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自己 第十二章

  1

1957年至1958年的那一场波及全国的“反右派”政治运动，数千万新中国的社会精英打入了地狱。在“百家争鸣”的口号声中，那些书呆子们一个个自投罗网，将“大鸣大放”视为人民中国的自由民主时代的到来，结果全都愚蠢地入了政治圈套。被摘下了头上曾经戴过的光环，充军、流放、劳改……一个个家庭开始崩溃。

时过境迁，那些曾经有过的记忆虽然无法抹去，但活着的“老右派”们重新过上了人的生活，甚至神的生活，在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也详尽地记述了那段经历。遗憾的是，他们只讲述自己的痛苦，却很少有人谈及他们的子女是如何熬过那段岁月的。

自粉碎“四人邦”的时候起，我就拿起了笔，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回忆了那段历史。1989年，我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死的活的和疯的》，在编辑赵玉珂的支持和鼓励下由海燕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用孩子的眼光评说“反右”斗争的文学作品。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马老师，为我的新著写了序言。我说过这是我的第一部自传小说，我还要写第二部、第三部……写尽自己的一生，写尽自己与共和国同时经历的所有一切感受。时间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没有落笔，不是懒惰，也不是没有时间，而是遇到了一个难点：那就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人生经历了太多的欺骗岁月，在口号中长大的孩子，已成了七十岁的老头了，如何认识自己走过的路，是对？是错？离不开对这个社会的评说。

我努力寻找父亲失败的原因，结果是：我已经重走了父亲的道路，我不知不觉地坐到了一个父亲曾经得到过的处级干部位置。可以说，我的身边总会晃动着父亲的身影，他没有为我自豪，他的眼神总是流动着悲伤……我决定了，弃官下海，做一介平民。

我开始写作了，我的第二部自传体小说也在十指尖流淌，我不在乎能否正式出版，我所期望的只有一点，多说真话，用自己的心去说话。书桌上放着的是包公的石像，我用他来监督自己的一言一行。人生说真话太难，难道对自己也要说假话吗？不。

2

随着键盘的敲击声，我想起了那天早晨。那年，我读小学二年级。

1958年的3月8日，父亲在上班时，被警察带走了。他被带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父亲从此被打入了冷宫地狱，一去不复返。

与此同时，我们全家被赶出了那幢英国式的花园住宅。我们搬进了成都南路、巨鹿路口的那条名为“巨星里”的弄堂，那里的居民与我以前的邻居，显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素质，粗鲁、野蛮、愚昧，几乎全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再也见不到那些梳着小分头，穿着吊带西装裤的小伙伴了。

我的另一段童年时光是在成都南路和巨鹿路交口处的市井烟火中度过的。

弥散在这一带的弄堂烟火气，虽非新潮，却似一本分量不轻的书，都是真实的存在，小而简陋，旧而深远，给予临近淮海路和上海一个连接市井的出口，既是一种反差，也是一种审美的留白。

在上海魔都，几乎所有和淮海中路相交的马路，都有精彩的故事，即使与淮海中路隔一两条横马路的路，也有说不尽的传奇。但地处淮海中路中心地段，仅有两条的丁字路口，之一为雁荡路，像是一个喇叭口喧嚣入耳，路口的雁荡大厦和妇女用品商店，是著名的地标。之二为成都南路，故事却不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特别熟知这条路，因为这条路，留下了我童年时代的记忆，直至现在也忘记不了。

成都南路，旧称贝禘鏖路，位于淮海中路路口。

在反右运动中，父亲落难后，全家被赶出了皋兰路，从此成都南路就是我的立足之地。
    成都南路这一段，我读小学和中学，乃至后来走上了上山下乡之路，不知道在这条成都南路走过多少回。与我同行这条路上的有我的街坊邻居，也有小学和中学同学，有我的青春伙伴。

那时候的成都南路非常市井，是淮海路位于当年的法租界，名为霞飞路。霞飞路和禘鏖路路口，只是一个留白之处。后来有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伊势丹。伊势丹在经历了和万得城的聚散后，好不容易重新命名为“阳光527”，全智贤代言的滴乐咖啡首家海外分店，也在此开张过。但没几个月，再一次人去楼空。不管是“阳光527”，还是之前的伊势丹，还是最早的广告牌，它都堪称是成都南路的牌楼。但这个牌楼徒有虚名，还不如当年广告牌时期。

成都南路被大家淡忘了，但我却记得。至少那个饮食店“瘦西湖”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很有意思，几十年的社会市井变革，最守得住的记忆，不是大脑本身，却是与肠胃功能有关，味蕾系统让我记住了几十年前的风味。

