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记得很清楚，在那场震惊世界的中国反右派运动中，我的父亲中枪了。父亲从一个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革命军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右派分子。我从一个红二代突然变成了狗崽子。
我家被赶出了皋兰路的别墅住宅，搬到了成都南路石库门弄堂里。搬家那天，我第一次扒在本厢房靠门口的小方凳上做作业。邻居小男孩走到我身旁，轻声地念着我书写的作业：两只小羊。
我瞥了他一眼，没打招呼。后来，我们成了好邻居、好朋友，他也在念小学二年级。他叫荣华，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他的母亲是居委会小组长，其实就是管理这幢石库门里居民的领袖。
因为他家姓吴，大家也就叫她为“吴家姆妈”。荣华的父亲是个裁缝，公私合营后在服装店里干活。他家住在楼梯中间的那间亭子间，中间的天花板是三楼屋顶阳台改建的玻璃顶，东西侧房间的屋顶原是共用的晒台，后改建为住宅了。
荣华非常忠厚老实，胆子也不大。我可是个孩子王，弄堂里的孩子很快都围着我转。我常带领孩子们在延安路上追着洒水车奔跑和，也爱爬上梧桐树上学当孙悟空。我爱绘画和手工，会制作面具，还有刀枪，带着孩子们打闹玩耍。
我不仅爱和男孩子们玩耍，其实女孩子们也爱和我在一起，因为我会剪纸，这是她们最喜欢的礼物。
不过，邻居荣华身体弱，与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一起玩耍后，发了高烧。吴家姆妈臭骂了我一顿，还向我的母亲告了我一状。当然，我以后也就不敢擅自邀请荣华参加弄堂里的游戏活动了。
2
在儿时居住的石库门里，在三层楼有个很小的小阁楼，只能安放一张单人床和两把椅子。居住着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据说他是著名演员乔奇的养母，因此邻居们无论大小都叫她“乔奇好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任何邻居看到过她的养子演员乔奇。
乔奇好婆信上帝，破旧的木板墙面上贴着一些西方油画，画面是看不懂的耶稣画像。虽然那时宣传无神论，但也没有任何一个邻居告发这个老太婆。
乔奇好婆年轻时肯定又漂亮又有钱。因为她爱抽烟，一支接一支，完全是个有钱人家的派头。更令我惊讶的是她的耳朵特别令人害怕。她的耳垂是开裂的，开裂的耳垂中还垂挂着一个小肉坠。
原来，乔奇好婆年轻时喜欢带耳饰。一个无赖强盗看中了她的耳饰，乘她不备时抢夺了她的耳饰，撕裂了她的耳廓。但乔奇好婆仍然继续戴耳饰，结果又被流氓为抢夺她的新耳饰，再次撕裂了她的耳廓。所以在两个撕裂的耳垂中，垂挂了那个小肉坠。
乔奇好婆非常喜欢我母亲，她们爱讲女红和当年的时尚服饰。母亲也为她剪裁和制作衣服，她会给母亲一些劳务费。
乔奇好婆的一双绣花鞋是我母亲制作的，鞋面上的绣花样却是我画的样稿由母亲刺绣的。
乔奇好婆很喜欢我，总对我母亲夸奖我，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
因为乔奇好婆居住的三层楼小阁楼，没有窗户，夏天时特别闷热，她在白天也就常在我家小坐，与母亲闲聊。
乔奇好婆爱吸烟，这是笔不小的开销。她就对我说，你很聪明，你能将烟蒂做成香烟吗？你做能做香烟，我以后就买你做的种烟。
我将这事告诉了我的哥哥。我哥哥动了一番脑筋，自己发明和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卷烟器。
我开始带着妹妹走上街头去捡香烟屁股，然后把捡到的一袋袋烟蒂带回家。我就用哥哥做的简易的卷烟器制作香烟。哥哥很聪明，他做的卷烟器很管用，只要把烟丝末儿放在卷烟的纸上，然后卷动连在布上的竹筷子，就能将烟丝末儿卷起来。我将自制的简陋的劣质纸烟交给母亲，母亲就用这些纸烟去和乔奇好婆换钱。
