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母亲参加拍摄电影《星星之火》时当群众演员时拍的照片。
1
我是个摄影家，对摄影有着特别的爱好。用镜头聚焦生活，用光影留下快乐，用相机聚焦万物，用映像记录人生。其实，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
我收藏了一张母亲的特殊照片，这只是一张极普通的标准照，但照片背后留下的故事，催人泪下。
母亲的照片故事应该说平淡无奇，但拍摄这张照片后不久，居然还扯出了一张业余电影明星照片背后的故事：1936年，一桩婚礼轰动了整个上海滩。为什么一桩婚礼会轰动上海滩呢，因为这是一场集体婚礼。三对新人结伴同游西湖，于六和塔下拍照并举行仪式。 三对新人都是上海电影界的影星：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娟、唐纳与蓝苹。为他们举行婚礼的更是名流大家，证婚人是文化界的救亡领袖沈钧儒老先生，主婚人是著名导演郑君里。
照片中的顾而已与我的伯父沈朔风是电影演艺圈的朋友，照片中的蓝苹就是毛泽东最后一任的妻子江青。也正是这个照片中的蓝苹在文革中制造了一大串冤案，顾而已被迫害自杀，我的伯父沈朔风被批斗，从此退出了演艺界。
2
自父亲在那令人痛绝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全家陷入了恐慌的生活之中。母亲没有工作，我那14岁的大阿哥当了个小工匠，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他还得照顾我和我的小妹。
在当年母亲的交际中，只有她的堂嫂是闺蜜。堂伯沈朔风是我父亲的堂兄。堂伯和我的父亲是同父异母。
我的堂兄在朋友圈发给我的帖子说：“我父亲祖上三房，你们是二房。祖父去世早，父亲幼年过继给叔祖。也就是你的祖父。二叔离家革命，婶婶在我家共同生活。所以，我从小就与婶婶亲密共处。你的大阿哥是我儿时的唯一的‘弟弟’。我是看着二叔组织上来人接婶婶去沈阳团聚的。也是知道二叔、三叔一起申请，让我父亲享受军属待遇（上海军属第八大组长）的小辈。我母亲和婶婶是时间最长的闺蜜。我也保留着去你家别墅玩的模糊记忆。当时，我家已经快坐吃山空了。婶婶家好像有一男一女两个保姆。如果没有后来起起伏伏的生活，我们会象亲兄弟姐妹一样熟悉。大叔、三叔都是好久好久失去联系了。唯有你们，还有联系。我父亲也是人心险恶的牺牲。连带着我一生的坎坷。但生活终究还是公平的。我们都有丰衣足食的晚年。所以，希望你们能放下过去的一切，开开心心颐养天年。”
我的堂伯父是当时上海滩颇有名气的播音演员，曾在大美、华泰、友联等电台里主持过故事双飞凤、描音戏、话剧等专题节目。他甚至还是姚慕双、周柏春的前辈呢。我参加姚慕双、周柏春从艺60周年庆典活动时，当姚慕双、周柏春知道我是沈朔风的侄子后，姚慕双夫妇、周柏春夫妇高兴地与我合影留念，这张合影照片，我仍珍藏着。其实，周柏春的女儿周龄儿与我还在上山下乡年代同在崇明前进农场五七连队里务农。我们有过很好的交往。
1959年，开拍电影《星星之火》。导演：顾而已。主演：筱爱琴、诸惠琴、顾智春。我的堂伯父饰演剧中的账房先生。
电影《星星之火》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1925年，农村妇女杨桂英（筱爱琴 饰）在乡下家破人亡，丈夫病死，地主逼债。她迫不得已，带着16岁的儿子双喜来到上海，找她在纱厂当“包身工”的女儿小珍子，并希望能够为自己找一份工作。包工头庄老四仗着手里的包身契，不让她们母女见面。杨桂英正在走投无路时，恰巧碰上了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刘英（邵滨孙 饰）和与女儿在一起工作的高洪、高小妹兄妹。在他们的帮助下，杨桂英母子才进了工厂的清花问做工。进厂两个月后。她才经过千方百计找到小珍子。这时的小珍子已经被东洋婆打得奄奄一息了。小珍子的死引起了工人们的极大愤怒，他们向日方资本家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高洪领头与日本大班川村交涉，结果，高洪兄妹、杨桂英母子和许多工人都被开除了。
堂伯父除了演艺外，他还开了一个小药店并为患者看病诊疗，接触平民百姓的机会很多。因此导演顾而已要他帮忙找一些群众演员，他就举荐了不少贫困民众当影片中的纱厂工人群众。他知道我的母亲家境艰难，也总是给予一些帮助。母亲也被推荐了。按照规定，参加电影拍摄的群众演员也要经过筛选，那就是拍个标准照片，让导演过目。这也就是母亲拍摄这张标准照片的缘由。
3