那个“瘦西湖”门店是瘦长的。门面有三开间，却是没有多少深度，是和楼上的居民同样的房型格局，因为瘦长，店堂里摆不下几张台子。经典的“双档”“油豆腐细粉”是“瘦西湖”的招牌，也是很多青年男女在淮海电影院看完电影后的享受。

我的哥哥是个影迷，他经常去淮海电影院看电影，有时也带我去。看完电影，也让我在这里享受一下舌尖上的味道。“双档”是在“瘦西湖”三开间门面最南面做的生意；最北边的是大饼油条粢饭糕，当然还有粢饭。

店门在中间，进去一边是买筹码，一边是豆腐浆，十几只蓝边碗摊在白铁皮子台上——那时候还没有不锈钢，淡浆、甜浆、咸浆，有店员杂耍式地甜浆摆糖、咸浆摆葱花油条榨菜虾皮，有点像杂技转碟……排队之际，也就是欣赏了。那时名气很响的要数三丁包了，那已经是1980年代的后起之秀了。

弄堂口另一头的“三记”理发店名气更加久远，旋转的三色旗标志，算得上是成都南路的夜照明景观。

“瘦西湖”后门开在隔壁弄堂的“仁寿新邨”里，后门也就是“后台操作”之地。

在“仁寿新邨”里，我有几个儿时玩伴，玩伴的早就记不住了，绰号却是没忘记，比如芋艿头，白癞痢，烫山芋。

3

我的儿时玩伴芋艿头居住在“仁寿新邨”里，他的母亲毕业于香港中华音乐学院，学过声乐。

芋艿头告诉我，她的母亲内心十分强大。她的母亲在香港邂逅父亲，是她“拿下”了父亲。他的父亲在五十年代是香港著名的大音乐家。他的父亲在香港什么都干，既是音乐家，还是摄影杂志主编，还任过酒店总管，甚至当过警卫，他还是一个格斗行家。

芋艿头出生在香港。他的父母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奉命从香港到上海的。芋艿头的父亲还在等待组织上安排工作时，突然组织上派人找上了门，通知他父亲等待审查结论。原来，他的父亲是共产党安排在香港的线人。他的上司就是潘汉年。潘汉年被抓，组织上就诱骗他父亲到上海，然后就是逼迫他交待与潘汉年的接触和联系线索。

芋艿头愤怒地对我说，他母亲告诉他，在中共情治系统中，我父亲只是个低端外围链，只是个小鬼，有个屁问题哇。他们查不出我父亲有什么问题。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罪，还说上海当时的一个大作曲家陈歌辛是他的老师。没想到，陈歌辛50年代成了“右派”，1961年饿死在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组织上查不到父亲与潘汉年反党集团的罪证，也查不到他与陈歌辛一起鼓动的右派言论。但被 扣上了一顶“香港反动与黄色”音乐家的帽子。

芋艿头摇着大脑袋瓜子说，父亲从香港到上海后，居然没有单位敢用他。经组织安排，他先暂去工厂“锻炼”一段时间。但父亲回国后工资不低，好几百大元。下放工厂后，厂里没那么高工资，六十年代父亲瞎“积极”，还主动要求减薪。

父亲虽然主动要求减薪，但组织上每月会给他送“津贴”。父亲签收后每次会鞠一躬，表示对组织的感谢。有次他过于谦卑，被母亲当着来人的面狠狠瞪了一眼。

母亲对芋艿头说：“我们不需感谢，他们应该向我们道歉！”

4

与芋艿头父母一样倒霉的，还有烫山芋。

烫山芋的父亲经补习后，考上了医学院，是高才生，后来成了名医生。他在“肃反和潘案”中受牵连，被“消灭”了。

烫山芋兄妹四人，全靠母亲拉扯长大。六十年代号召青年都要“学习邢燕子与董加耕”，分别去了青海和新疆。那时新疆和青海可真是远在天边。烫山芋的大哥去了新疆。大儿子走后，他母亲伤心欲绝。她是“反革命家属”，孩子不去也没别的出路。她母亲还必须在组织面前表白：“我响应主席号召，把孩子交给了党”。
  芋艿头的母亲知道她的难处，当面是不吭声的。但却对芋艿头说：“放屁！烫山芋妈是个软骨头。” 
    烫山芋的大哥在新疆建设兵团开拖拉机，应该说是份不错的工作了。但没料到，工作不到二个月，就出了事。拖拉机出了故障，拖拉机翻了车，活活把他碾在履带之下。
    烫山芋的母亲孤独无助的找到芋艿头的母亲哭诉。哭了好几天。

