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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大是我大阿哥的同事，我大阿哥是木匠，他是铁皮匠。阿大和我大阿哥是个搭挡，常一起去居民家修理住宅。大阿哥负责修理门窗，阿大修理下水管道。
阿大的父亲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平度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员，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阿大年幼时曾瘫痪。当时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宋尚节来到山东平度，为瘫痪多年的阿大按手抹油祷告后，他能起立行走了。
阿大在家乡小学毕业后，随父母一起到了上海。因为他是山东人，所以，上海的孩子们都叫他“小山东”。
阿大的父亲是上海震旦大学的外语教授，虽然他是很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奉献自己全部力量的，只是全国解放后党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阿大的父亲在上海震旦大学任教时，认识了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当时，罗竹风负责上海的“三自爱国运动”。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7月11日，三自委员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称反对三自运动的北京史家胡同基督徒会堂负责人王明道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破获了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后来，三自负责人透露这篇社论出自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之手。
在1955年9月8日和1956年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接连将反对三自运动的天主教和地方教会人士作为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和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大规模镇压，教会领袖被逮捕，并进行控诉斗争。1956年1月29日当天自下午起，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将全国三自全体常委召集在文化俱乐部召开座谈会，直到午夜，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宣布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已经被捕，于是全体三自常委热烈鼓掌，表示感谢政府为基督教界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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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教内称九八教难，即上海教难。
龚品梅于1901年8月2日，出生于上海教区川沙县唐墓桥露德圣母堂附近龚家塘。
龚品梅幼年时常往圣母像前喜欢唱“信德常常保存”，跪念玫瑰经，奉献自己要做神父。
1930年5月28日，龚品梅在上海晋铎，委派到浦南任本堂司铎。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日本侵入上海，那时除法租界，公共租界，徐家汇教堂区外，都在日兵控制下，龚神父法语很好，领洗主保是圣依纳爵，因此亲近耶稣会，那时震旦大学院长、教授、都是法籍耶稣会士。教区领导委派龚神父任上海震旦大学附中教导主任，龚品梅为了要栽培圣召，增设了拉丁文补习班，栽培出了不少圣召，不少优秀修生。香港教区陈日君枢机主教，就是优秀圣召中的一个。
中国政府决心镇压不与其合作的由龚品梅主教领导的上海教区，在精心的预备之后，于1955年9月8日晚，采取大规模搜捕行动，将龚品梅主教，金鲁贤、张希斌、朱洪声、范忠良等30多名神父，以及教友，共183人逮捕入狱。据称在四川南路的洋泾浜圣若瑟堂主教府内发现了发报机、手枪等罪证，随后举办罪证展览会，组织信徒参观，然后进行声讨大会。
1960年3月17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公审。首犯龚品梅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龚品梅任震旦大学院长时，阿大的父亲是上海震旦大学的外语教授。在罗竹风的开导下，阿大的父亲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已变成了一个无神论者，还加入了共产党。因此没有受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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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共党内对宗教的看法分为南北两派，南派的前台是罗竹风，主张团结使用；北派的前台是任继愈，认为有害无益。
1956年，罗竹风奉命筹建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周恩来并授意他负责研究所谓“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史”课题。阿大的父亲受邀也积极参与了课题研究。
1962年，罗竹风因发表一篇题为《杂家》的短文，受到批判。1963年，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市思想工作会议上，对罗竹风进行了专场批判。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阿大的父亲逐步被剥夺了发言权，离开了教学岗位。
但他的待遇还很好，他有干部补贴优待券，可以买一些糕点，也可以高价买一些食品。上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都凭票供应，吃的东西定量供应，不好买到。
阿大的父亲受到冲击时，阿大就离开父母，居住在上海成都南路长乐路转角的那间沿街小屋。