顾而已（1915.5-1970.6.18），原名尔锜，字斧淮，影星、导演、电影艺术家，江苏南通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顾而已生于一个富裕的、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他的父亲顾敬基，是中国早期日本留学生之一，思想开通、崇尚科学，创办过私立崇敬中学，也是一个戏剧爱好者，这对顾而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赵丹的父亲在南通开了一家电影院，顾而已常在那里看电影，便结识了赵丹，两人成了好友。进入中学后，顾而已与同班的赵丹、朱今明、钱千里等一批热爱戏剧的同学经常到处找戏看，并在1928年下半年，组织成立了“小小剧社”，自编自导自演《南归》《苏州夜话》等舞台剧，在当地一些联欢会、娱乐会上进行演出，颇受欢迎。
1930年，顾而已考入上海大同中学，参与组织大同剧社。1931年2月，郑君里和赵铭彝赴南通指导成立剧联的南通分盟，小小剧社集体加入了南通分盟。次年，顾而已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由于小小剧社排演的《放下你的鞭子》《乱钟》《五奎桥》等一系列宣传抗日爱国、揭露黑暗现实的进步话剧被禁，顾而已返回了上海，很快便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左翼戏剧运动中。
1935年，顾而已加入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由剧联领导，汇聚了当时话剧界许多一流的人才。同年11月，他出演《钦差大臣》，以夸张又恰如其分的表演将一个昏庸贪婪的市长演的惟妙惟肖，被认为是“最能演戏的演员”，从而一举成名，蜚声舞台。
1936年，他在上海新华影业公司由《钦差大臣》改编的影片《狂欢之夜》中，再度成功扮演“市长”这一角色。这第一次的“触电”扩大了影响，使其进入知名演员的行列。此后，顾而已加入了新华影业公司，成为职业电影演员。
顾而已先后参演了新华影业的四部影片《小孤女》《青年进行曲》《长恨歌》与《貂蝉》。其中，他在《貂蝉》里饰演的董卓一角，在观众中反响很大，被誉为“中国的查尔斯·劳顿（美国好莱坞著名性格演员）”。
1937年，他与近百名影剧界知名演员联手演出了充满激情的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随后他加入到上海救亡演剧三队，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地，演出了《塞上风云》《民族万岁》《故乡》等剧。 同时，他又参加了中央电影摄影场拍摄的影片《中华儿女》和《长空万里》。
1942年，为了打破反动派的文化压制，顾而已加入了中华剧艺社，在患有腿疾的情况下，坚持完成了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五幕话剧《大地回春》。
抗战后期，他在郭沫若编剧的《屈原》中饰楚怀王。由于长期以来刻苦学习前辈演员的表演技艺，加上注意从查尔斯·劳顿等外国演员身上汲取粗犷质朴的表演特色，顾而已成功地将“楚怀王”演出了自己的风格，也标志着其在艺术上的成熟。
抗战胜利后，顾而已参演了《黄金潮》和《清明前后》，加入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并担任经理部部长。不久，他回到上海，签约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演员，并编写了揭露国民党接收大员豪取巧夺行径的《衣锦荣归》，随后又参加了《幸福狂想曲》的拍摄。
我的伯父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认识了顾而已。但不久，顾而已去了香港。
那是1947年冬，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内地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迫害，顾而已等人在香港永华影片公司导演卜万苍的邀请下，南下拍戏。在拍摄《国魂》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公司老板和四大家族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密切关系，便萌生了脱离的想法。
1948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卢绪章等人的支持下，顾而已出面筹组了大光明影业公司以拍摄进步电影。但是，在香港当时的环境下，却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譬如票房的亏损和港英当局的阻扰等。
创业伊始，公司没有资金，没有摄影棚，没有固定的演员，几个创办人都身兼数职：既是厂长，也是导演，也是演员，还是制片，还要四处筹划资金。从1948年至1951年的四年期间，“大光明”共拍摄了四部影片：《野火春风》《水上人家》《小二黑结婚》《诗礼传家》。