3
经过吴家姆妈介绍，母亲开始参加里委组织的编织组，从早到晚地为别人编织毛衣。后来接到了订单，是为伊拉克人编织围巾。石库门和整个弄堂里的妇女都被动员了起来，在家编织围巾成了居民们的一份工作和收入来源。
我放学回来，就帮助编织组绕绒线，我做了一架竹制的绕线架，用绕线架绕上一绞绒线，就能收入两分钱。后来，我还学会了勾织围巾呢。
吴家姆妈是石库门里的居民小组长，后来还当上了里委治保主任。她原是一家纱厂的车间小组长，后闲居在家。吴家姆妈常到我家来，经常送些吃的喝的，有时还带我和妹妹去看免费电影。那个九星戏院就在我居住的后弄堂对面，都是旧电影播放，因此收费便宜。夏天时戏院提供免费的纸摇扇子。电影散场，那些纸摇扇子也常常被影迷们带走了。
“千万要有希望和信心，日子总会好的，现在我们国家还很穷，但有我们大家在，就有你们的一份。” 吴家姆妈常这样安慰母亲。
在饥饿的威胁中，哥哥小学毕业了。正当哥哥满怀希望地扑进书籍的怀抱时，贫困使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哥哥拿着中学录取通知单高兴地告诉母亲，母亲的眼里却充满了悲哀。家中没有钱供养他上学，他带着满怀怨恨和忿懑的心情，瞧着邻居家的孩子们背着新书包，穿着漂亮的新衣服，一个个跨进了中学的大门。
有一天，哥哥正与我在一起贴纸墙面，这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喂，你们俩在干什么？”
一阵轻轻的呼唤，使我的干涩的眼光转向了一个妇人的脸上。
“吴家姆妈！”我惊讶地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竟是她。
“天这么热，你……”哥哥开了口。
“你们不是也一样么，呆在屋子里，还不如多到外面去走走。”吴家姆妈一面说，一面用手慈爱地搭在我和哥哥的肩上。
“这天气，使人喘不过气来。”吴家姆妈叹了一口气，胸中的无名火，犹如那炙人的太阳一样。
“书总得要读，书总得要读，”吴家姆妈对哥哥说，“听说你辍学了，这没关系，将来总有读书的机会。你想工作吗？你不念书了，但可以去工作。”
太阳好象在喷火，屋子里象火炉一样。我和哥哥在屋子里再也受不了这残酷的热浪的冲击，无可奈何地走出房门。一出屋子，果然觉得好受了些，也许，这个空洞暗淡的屋子的压迫比骄狂的太阳更使人感到压抑吧！
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儿时戏闹过的曾经留下我们数不清的脚印的皋兰路，平时就很冷清的皋兰路上这时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只有东正大教堂门口的狗伸出了舌头。
皋兰路就象童话里讲的那样——经魔术师用手一点，所有的东西便突然变成了顽石，路上没有咕咕噜噜的车轮声，竹片织成的帘子，象垂下的眼皮儿遮住了教堂窗户，到处回荡着一股慵懒倦意，到处象顽石一样，毫无生气。
当我和哥哥回家后，母亲告知哥哥：吴家姆妈帮你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区房管所学做木工。
那年哥哥才14岁。
饥饿仍旧围困着我们全家，母亲开始整天唉声叹气，哥哥则天天精疲力竭地在暮色中收工回家。
哥哥用他十根小指头的劳动，要填饱五个饥饿的嘴巴，行吗？除了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我已经和母亲、哥哥一样，只顾考虑如何能弄到填饱肚子的最迫切必需的东西了。
4
14岁的哥哥因家贫而缀学，去打工当木匠了。平时由哥哥照顾的弟弟，就完全地由我负责了。哥哥比我大6岁，我比弟弟大4岁。
我的叔叔和婶婶曾来看望过我们。邻居们都说弟弟长得很漂亮，长得像我叔叔。婶婶告诉我母亲，父亲已离开了白茅岭农场，在安徽合肥一家砖窑厂工作。
