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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草民千万不要盲目地卷入政治旋涡之中，政治不是游戏，政治是杀戮，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政治是政客和权贵们的决斗舞台，远离政治是草民求生的唯一通道。
母亲的一生远离了政治，她选择了典型的上海小市民们的生活方式。我不反对母亲的选择，这是无奈的选择，却也是一种小市民的生存之道。
你想成名成家，出人头第吗？
近年来，不少文革时期“红卫兵”公开向被害人和公众道歉，让这段十年浩荡的血腥往事再度浮现在世人面前。
被迫害致死的书画艺术家有潘天寿、丰子恺、王式廓、董希文、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被迫害致死的作家、诗人有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被迫害致死的文艺评论家有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被迫害致死的翻译家有董秋斯、满涛、丽尼……
被迫害致死的电影艺术家有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被迫害致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有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被迫害致死的话剧艺术家有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被迫害致死的戏曲艺术家有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被迫害致死的曲艺家有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被迫害致死的音乐家有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
被迫害自杀身亡的文学艺术大师有邓拓、老舍、陈笑雨、陈梦家、言慧珠、叶以群、刘盼遂、赵慧深、罗广斌、
严凤英、杨朔、储安平、傅雷、翦伯赞、上官云珠、容国团、周瘦鹃、李广田、吴晗、顾而已、闻捷、刘绶松、范长江、王重民、陈琏、李平心、熊十力、顾圣婴……
中国文化人，群星璀璨，但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太过短暂。当他们绽放光芒后，随着“反右”和“文革”的风暴来袭，这些文化人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运动的汹涌洪流。优秀的艺术家们，被裹挟着向前，身不由己。
记得，我母亲在我小时候总对我说：“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此总让我吃苦瓜。后来，母亲不再要求我天天苦读书了，母亲对我唠叨最多的是这句话：“宁可跟要饭的娘，也不愿有个当官的爸。”母亲要求我远离政治，做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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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石库门弄堂生活，确实让我远离了政治。生活在弄堂里的孩子，基本上都能适应小市民的生活方式。
位于成都南路上的“瘦西湖”边上有个仁寿新邨，这里的“仁寿”两字，不是因为仁而长寿的功利关系，而是既仁且寿的人生境界。中国人喜欢讲仁、讲寿，这也没有什么引人质疑的地方。
令人困惑的是仁寿新邨这一个“邨”字，在成都南路上是很少见的。仁寿新邨里面有一幢房子属于上好的新式里弄风格，建于1928年，有三层楼房九个门户，每一个门户都有突起的台阶和小小门廊，还有半圆的阳台，若它“投胎”在武康路湖南路，肯定是不错的房子，可惜没有查找到社会闻达曾经居住，也就少了文化和历史的气韵。上海弄堂名称中有“邨”字的，基本上是属于高档的带有洋味的居住区。
仁寿新邨与“瘦西湖”比邻，却不是以“瘦西湖”出名，它的名气在于弄堂内的一座小木屋，那是—个传呼电话亭。从淮海路到长乐路一带一个居委会辖地的电话传呼，都是在这里传来呼去，当然也是路人的公用电话亭。弄堂口墙上钉了一块铁皮红牌子“公用电话”。
小木屋有门，也有木质的移窗，移窗有小窗台，摆着一个拨盘的电话机。里面坐了两个接听电话的阿姨，还常常戴了红袖章。一个文化稍好，负责接听电话，要把对方的姓名记下来；一个脚劲好，负责去叫电话。若是冬天，手里捂只热水袋或者盐水瓶；若是夏天，移窗和门都开着通风，阿姨手里有一块冷水毛巾揩汗。
其实，我家居住的“巨星里”弄堂口也有个公用电话亭。
说起这传呼电话，至今让我想起，是它当时承担着个人市井信息的传递。