1950年，深圳解放前夕，顾而已怀揣喜悦，带着手提摄影机，冒着枪林弹雨，只身越过国民党军队的铁丝网，抢拍下了国民党军队溃退、解放军乘胜追击的珍贵历史镜头。深圳解放后，其弟顾尔镡到港探亲期间，创作了一个反映解放军渡江、江畔村民踊跃参战的剧本《扬子江边》。就在顾而已准备将其搬上银幕时，香港当局表示，如果拍解放区的故事，一律不准出售胶片。无奈之下，只好改拍揭露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残酷摧残的影片《诗礼传家》。
4
我的伯父再次见到顾而已是在1951年。
1951年3月，在夏衍、袁牧之的号召下，顾而已等为了摆脱香港当局对进步电影工作者的迫害，将“大光明”迁回上海。迁回上海后的第一部影片是《和平鸽》，反映了我国医务工作者抗美援朝的故事。第二部影片是《方珍珠》，描写被蹂躏、被损害的曲艺演员翻身解放的故事。
1951年底，上海将包括“大光明”在内的八家私营电影公司纳入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顾而已正式成为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专职导演。此后，他先后联合或单独执导了故事片《天罗地网》（1955）、《春天来了》（1956）、《消防之歌》（1958）、《地下航线》（1959）、《燎原》（1962）等；戏曲艺术片有黄梅戏《天仙配》（1955）和《槐荫记》（1963）；沪剧《罗汉钱》（1957）和《星星之火》（1959）。
顾而已在拍摄《罗汉钱》和《星星之火》时，与我的伯父接触较多。
顾而已随着艺术上的日臻成熟，他导演的影片除了承袭其本人质朴的表演风格外，还具有细腻、清新、节奏明快的特色，这突出表现在《罗汉钱》一剧中。而他导演的《星星之火》，则在镜头的分切运用、场面调度，以及追求民族化方面都有可喜的成就。
我的伯父因为与顾而已接触多了，也对他有所了解。平时对艺友们闲聊时，常说：顾而已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两栖”演员，一位编、导、演过约40余台话剧和30多部影片的艺术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人民的戏剧和电影事业，创造了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他在中国剧影艺术画廊中占据着应有的地位。
没想到正是这些夸奖顾而已的赞美词，让我的伯父在文革中受到了批斗，严刑拷打他的居然是他的学生们。
5
影片《燎原》，应该是顾而已导演生涯中最有价值的一部戏了。那时，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尚未消除，人民群众生活极端困难。顾而已来到安源煤矿深入生活、拍摄外景，不仅下到矿井深处仔细观察矿工劳作的情景，还访问了很多参加过安源煤矿大罢工的老工人，并找来了党史和工人运动史料十分认真地阅读。
顾而已没料到文革一开始就将国家主席刘少奇打倒了。影片《燎原》被批判为大毒草，是为刘少奇歌功颂德。
顾而已被打倒了。
其实，“文化大革命”期间，顾而己被打倒的真正原因却是他与江青有过交往，才受到迫害。
这牵涉到两桩旧闻。
其一，即1936年4月26日，三对艺人赵丹叶露茜、唐纳江青和顾而已杜小娟，在杭州集体结婚。
六和塔下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叶露茜、赵丹、蓝苹、唐纳、杜小鹃、顾而已，后排郑君里、沈钧儒、李清。
1936年有份名为《红绿》“八卦”小刊，专门报道各类娱乐新闻。该刊第一卷第五期有篇报道：《六个艺人的集团结婚》，简述六人结合的小史，称他们原打算假座腊雪斯舞校（由作家林微音所办），集体合演一出独幕剧，代作结婚典礼。不过这种浪漫的仪式因故取消，他们决定简化形式，延请名律师沈钧儒当证婚人，同赴杭州西湖，在六和塔下合影一张，婚礼便告圆满完成。
六和塔之行，由六人之中较具文化底蕴的影评人唐纳提出，取其“六和”、“六合”之意，最终获得众人的共识。4月25日清晨，三对新人和介绍人郑君里、李清以及证婚人沈钧儒等，从西郊梵皇渡汽车站出发，下午一点抵达杭州，他们共同游览了西湖。
六和塔之行，由六人之中较具文化底蕴的影评人唐纳提出，取其“六和”、“六合”之意，最终获得众人的共识。4月25日清晨，三对新人和介绍人郑君里、李清以及证婚人沈钧儒等，从西郊梵皇渡汽车站出发，下午一点抵达杭州，他们共同游览了西湖。
其二，白云庵月下老人祠，原址今已不存，以前曾是一处香火繁盛的胜地。月老祠签语，尤令广大的未婚男女乃至文人雅士们牵肠挂肚。传说他们曾在湖畔的白云庵月下老人祠，都争着求签，并且拿着取到的签条互相取笑。 
出发前在梵航渡车站前合影。左起为顾而已、杜小鹃、唐纳、沈钧儒、蓝苹、叶露茜、赵丹。
6