芋艿头的父亲只能善心安慰。他突然问烫山芋的母亲：“新疆建设兵团算不算服兵役？他可以算烈士吗？”
    烫山芋的母亲只是哭。芋艿头的母亲马上明白了，她对自己的丈夫斥到：“上面怎么处理你的，你不知道？算你个工伤就不错了，还想当烈士，你做梦！有你这么问的么？你一辈子也改不了天真的毛病，真是蠢得要死！”
   芋艿头的父亲被自己的妻子呲的什么话也没有了，她又大声说:“我们家的孩子，什么号召都不许响应！”
   芋艿头的母亲是说给丈夫听的，也说给自己听。局势越来越左，她有种不祥预感：自家的孩子，也许也会在劫难逃。

芋艿头的母亲常对孩子们说：“你越听话就越没有好下场，我不需要你们做个听话的孩子，你们的路要靠自己去走！”   

5

芋艿头母亲的个性倔强是出了名的。芋艿头曾问母亲：“妈，爸那么革命，你怎么不劝劝他？他要是不回大陆，今天不会出这事，我们也就不会过这苦日子了。你为什么要搭进去一生，这算是哪一出？”
    芋艿头母亲就会大骂他的丈夫无能无知。倒霉的事还是来了。“阶级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次弄堂里出现了“反动标语”，芋艿头母亲每次出门都会发现有人跟踪。跟踪她的是居委会的那些阿姨们。

她会故意兜一圈风，把“尾巴”甩了后回家。回到家，她就勃然大怒，把一楼的前后门都打开，拿起一个钢精锅“哐当”朝天井水泥地上一摔，大声骂道：“他妈的，瞎了眼的，跟踪我！先跟我学学吧！蠢货，我看这案子十年也破不了！跟踪我干嘛, 真他妈饭桶！笨到了家！”
    芋艿头父亲吓得赶紧过来低声说：“不至于吧？不至于吧？要相信组织。”
  母亲的回答是“啪”再大声摔了一个盘子！这时前后左右邻居窗里门后的监视者们把头全缩了回去。

 芋艿头母亲成了书写“反动标语”的嫌疑犯。终于有一天，她出门后再也没有回来，而是被“请”上了停在马路边的一辆军用吉普。请她去的部门倒很客气，就反复问，你们为什么要从香港回来？ 

芋艿头母亲态度很不合作，甚至有点嚣张。她心里有点瞧不上这些公安，觉得他们好蠢。耗了近半个月，尽管好吃好喝的，最后母亲还是向他们要了笔和纸，写下一个电话和一个人的名字，冷冷地说：“你们去问他。他会告诉你，我们为什么从香港回来。”
    一连三天没动静，送吃送喝的人越来越客气。第四天，一穿鸡屎绿服装的副处长，连哈带哄地把芋艿头母亲送了回来，还是那辆屎黄色吉普车。

原来，芋艿头母亲在纸上写下的那人名是个大人物，是市任分管公安的一名副书记。这个副书记在香港时也曾是地下党的线人，还得到过芋艿头父亲的资助。

芋艿头母亲回家后，弄堂里前后左右天天监视的人都消失了。她与丈夫嘀咕了好一阵，就说了一句：“笨！”

芋艿头父亲“嘿嘿”地讪笑，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知道没事，他被审查审习惯了，对自己的妻子“失踪”一点也不一惊一乍。

芋艿头对我讲起这些事，非常得意。

他告诉我，那个分管公安的副书记曾经被国民党关押过，是他的父母将他救了出来。父亲被扯上潘汉年一案时，就是这个副书记帮忙作了澄清。副书记还特意关照父母，以后再遇到麻烦，就来找我。

芋艿头曾经问过他母亲：“你早说不就完了，耗那么久干嘛？” 他母亲说：“我得看看他们是什么货色吧？我怎知这些人究竟是干嘛的？诈我可没那么容易。电话不会随便给！”

6

    芋艿头母亲看上去非常强势，其实还是很温和的一个人。五十年代，她总是穿洋装，芋艿头给我看过她年轻时在香港拍摄的照片。但是自从被公安传唤后，她变了一个人，喜欢穿“列宁装”。

我不会忘记那段记忆。

有一次，我正在芋艿头家在玩耍，他母亲走到我身边，对我说：“走，我带你去吃油豆腐细粉汤。”

成都南路上的“瘦西湖”就在芋艿头家旁边。油豆腐细粉的细粉是要泡的，泡好的细粉倒在淘箩里沥水，那一个淘箩足足有水缸一样的大，偶有细粉倒在了地上，拾起来冲一冲，又倒进了淘箩，也未听说有食物中毒的。

芋艿头母亲还请我吃了粢饭糕。粢饭糕是要用模板压的，压好后搬到店堂白铁皮台板上，一块块切开来。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我与芋艿头分手的日子。隔了一段时间，我才从儿时童友白癞痢和烫山芋那里获知，芋艿头全家已搬走了，搬到武康路湖南路那一带。那一带居住的都是领导干部。显然，芋艿头的生活已改变了。

我失去了一个朋友，留下的只是这些零星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