我那6岁的弟弟，非常乖巧，沉默少语，不哭不闹。我给他讲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也给他讲曹冲称象的故事，还给他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
也许是弟弟太懂事太知趣的缘故，他吃得总是最少，有时连母亲也看不下去了，特意给他多添上一口饭、一口菜。一旦母亲不注意，弟弟就会把母亲给他新添的饭菜转瞬间放到哥哥的碗里，弟弟待哥哥特别好，以至我常常为此妒嫉哥哥。
母亲去看望外祖父和外祖母时，常会带着弟弟一起去。外祖母家在成都北路，与我家距离很近，跨过延安路就到了。
这一次，母亲带着弟弟一起去看望外祖父和外祖母后，弟弟病倒了。
近来，弟弟显得极度虚弱，由于饥饿，加上疾病，一连好几天，弟弟发烧得很厉害，母亲开始变得抑郁了。每日每夜地守候在弟弟身边。
弟弟的病越来越重了，邻居吴家姆妈也来得更勤了。有时一天就要来看望好几次。
“快给孩子去看病吧，钱，我们几家邻居凑齐了，里委的补助也拿来了，去吧，去看病要紧。” 吴家姆妈再三催促母亲。
一个小雨飘飘洒洒的秋夜，四周灰濛濛、湿漉漉、冷嗖嗖的。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广慈医院的长凳上了。
“叫阿姨。”母亲摇着怀里的弟弟说。
“阿姨。”不知是望着眼前的护士产生了胆怯，还是实在喊不出声，弟弟的嗓音很轻、很轻。
护士笑着点了点头，嘴角漾着淡淡的柔情的笑，这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白嫩的皮肤陪衬着素洁的白大褂，就象一个白雪公主。
年轻的护士从器械里拿起一只擦洗得干干净净的针筒，用她那白净而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拾起一只锃亮的摄子，用摄子在酒精瓶里摄起一小团消毒棉球，轻轻地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针筒，接着又换了一团消毒棉球，晶亮晶亮，就象希望之神手里握着生命神杖，光彩耀眼。
年轻的女护士看了一眼我的弟弟，笑着对我母亲说：“这孩子真好看！”
母亲点了点头，苦笑了一下，算是回答。
是的，弟弟的病很重，母亲在这种环境里是笑不出来的，但弟弟确实长得很漂亮，作为母亲的自然喜欢别人夸奖自己的孩子，难怪母亲的笑总带着一丝苦味。
也许，女护士已经看出了母亲的心思，含着笑劝慰母亲：“这是发高烧，不要紧的，只要打上几针，吃上点药就行了。”
母亲听了女护士的话，就转过脸对弟弟说：“听见吗？病很快就会好的，这针不疼，你不要怕……”
站在一边的吴家姆妈也帮着母亲，给弟弟卷起了袖口。
在卷起的袖口里露出了弟弟的一条细小的白净的胳膊，弟弟安详而顺从地听凭女护士用消毒棉球在胳膊上轻轻地擦拭，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
弟弟从来就没有打过针，他不明白打针是怎么回事，但他懂得大人们说的话，打完针、吃完药，病就会好的。
护士举起针筒，轻轻地将拇指朝上推了一下，针尖里涌出细细的一股药水儿，就象公园里的喷泉，水滴儿抛向空中，又静静地落下，一切准备就绪了。
女护士移动着婀娜的身子，轻盈地来到弟弟面前：“别怕，给你打得很轻很轻……”
弟弟没有哭，一点儿也没哭，只是微弱地抽搐了一下，以后就静静地无声无息地再也没有言语了。
当年轻女护士拔出针尖，弟弟就这样溘然地离开了人间。
望着弟弟宁静地睡着似的脸，年轻的女护士毫无觉察地依然微笑着对弟弟说：“不疼吧，一点也不疼吧……”
母亲轻轻地将弟弟捋起的袖口慢慢地放下来，吴家姆妈已经在帮助母亲提起来时所带的弟弟的那件带着补丁的蓝布小罩衫了，谁也没有意识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生离死别的骤变。