这些老照片中到底隐藏了哪些故事？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渐渐浮出了水面。2001年第1期《世纪风采》，作者孟东写了一篇题为《江青与叶群的一次“合作”》的文章。
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后，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从到延安的第一天开始，一直没有忘记三十年代她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原来的蓝苹改名为江青，可抹不掉的是自己的历史。以前的熟人时不时在眼前晃动，似乎有意提醒她不要忘记过去。江青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一方面伪造自己的历史，一方面企图销毁对她不利的一切证据。比如，她同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密切交往，她写给从前的老友郑君里的几封信等等。她要用自己的一张嘴改变过去的历史，用一双手消灭历史的痕迹并影响将来的历史。
1966年6月，张春桥奉江青“谕令”，趾高气扬地召见了电影艺术家郑君里。郑君里就是那位1936年4月杭州六和塔婚礼的主持人，并且是唐纳和蓝苹的男傧相。除了唐纳和蓝苹一对以外，还有两对是赵丹和叶露茜、顾而已和杜明洁小娟。而此时的郑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单”的“黑线人物”。整整30年，真应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唐纳远走海外，郑君里与江青从朋友化作了敌人。张春桥和江青已成了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要一起来对付郑君里了。而张春桥已经是上海滩红得发紫的头面人物，对郑君里这样的对立面自然是横眉冷对、傲然漠视。张春桥先是摆出一副严厉面孔教训了郑君里一顿，警告他在运动中站稳立场端正态度好好改造，早日回到革命群众的队伍中来。言谈中，这位刀笔吏转弯抹角地说到了江青同志。郑君里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冷得发抖，随即直截了当地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吧”他声调里居然有商量的语气，阴阴地透着一股杀气，郑君里当即答应了。
郑君里诚惶诚恐地回到家中，和妻子黄晨翻箱倒柜，把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给上海市委办公室转张春桥，并附了一封信给江青说：“请你处理吧。”
江青收到张春桥转来的东西并不满意，显然还有什么东西使江青放心不下。张春桥找郑君里又谈了两次话。至于谈了什么，在妻子黄晨的追问下，郑君里仍只字未露，足见他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并且怕说出来会连累家人。此后，郑君里整日精神恍惚，不言不语。有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煎熬的折磨，对妻子说：不知哪一天，我可能就回不来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办事拖拉并不满意，她要请叶群出面帮忙了。1966年10月4日，江青亲自跑到毛家湾林彪府上，林彪、叶群热情相迎，两个女人拉着手舍不得放下，一阵寒暄亲热之后，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语：“我们要谈点女人间的事。”林彪讪讪地走开了，心里嘀咕不知这个江青又要搞什么名堂。
江青和叶群来到叶群的卧室开始了一次密谈。
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叶群看着江青佯装谦虚，笑而不答。
江青笑里藏刀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
叶群做豁然开朗状，深深地点了点头。
江青直言不讳地说：“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着我想办法打倒他们。”
叶群一听江青有求于自己满心欢喜满口答应：“好啊，江青同志说得好，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
江青向叶群列举了一大串“仇人”名单：当年与她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夺走她热恋才子金某的孙维世；阻止她与毛泽东结合的严朴；不帮她找出当年被捕档案的王济普……不过，此次的急迫之处在于尽快找到两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火热情书；另一封也与唐纳有关，只不过是写给郑君里的，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远走海外不知所踪的唐纳。