谁家先生在产院陪爱人待产，直至晚上七八点钟还没有动静，护士就会关照这位先生可以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刚过，传呼电话阿姨在弄堂里便会呼叫这位先生的名字，告诉他，医院来电话了，他爱人生孩子了，快点去医院。
这是电话亭早上 7 点上班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公用电话亭的服务时间，基本上就规定在这个时间段。
因为不需要回电，这位先生只要付3分钱的传呼费就够了。
现在，传呼电话小木屋早就没有了，“瘦西湖”也没有了。仁寿新邨的弄堂还在，门口有一块绿色的标牌，写着“成都南路142弄1-7号”。我家居住的“巨星里”在修建南北高架时被拆了。
南北高架以成都路命名，称成都路高架，成都南路巨鹿路口则全面动迁，桥下成了一片绿地。我家被埋在绿地下了，这片绿地上的亭子就是我家原先的屋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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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星里”没了，但“巨星里”同住的石库门邻居的孩子们都还在，大家建了个微信群。
居住在亭子间的吴家姆妈的孩子，爱华、荣华、阿萍都是我的微友，只有阿强没有联系。记得，阿强在小时候就不入群，较内向，基本上从不惹事生非。
居住在吴家屋顶上的两个由露天阳台改建的小屋是陆家姆妈一家。陆家姆妈有耀辉、耀琪、耀峰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叫黎萍。陆家伯伯的父亲曾有自己的私营企业，在公私合营那年，企业实际上被没收了。因为陆家伯伯的父亲去世了，陆家伯伯名义上是私营代表，却没有上过一天班，就被打发到崇明岛参加围垦去了。陆家姆妈独自养育孩子们实在是艰辛。在耀琪、耀峰还没出生前，陆家姆妈需到里委生产组去上班，没人照顾年幼的耀辉和黎萍，我就成了他们的小阿哥，给他们讲故事，哄他们睡午觉。后来，陆家伯伯返回上海了，他会打拳，每天清晨会带着女儿黎萍去复兴公园练习武术。耀峰出生和长大后，一直不离我的左右，我是他最喜欢的小阿哥。
其实陆家居住的两个小屋，有一间东面的小屋原先居住着一个小皮匠，据街坊说他的妻子是个扒手。小皮匠搬走后，新住户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我至今不知道他们是从事什么职业。但肯定男主人是个党员干部，因为他家订阅《支部生活》和《参考消息》。阅读完的过期《支部生活》和《参考消息》放在一个竹篮子里，竹篮子就挂在我家三层小阁楼的楼梯口。因为这些过期报刊最终都是送到废品回收站的，所以征得女主人的同意，允许我将《支部生活》上刊登的漫画剪贴下来。这些漫画是我学习绘画的参考资料，也是我最初接触到政治宣传品。
女主人不知是干什么工作，她几乎都是在晚上八点左右去上班。她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看滑稽戏。那时位于成都南路和延安中路口有个戏院，戏院设在浦东大厦。女主人夫妇俩看戏看到一半，就会匆匆回家，将票根给我大阿哥和我，让我俩赶往戏院去看下半场节目。因为他们得赶到单位去上班。下半场的节目也很精彩，因为滑稽戏大都是折子戏，不影响观赏。我印象最深的节目有《三个女婿》、《七十二家房客》。也许是自小看滑稽戏多了，我也变得幽默了，当然说白了，我是变得油腔滑调，爱说笑话了。
数十年后，我的漫画作品参加过全国漫画展，我编撰的《笑一笑》《上海阿木灵》等幽默笑话书由上海少儿出版社和中国妇女出版社先后出版。《小朋友》《少年文艺》《哆来咪》《中学生报》《支部生活》《解放日报》《上海农垦报》等都刊登过的漫画作品，以及搞笑文章。回望那些往事，显然都是源于那对女主人夫妇的启蒙。
知恩当图报，遗憾的是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户邻居长辈姓什么。
4
在“巨星里”同住的石库门邻居中，还有两户邻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都居住在地层。
住在灶披间的一对夫妻，主人公长得很瘦，几乎看不到任何突显的肌肉。他的妻子却长得出奇的肥胖，除了肥大的肚子，绝对看不到腰。我们都用上海话叫她“大大姆妈”。
“大大姆妈”在附近一所幼儿园里当厨师。她见到我时，时常会给我一些小零食。吃人家的嘴软，因此我从没说过她一句坏话。
另一户人家住在底层后厢房，也就是我家楼下。那是一个孤老太，广东人。
照理说，她和我母亲是广东同乡，关系应该好一点。但这个孤老太和我母亲常会吵架。起因却总是我引起的。
我的母亲爱清洁，总喜欢拖地板，甚至用刷子涮地板。这个任务又总是派送给我去完成。
我干活总会偷懒，带水的拖把懒得搅干，拖把上的水也就会渗着地板的缝隙，象下雨般滴落到地层的后厢房。气得孤老太跑上楼来斥骂我母亲，教子不严。奇怪的是，孤老太从没骂过我一次。但我还是对孤老太没好感，因为我的耳朵又被母亲狠狠地扭扯了。