也许是共同的命运，大阿哥和阿大是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聊天，也常在一起抽烟喝酒。
大阿哥和阿大有时也带我去“朝阳点心店”吃饭。我还记得那时点心店的赤豆汤，肉馒头。那红红的赤豆汤，大大的肉馒头，还有特别好吃的猪耳朵，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真是美味无比，让我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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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大迷上了下象棋。他先是看弄堂里的老人们下象棋，后来就和我大阿哥下象棋。下象棋可是个动坏脑筋的游戏，总在考虑用阴谋去杀死对手，连一兵一卒也不会放过。
我大阿哥是个善良老实的人，绝对想不出任何鬼点子去杀死对方的将相和车马炮，当然只有认输。
我在观棋时，看出了阿大的阴谋，我就会告诉我的大阿哥要当心，有时干脆帮助他下棋子。局势也会发生变化。
阿大很不高兴，就向我挑战，就要和我下一盘象棋。开始他赢过我。但，我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套路，他就赢不了我了。我再找他下棋，他就经常拒绝了。我想，他是个不服输的人，怎么可能在我面前丢了面子呢？
但我常看到阿大动手用旧铁皮油箱制作漏斗、簸箕等。我也学会了剪铁皮和铁皮接鏠等。这一手工活，已成了我如今的铁皮手工艺术技能。
印象最深的事。大阿哥后来成了机修工，单位领导要他制作一个特殊的铁皮漏斗，这是用作水泥搅拌的机械设备。这个铁皮漏斗底部是长方形的，上口却是方形的。大阿哥和阿大都早早失学了，没有这方面的设计和计算能力。大阿哥就请我帮忙测算。我用细铁丝做了一个长方形的小框架，再用细铁丝做了一个正方形的大框架，我将四根铁丝分别将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铁丝框架的对角作了连接。放大这个立体斜面就能算出铁皮剪裁的上下各自长度和斜线长度了。
大阿哥和阿大终于按照我的设计和计算方法，完成了铁皮漏斗的制作。从此，阿大对我也就特别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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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阿哥和阿大还有个搭挡，他叫小白，是个泥水匠，他还是个孩子，比我才大2岁。
小白是个孤儿。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后，龚品梅威胁农民教徒“不得承认分得土地所有权”，“不得参加斗争地主”。龚品梅3次召集上海、苏州、海门3个教区的100名神职人员在上海董家渡天主教堂开会，策划对抗土地改革，并在上海市区和川沙、南汇、松江、七宝等地天主教徒中广泛传达，强迫教徒遵照执行。朝鲜战争暴发后，龚品梅说中国抗美援朝是“不正义的战争”，阻挠青年学生参军。还在中外籍神职人员中公然散布希望侵朝美军打来上海，解除“倒悬之苦”。
小白的父亲是个基督教信徒，被指控参与了龚品梅的反动宗教活动，在运动中被打死了。他的母亲也自杀了。
小白父母死后，一个国语老师白钟柏收养了他。白钟柏曾是小白父亲的老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白钟柏能写一手好看的毛笔字，还能背诵唐诗。白钟柏对小白的教育，可以说是以心血来浇灌的，虽然有时有些粗暴，可也是因为爱之切，责之深。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小白和白钟柏也时有冲突，不免顶撞、冒犯，但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白钟柏临终前。所以一想起这些事来，小白就泪流不止。
白钟柏生前也和当今的家长一样，希望小白上个好学校。几次三番带他去上海的优秀小学去面试，也许是小白不够聪明，但更大的原因却是因为他的父母被卷入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正规学校没有录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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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的小学时代是民办小学度过的。小白上了小学后，白钟柏让他背唐诗，几天后定期检查。有时也给他讲讲诗的意思，是以理解背诵为主，并没有讲如何作诗，大概觉得小白还小。
白钟柏还让小白每天大字三篇，小字一篇的写毛笔字。描了一段红模子之后，开始临帖。大字临的是欧体，也临过颜体。
白钟柏死后，小白没有了生活依靠，也就失了学。在居民委员会的帮助下，比我年长2 岁的小白就当了泥水匠，住在单位的宿舍里。
我的母亲看到小白很可怜，也就让他经常到我家来玩，也省下一些好吃的食物特意留给他。
小白比较喜欢临欧体书法，喜欢那种刚劲俊逸。他在小学写毛笔字比赛中得了第一名。小白也教我学写毛笔字，我就开始挥笔习书，但从不管什么体不体。结果写字就一塌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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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常向我借书看。他告诉我，白钟柏不赞成买书，他总说：“书要是买回来，往往就不抓紧看。而借来的书就要抓紧看完还回去。”但白钟柏家中也有一些书，装满了书柜。白钟柏死后，这些书也不见了。
小白在读小学三年级时，白钟柏就让他看中国古典名著《唐诗三百首》。那时小白有很多字还不认识，白钟柏就让他自己查字典。
此时我的阅读，以童话和短篇小说为主，遇到生字一越而过，并不求解，意会而已。小白就将他的那本字典送给了我。
那时，我经常到小人儿书摊租小人儿书看，要是租回家看，两分钱一本，还要点押金。小白知道我爱看小人儿书，就带我去湖南路的孔先生家中去。孔先生是白钟柏生前的好朋友。孔先生家里有非常多的小人儿书，整齐的码放在一间房子的许多排书架上，这间房子里全是书架，很高大，一排排列队排放着很多的小人书。这些小人儿书是孔先生买给自己的独生女儿的。
后来，小白再带我去孔先生家时，那许多小人儿书不见踪影。孔先生叹了口气对我和小白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不可以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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