在江青看来，和唐纳是结拜兄弟的郑君里应该知道唐纳的具体地址。江青之所以要和唐纳取得联系，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其中另有隐情。1957年的春节，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杨开慧的《游仙》词，即后来着名于世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声称：你毛泽东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愤激之下，江青即写信求助于郑君里。
郑君里见信自知非同小可，找来几个好朋友一起商议，大家一致认为此事决不能干，为免日后招惹是非，当场把那封信烧掉了，郑君里自然没有“遵命”联系唐纳。任凭张春桥左提醒右恐吓，郑君里万般无奈怎能拿得出信件来，因此招致了抄家入狱之祸。
7
近三十年（从江青1937年到延安算起到1966年）时间，江青在中国政坛上被压制而默默无闻，刚刚崛起怎甘心因几封信而毁掉自己前程。郑君里交来了不少信件、书报和照片，但却没有江青要找的东西，这怎能让江青卧榻安睡亲访林府就是为此。江青密托叶群说：“我有一封信，在上海一个电影导演郑君里手上，也可能在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人手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你想个办法，给弄回来。”江青当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信件的内容，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叶群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林彪要坐上副统帅的位子还得靠江青助一臂之力。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即，吴法宪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他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叮嘱此次进京的行动注意保密。江腾蛟立即飞赴北京先向吴法宪领受任务，又晋见了叶群。
第三天，叶群告诉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现在的局面，组织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里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论是书信、笔记，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叶群、江腾蛟为了保密，还分别给郑君里等人编定了号码，并规定：抄家的时候一律使用代号，抄得材料也用代号作标记。
8
大祸临头的郑君里，10月7日又上交了刚找到的几张照片，并直接写信给江青：“我不记得还有你的信，也不记得你给我们或给赵丹和他夫人写的信。”
10月9日凌晨，抄家行动开始。上海空军警卫排战士化装成红卫兵，一些被挑选出来的空军干部子女也加入进去，兵分五路同时行动，直扑郑君里、赵丹、顾而已、陈鲤庭、童芷苓等五家。原先在名单上的周信芳、于伶被临时勾去，躲过了一劫。周信芳的家，已被红卫兵查抄多次，因有红卫兵把守而放弃；于伶家住空军招待所对面，又久病在家，因怕暴露“秘密”而搁置。江腾蛟为此专门请示了北京，被批准可不查抄周信芳、于伶两家。
行动之前，江腾蛟下达了五条“军纪”：一，只要书信、笔记本、照片等文字材料，其他一概不抄；二，有人问就答是“上海红卫兵总指挥部”；三，带队负责人暗带手枪，但不准随便开枪；四，军用卡车牌照号码换下来或用纸糊起来；五，对行动的队员只说“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失落到这些人家里”，天亮前四时必须全部撤回。