不知什么时候，孤老太去世了，她的外孙居住在这个底层后厢房。孤老太的外孙是个老好人，也许是个文化人，会讲故事。起先，邻居娃们都 会到他家听故事，可是，没多久，听他讲故事的只有我了。因为他也是广东人，讲的话全是广东语音，孩子们听不懂。所以，大家都叫他“广东爷叔”。
我母亲是广东人，她与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讲广东话。我的大阿哥也会讲广东话。但是我的母亲不让我和我的小妹学讲广东话，原因是上海人称广东孩子为“小广东”，“小广东”和“大上海”作比较，显然是上海人歧视了广东人。为了反对歧视，我不会讲广东了，但我却能听懂大部分的广东话。
“广东爷叔”用带有浓重的广东话发音给我讲了很多故事，大都是关于地理的知识，还有广东的历史。也有关于孙中山和黄浦军校的故事。
“广东爷叔”从没有与我的母亲发生过口角。因为我拖地板时，即使偷懒，带水的拖把上的水渗着地板缝隙，滴落到后厢房，也没关系。“广东爷叔”准是上班去了，等他下班回家，滴水早就干了。
那时，我是睡地板。我趴在地板上，透过地板的缝隙能看到后厢房的灯光，灯光下，我总会看到“广东爷叔”在静静地坐在藤椅上看书。
由于，后厢房的电灯就悬挂在天花板上，也就是我家的地板上。灯泡发出的灯光透过缝隙，成了我阅读的最好照明光源。借着这些光源，我读完了《西游记》《水浒》《三国》和《封神演义》，我已能阅读成人读物了。也许我是渐渐长大了。但我却依旧没有长大，我不喜欢看《红楼梦》和《西厢记》，那些关于爱情的故事，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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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星里”同住的石库门邻居中，有好几个女孩，她们也是我生活圈里的贴心伙伴。吴家姆妈的大女儿爱华就象我的姐姐，我视陆家姆妈的女儿黎萍为妹妹，我们从没红过脸，吵过架。
二楼前客厅居住的是王家。王老太与她的小儿子住在一起，我们都叫他爷叔。爷叔的妻子是上海一家大医院的医生，我们叫她婶婶。爷叔和婶婶收留了一个养女，后来这个养女也在大医院工作。爷叔的哥哥居住在杨浦区，他是当地的五角场派出所的公务员。
爷叔的哥哥和嫂子就居住在我家那时的西厢房。后来，他俩离婚了，嫂子仍居住在那间西厢房。她与陆家姆妈关系特别好，常在一起聊家常。
爷叔的哥哥再婚后，搬到杨浦区居住了，但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黑黎和女儿艳玲寄居在王老太家中。嫂子不久也搬走了。那间西厢房就成了我的家。
黑黎和艳玲也是我和我小妹的好朋友，唯一的区别是黑黎和我小妹同岁，他们谈得拢。艳玲却与我很合得拢。艳玲比我小，她常在家门口坐在小櫈子上做作业，见到我时常会问些作业上的问题，我就会帮助她解疑释难。
其实，我家小妹是个热心人，她与整幢石库门的邻居个个谈得拢，也知道所有家长里短那些事。她知道我家原住户主人的故事，当然是指王家的事。她也是艳玲的好朋友，与她谈起过其生母的故事。我家小妹根据陆家姆妈提供的线索，她带着艳玲去见了自己的生母。
比我小两岁，与我小妹同岁的婉婉一家住在二楼前厢房，与我家只是一板相隔。她是家中是老大，有三个弟弟，伟达、家祥、伟清。父亲姓王名关荣，母亲姓马。王老太是婉婉的奶奶。但我们按上海风俗叫婉婉的母亲为“婉婉姆妈”。
婉婉姆妈和婉婉都长得特别漂亮。婉婉姆妈与我母亲犹如姐妹，我母亲比她年长12岁，她们无话不谈。当时，我母亲38岁，婉婉姆妈才26岁。
婉婉爸爸长得高大，也很帅。因婉婉爸爸名关荣，与我父亲早年的名字相同，我家小妹就笑称他为“慢爷”，“慢爷”是上海话，意同“后爹”“继父”。
由于两家关系和睦，受此影响，我和婉婉也是俩小无猜，有时还会相互追逐打闹。她曾抢走了我的照片，我急得要她还给我，结果她还给我的照片却是她的人像照。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后来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那时能吸引邻里女孩的是我的才华。哈，我会绘画、剪纸、手工制作，还会讲故事、说笑话。元宵节，我能自己看作兔子灯，春节时制作走马灯。平时剪纸是刺绣用的花样。我家自制的馒头，是由母亲合面后，由我将这些面团捏成各种卡通式的鱼、虾、蟹和青蛙、兔子。我还会包粽子和灌香肠。我甚至会扎鞋底和编织围巾。你说，会有不喜欢我的女孩吗？
但由于父亲落难的缘故，我的母亲常常骂我父亲是陈世美。母亲最痛恨第三者，也最爱骂狐狸精。她常看的书就是那本翻烂的《聊斋》。
母亲的爱与恨，让我始终与女孩们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我还太小了，不懂得什么是朦胧恩爱。更何况我在中学毕业时还没生理发育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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