只是当弟弟的手臂无力地从母亲的怀里慢慢地朝下坠落时，当母亲再三呼唤他，他还是紧闭着双眼时，年轻的女护士才惊叫了起来，声音是那样的惨烈，以至于惊动了整个病房，招惹了许多许多穿白大褂的人围拢着弟弟。
一个戴眼镜的老医生用手翻开了弟弟呆滞的眼睑，接着弟弟被送进了急救室，而一切都完了！
母亲紧拉着弟弟的手臂，死也不肯松手，就象一头发狂的母狮，大吼大叫，凄惨地号陶大哭起来！
医生对母亲说，孩子的尸体要解剖，而且要母亲在一张表格上签字。
母亲已经麻木了，也失去了知觉。一切都是吴家姆妈代理操办的。
几天后，医院来人了，几个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带着一只盛满药水的桶，用一只喷洒器，在我家很随便地喷洒了一下，说是消毒，为了防止我们兄妹再染上弟弟同样的疾病。
5
弟弟究竟得了什么病呢？
吴家姆妈代母亲又去了医院几次，但杳无音讯，谁也说不清楚。弟弟唯一的死因，恐怕就是那晶亮晶亮的藏在针筒里的药水。
一张药方，本应该是一张生的路条，但转瞬间却成了死亡的签证！
母亲是无能的，她既没有文化，又没有权势，而且更可悲的是她没有钱，没有声辩的勇气。
她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丈夫的罪过，更使她失去了与人抗争的能力。就这样母亲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交付给另一个世界了。
弟弟活脱脱的才六岁的小生命，永远地消逝了。母亲一共了六个孩子，现在三个孩子先后夭折了。
没有多久，母亲便疯了。
“阿阳，你妈又晕倒在菜场里了！”
每当邻居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就飞奔到母亲身边。她总是撕烂自己的衣衫，在地上打滚，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大吼大跳，好心人就用烂菜皮或者瓜果之类的东西拼命地往她口吐白沫的牙关里硬塞，并说，这样，她就会清醒的。
等我赶到母亲身边时，到处是围观的、象看耍猴似的人。
不过，见我来了，那些人就用害怕我会向他们要施舍钱似的眼光盯着我，躲开我。
我离母亲只有两三步的路，但我却痛苦地感受到这两三步的路足足可以绕地球转上十圈，我害怕这些围观寻求刺激的人们的目光，我也讨厌这些令人不快的目光。
在这些目光的辐射下，我的头永远也抬不起来，我在这些奇异的目光下，我就象一头关在铁笼里的受了创伤的小狮子，真想扑上去，用我的爪子，用我的牙齿，用我的全部憎恨厮咬这些围观的人。
可是我的创伤太重了，我没有能力，没有足以使我抵抗这些目光的勇气。
我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屈辱和痛苦中，摇晃着母亲，扶着母亲。也只有当母亲苏醒时，靠着母亲给我的力量，陪着母亲，离开这些可怖可憎可恨的人们。
我常在梦中见到这些使人感到挖心剜肉般痛苦的目光，为了躲匿这些目光，我就拼命地跑，我会跑进一条长长的幽暗的隧道之中。这条冰冷冰冷的隧道，永远也望不到尽头。
在这条望不到尽头的隧道里，惟有一个神奇的妇人举着火把，在前面为我引路，这个女神般的妇女就是吴家姆妈。
因为当我们全家陷入最痛苦的幽暗深渊时，惟有她依然如故，时常出现在我们面前。吴家姆妈常给我们送来救济金，也给我们送来安慰和温暖，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会克制自己那些多余的意念，而沿着冰冷冰冷的隧道倔强地往前爬行，坚信这冰冷冰冷的隧道总会有个尽头，一定会有太阳、天空、色彩，一定有热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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