江腾蛟坐镇上海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9日凌晨一时左右，十几个戴着遮住大半个脸的大口罩心中有鬼想掩盖什么，衣服长短不一，钮扣上下错系显然是临时换装所致，臂挂“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神神秘秘地进了武康大楼后，当即把门锁上，由专人看押电梯司机，再控制住电话避免走漏消息又便于向江腾蛟汇报，其余人小心翼翼地上了楼，尽量小声敲开门进入郑君里家中。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并不像红卫兵那样穷凶极恶，动作和言语都很轻，生怕吵醒同一层的邻居，声称只找重要文件。门窗有人把守；窗帘拉得严丝合缝。搜查者的行动诡秘、迅速、熟练、仔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微之处都不放过，甚至连郑君里的衣服、鞋子也搜了个遍。临走时，他们露出了本来面目警告郑君里：“不许把今晚的事情讲出去，否则就要小心你的脑袋。”
天亮之前，一麻袋、一麻袋查找来的资料被编号后运到空军招待所里，由江腾蛟指定的亲信再进行翻查、收集、整理，最重要的材料单独存放进一个包里。
天亮之后，上述五人所在的派出所和街道，纷纷向上海市公安局，甚至上海市委报警：一伙不明来历的人，抄了一些人的家，他们半夜行动，鬼鬼祟祟，不知为何。上海有关方面接报后，马上开始了追查，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还是参与其事的空军干部子弟向他们透了口风：是上海空军干的。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追查立即停止了，报告也同时传到了被蒙在鼓里的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当时张、姚正在南京。张、姚弄清是叶群在背后指使并与江青有联系后，即下令手下人：“不要再管了。”这时，江腾蛟已带上所有的材料飞赴北京。一路上，江腾蛟仍然惴惴不安，忧心此次行动的成果是否能使“上面”满意。
9
江腾蛟到达北京后，直接向吴法宪汇报。遵照叶群、吴法宪的嘱咐，这些查抄到的材料，被封存进空军保密室，不许任何人拆阅。其中最重要的一包材料被叶群拿走，第二天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江腾蛟说“上面非常满意”。所谓“上面”自然是指江青，从中可知江青已看过叶群带去的材料，显然要找的信件或材料大部分已在其中。至此，江腾蛟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因完成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任务有了邀功请赏的资本而暗喜。
1967年1月初的一天，叶群从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说空军要把一包东西退回，要赵先收下，叶群自己马上就回来。电话挂上不一会儿，空军司令部党委办的人就把那包东西送到了。此前，江青、叶群和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一起在钓鱼台江青处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最后决定“一劳永逸”。叶群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湾。
叶群乘黑色“红旗”轿车回到毛家湾时，一同来的有江青、谢富治。叶群把客人请进会客室，让工作人员叫来赵根生，从他手里拿到材料，并追问了一句：“没有拆封吧”赵答：“没有。”“那你就快到后院伙房把炉子捅开，这些材料要销毁。”赵根生刚捅开炉子，江、叶、谢一伙就来到了伙房。此刻的江青显得极其紧张，双臂交叉在胸前，在离炉子十步左右处来回踱步，不时偏过脸来瞥一眼，脸上毫无表情。叶群同样有些胆怯慌张，只有谢富治比较兴奋，不知他的镇定是来自男人的本性，还是来自公安部长的权力。谢富治亲自打开那包东西，和叶群一起将材料投进炉火。升腾的火焰映红了几个人的脸，江青带着欣赏的姿态看着叶、谢仔仔细细一片一片地把文件或照片扔进火里，两人的手微微地有些颤抖。在场的人都沉默着，除了火苗的窜动和纸张的断裂声，没有任何声音；直到一件件罪证全部化作灰烬，江、谢才离开。
10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了结。死的材料虽然化作了一缕青烟，但活着的人还有嘴巴，他们的嘴巴必须堵上。
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1970年6月18日，顾而已在五七干校一个工具棚门梁上自缢身亡，终年55岁。
在这场灾难中，我的堂伯父牵涉到与顾而已的关系。他被剧团造反派殴打至伤，不久便含冤而死。
我收藏了母亲那张拍摄电影《星星之火》时的试工旧照，却在电影《星星之火》中找不到母亲出演角色的影子，她在电影中饰演的是普通草民，在现实生活中，她原本就是草民。现在看来，草民有时要比那些社会名流要幸运些，从顾而已等人的命运归宿就能发现这一点。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