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017]
早在元末明初，日本西南的封建诸侯，组织了一部分武士、浪人、商人，经常在我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历史上把他们称为“倭寇”。倭寇中时常还混有我国沿海岛屿中的匪类。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如原杭州虎跑寺僧徐海就是浙江寇首。朝廷多次派兵镇压这伙匪徒，其中也涌现了一批浦东抗倭壮士。
在浦东人民的抗倭斗争中，少林寺僧也曾应募前来相助过。传说，少林寺僧曾驻扎在祝桥“御寇河”一带，被当年百姓称为“僧兵”。在浦东抗倭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少林寺僧，就有澈堂、一峰、真元等壮士。
从元代末年起，日本九州一带的封建诸侯纠集武士、商人和海盗，不断骚扰我国沿海地区。到明代中期，倭患非常猖獗。上海处于严重灾祸下，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到三十八年（1559年），历时六年之久。《吴淞甲乙倭变志》一书曾记述：“闽为盗薮，浙开祸先，狡夷与豪民市于内地，而劫端不可制矣。”说明倭寇前来骚扰时，都以商货为伪装，伺机劫掠；而大陆上的大地主、大商人中某些民族败类，则与之相勾结，引领出入，伙同分赃。
倭寇剽掠上海之初，人数不满百。倭寇最先突袭的是嘉定宝山，宝山烽火堠航行指标成为倭寇盗掠的航标；以后又骚扰南沿。“时承平久，沿海地方民不习兵，而越海孤寇，锋甚锐。”上海县当时还没有城堞，倭寇遂得饱掠于市。不久，倭寇的人数增长到一千多，驾三百余舟舸从海口、周浦两地登岸掠抢。朝廷官兵皆乌合，屡陷贼伏。嘉靖三十二年五月以后，“浦东沿海二百里，新就倭络绎无虚日矣。”
上海县人顾从提出筑城自卫的建议，得到知府方廉同意，趁倭寇去间歇的时间，在滨浦上海县治所在地，开始筑城于十月动工，十二月竣工。短期成城，显然是用版筑的方法。
张鹗翼《守城记》说：“土物甫程屡啮，则重关无结草之固；楼橹方作而未备，则群情怀累卵之危。”所在之城并不坚固。抗倭战斗仍然是很艰苦的。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贼首萧显率众登岸逼至上海东门外，甚至洞穿民居的楼房俯瞰城中。幸亏佥事董邦政固守城池，“以神枪手备新城栅处，贼当之辄毙”。经激战十八天后才解围。
三月中，各路倭寇又集中黄浦出海，时值大风雨，倭寇覆舟，没有得逞。倭寇于是就再次集聚登岸，分据周浦、下砂、新场作为久留之计。倭寇又占据柘林作犄角相呼应。明军或战死或失机，总无成效；唯有把总娄宇在收拢散亡的兵士，召募民壮，选勇者三百人，昼夜训练，趁倭寇分道劫掠时，以较优势的兵力于“呼吸间剿杀之，不损一兵”。倭寇为此畏惧娄宇所率领的兵勇，不敢再轻易放肆了。
当时，柘林地区是倭寇的一个重要基地，这是因为“各处登岸多滩途搁浅，柘林独否，来易登岸，去易开”。又“海滨至内地，必由小港出浦（黄浦），若非潮至，则水涩难行。柘林之西独有上横泾、欢娱庵深阔可纵行舟。片帆出浦，自叶榭十八里即抵郡城。”因此，倭寇即以此为劫掠上海的据点。
四月初，倭寇大股由上海陆道逼近松江府城，纵伙城外；泖湖东西各镇备受惨祸。
九月中，柘林倭寇攻打青村所城，“作梯级，以门为楯，将肉薄登城”，威吓城内献纳布帛金银。又驱赶乡民“舁云梯，杂包担，迤逦护塘间”，分散城中注意力，乘间进兵，分布四门。海螺声动，倭寇挽牌舞刀，蹑梯直登。城上矢石雨下，军士以胡叉推梯，情绪愤激，甚至裸坐堞头发包，火药俱尽，城得保全。
到十二月初，大雪竞日，倭寇又潜至，以棉被蒙首渡壕，又置衣矛端，加冠其上，伪装成人状，试探等堞，城中无觉，遂被攻破。倭寇攻进城内后大事屠杀，纵火彻晓。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知府方廉号召沿海有力富豪，召募民壮训练，让豪绅自己组织力量展开自卫，有功者则报上请赏，由此战功渐著。升为参将的娄宇仍以快速袭敌不使漏网著名，兵声大振。
三月初七日，倭寇三四千自海边攻来，围团上海县城。董邦政迎战倭寇于浦东陆氏园。一贼首着红衣乘白马舞刀前来冲击，海防兵陈瑞则挺戈独斗，斩下贼首，寇众惊恐万状遂后退。这时勇猛的陈瑞口衔贼首，追逐敌人落浦，城上观看的军民气壮呐喊助威，董邦政立即擢升陈瑞为千长。
金山副总兵俞大猷，先是在浙江海上击倭有功，倭寇移巢上海的柘林后，新旧盘结达二万人，俞大猷则被派来提督金山。
俞大猷到任数日，兵不满三百，总督张经却檄令让他出战，俞大猷不听，说：“我可以受死罪处分，但不能使出击不胜。”俞大猷并不是胆怯违命，而是抓紧时间整治河船，掩藏兵器其中，迎贼之来，而跟踪于后，趁间纵击之，结果斩获颇多。
