡合并为祝桥镇）。民国36年（1947年）春，南汇县裁区并乡，全县58个乡、镇并为30个乡、镇。祝桥地区乃由祝东乡、祝桥镇合并为五团乡。五团乡以下设21保，后减为12保。1保：南界河以北，凌家路朝东到海边（今凌路村1组~3组以东及今东海镇的薛南村）；2保：钦公塘马家宅东、西（今凌路村西片和勤星村）；3保：唐家行港、薛家泓港以北，张家宅以东到海边（今亭中村1组~3组及东海镇的洪北村、海岸村）；4保：歇凉亭东、西（今亭中村4组~8组及三八地）；5保：张家路港以北，马路港南，东至海边，西到三联校黄家宅圈（今亭东村、马路村及金星村1组~4组）；6保：从三联校向西，经钦公塘瞿家庙头，到鸭滩涂为止（今金星村5组~17组，华星村及祝西村7组、8组）；7保：潘家泓港以北，北界河以南，东到海边，西到瞿家宅（今潘泓村、军民村及祝东村1组~5组）；8保：杨家新宅以西到川南奉公路一带（今祝东村6组~10组，明星村5组、10组、11组）；9保：川南奉公路以西至老护塘一带（今明星村1组~4组、9组、12组~17组）；10保：祝桥镇及其附近（今祝桥老街道、前进村、果园村）；11保：东至老护塘，西到杨家浜，南到小界沟，北到焙灶港（今祝西村）；12保：东至祝桥镇，西到夹项，南到焙灶港，北到六灶港（今星光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汇县人民政府为加强领导，重建区乡制。1949年11月，成立祝桥区。其下辖原四团、五团、六团、七团地域的21个小乡镇，区政府设于祝桥镇。其时，现祝桥镇境域有祝桥镇、祝西乡、祝东乡、凉亭乡、潘泓乡、新泓乡6个乡、镇。
1956年，全县各区实行并乡，现祝桥镇境域包括祝桥乡（由祝桥镇、祝西乡、驳岸乡合并）、凉亭乡（由凉亭乡、祝东乡合并）、潘泓乡（由潘泓乡与新泓乡的北4个村合并）和先进乡（由原先进乡与新泓乡南4个村合并）的北半部。
1957年9月，南汇县撤区并乡，原祝桥乡、凉亭乡、潘泓乡合并成新的祝桥乡（大乡），下辖祝桥一社至祝桥八社、金星一社、金星二社、勤星社、华星社、五星社、明星社、卫民社、光明社、星光社、前进社。
1958年9月，祝桥乡、盐仓乡境域成立东方红人民公社。是时，组织实行军事化，公社设团部，团以下设17个营、169个连。
1959年6月，东方红人民公社分拆为祝桥人民公社、盐仓人民公社。祝桥人民公社下设19个生产队。1962年，原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大队以下为生产小队。同年3月，薛南、沙东（后改称海岸）、洪北生产大队划入新组建的东海人民公社。祝桥人民公社下辖亭东、马路、潘泓、小庙（后改称军民）、凌路、勤星、亭中、三八、金星、华星、祝东、明星、卫民、祝西、星光、前进16个大队（次年增果园大队）和1个街道。
1984年2月，政社分设，建立祝桥乡。原下属各生产大队设立村民委员会，祝桥街道改为祝桥街道居民委员会。1994年9月，撤乡建镇。由于集镇区域扩大，1998年3月增设第二居民委员会，原祝桥街道居民委员会改名第一居民委员会。沿海亭东村、马路村、潘泓村、军民村部分土地因建浦东国际机场被征用，居民迁入新建的东港花苑，祝桥镇增设东港花苑居民委员会。
2002年11月，星光村、前进村、果园村，合并为星光村；三八村、勤星村，合并为三八村；凌路村、亭中村合并为亭中村。2003年3月，华星村、祝东村合并为祝东村；沿海的亭东村、马路村、潘泓村、军民村合并建成机场村。至此，祝桥镇下辖机场、亭中、三八、金星、祝东、明星、卫民、祝西、星光9个行政村和3个居民委员会。
2003年5月，原盐仓镇、东海镇、祝桥镇建制撤销，组建新的祝桥镇。
五团乡境内的六灶港则也由此成为运盐的重要航运水道之一。
六灶港自祝桥镇向西，经六灶、瓦屑镇，西接咸塘港。自六灶港向南至焙灶港段为夹项，焙灶港再向南为杨家浜。焙灶港由运盐河张家庙西流，经猛将堂西至瓦屑五号桥巷。由六灶港秀聚桥（又称澜港桥）向南通达焙灶港的是澜港，而运盐河位于老护塘西侧，俗称里护塘港，疏浚于明永和元年（1403年），一直是南川水运要道，直至1973年挖通浦东运河后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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