太湖东南岸的平望一役，与永定客兵分路合战，斩敌首至三千余级。其后倭寇屯于陆金坝；俞大猷又趁倭寇渡坝时，使埋伏河中的船兵突击，斩首千余，柘林寇巢几乎成空。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充当倭寇内奸的杭州虎跑寺叛僧徐海复归倭巢柘林，但寇势多次受到挫折。上海沿海兵勇已有实战经验，寇来失利，失败者多被俞大猷歼灭于海上，生还无几。
到三十八年，倭寇穷蹙，只能盘踞崇明三沙，结果也为明兵所截。倭寇无奈中于七月遁逃到扬州，上海境内，倭患始绝。
上海县城在嘉靖三十六年时作了补充修整。原来周围九里，高二丈四尺；陆门六座，东名朝宗，南名跨龙，西名仪凤，北名晏海，小东门名宝带，小南门名朝阳；水门三座分别跨肇嘉浜、方浜和薛家浜，与城濠相通；敌楼二座；平台二座；雉堞三千六百余。三十六年增建敌楼三座；沿城增箭台二十；要害处建高台层楼三座，在北门与小东门之间，称镇武台、制胜台、万军台，利于侦察敌形；万军台为南宋咸淳间所建顺济祠的丹凤楼遗址，秦嘉楫作《改建记》描写落景说：“其地襟带江南，控扼雄胜。”“川原之缭绕，烟云之吞吐，日月之出没，举在眉睫，而冬之雪，秋之涛，尤为伟观。……楼之胜，遂冠冕一邦。”
早在倭寇入侵上海之前，洪武十九年已建有周六里的青村所域、周九里余的南汇所城和周十二里余的金山卫城。嘉靖三十六年“倭寇初离，人情惴惴，每有凤鹤之警”，又抢筑周四里的川沙、柘林两堡；并扩建府城，于谷阳门外筑成周二里的西仓域。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倭寇被赶出了东海沿海，老百姓的生活稍稍有了安定，川沙作为海防要地，筑城御倭，也就成了民心所向。于是，同年9月开始修筑川沙城，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周围共四里，高二丈尺的川沙城，终于竣工。
川沙城经过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几经破损，之后又多次进行了整修。嘉庆十五年（1810年）整修后的川沙城，城内有四门大街各一条，还有财神庙弄、乔家弄、王前街、饮马池等，还有水关、集贤、正阳等十五座桥，另外还有抚厅署、参将署、守备署、司狱署、二三场署、火药局、军装局和漕仓等设施。还有观澜书院、文昌宫和真武台、关帝庙等十多处庙堂。
但自嘉庆十五年后，川沙城再也没有整修过。到了民国初期，倒坍的城砖被收拾用来铺砌城内的街道了。到了1925年，川沙城终于被拆掉了，仅在东南城一段保留了魁星阁古迹，现今的城厢小学内还保存着古迹的一角城墙残迹。
据志书载，明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六团人大学士乔镗为抗击倭寇骚扰，在浦东沿海（1—9团）地区的老护塘东侧，即现今的祝桥老镇和惠南一带，开挖御寇河，抵御和防击倭寇入侵。
为方便当地乡民出行，乡民将竹子横亘河上，建了一座竹桥。竹桥地名也由此产生。
后竹桥破损，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改建石桥，题名为众济桥。
清咸丰二年（1852年），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多次重修。1952年被拆，另建的众济桥位于跨北拦马河，祝潘公路南首（今祝东村7组）。1981年因拓宽该河而改建为水泥桥。
早年的众济桥东堍（今属众济桥）开设了一家远近闻名的羊肉庄，乡人也将众济桥俗称为羊肉庄桥。此羊肉庄即孙德源羊肉馆。孙德源羊肉馆位于祝桥集镇大水桥街众济桥（原为竹桥）东堍（今属众济街）。据传，该羊肉馆始创于清咸丰年间。当年有陆姓的“小老荣”开业，烹调羊肉，肥美香酥，香闻街外。过往行人与之玩笑：“小老荣，羊肉酥完哉！”后世即留传有“小老荣羊肉——酥完”的歇后语。清光绪年间，孙关根祖辈接办羊肉馆，定名“孙德源”，保持陆姓羊肉特色，人们赞不绝口。人称祝桥食品首推羊肉，而孙德源羊肉又为祝桥之冠。
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竹桥”开始被移名为“祝桥”，一直延称至今。
据《二区旧五团乡志》载：清光绪二十六年，南汇知县吴次竹和委员汪稚竹来五团检阅团练，来到御寇河畔时，对时任竹桥镇团练长的储祝钧说：“我俩的名字中都有‘竹’字，也许和竹桥有缘吧。如今竹桥已改名为石桥，叫石桥不雅，太俗。仍叫‘竹桥’，已名不符实。你储祝钧的名字中有个‘祝’字，不如将‘竹’改为‘祝’，取个谐音，也讨个吉利。人地相宜。”储祝钧笑着答应了，祝桥地名来历由此产生，清末民初，两名混用，到抗战期间才衍变为“祝桥”。
如今也有人说，“祝桥”又称“祝家桥”，系祝姓人居住此地而形成此地名，实为误传。也有人说“祝桥”是为祝贺乔镗抗倭功绩而取此名，也系牵强附会之传说而已。不过，有一点肯定无疑，“祝桥”是因建御寇河而建造的便民之桥，也是为了抵御倭寇入侵骚扰。
“祝桥”的成因与乔镗有关。今日祝桥人不该忘怀乔镗的功绩，乔镗也许永远想不到他当时所倡建的一座小竹桥，历经数百年沧桑变故，21世纪的祝桥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