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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少年记忆里，除“四害”运动是发生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五十多年过去后，我才知道，最早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的高潮，应该是1952年。
20世纪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期间，朝中部队与美军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发现美国采用细菌战后，和朝鲜军民一起，为反对美国军队使用细菌武器残害中朝军民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战斗。
当时正值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宣传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这些细菌武器——带毒昆虫也洒落到了我国的东北地区，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
1952年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呈送报告，汇报在朝鲜发现美军投放带菌昆虫的情况和对收集到的昆虫标本检验后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报告说：美军投放的昆虫中，究竟带何种病菌，还需要两天时间检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
毛泽东阅后，于2月19日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为防止意外，朱德特别批示：病菌标本“不宜送回，以免传染”。
2月19日12时，总参谋部作战部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对中朝军队进行细菌战。报告还指出：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帮助。
同一天，志愿军总部向总参谋部电话报告：志愿军第15军部队发生了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病症，已有两人死亡。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死亡情况出现，开始在中朝部队和朝鲜居民中引发恐慌。尽管对美军投放细菌的检验工作依旧在进行，所发现的昆虫中到底带有多少种病菌尚需进一步检验，但根据志愿军部队的现地观察、来自各部队的疫情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所收集的情报，特别是防疫专家对昆虫标本检验后已经做出的结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定美军正在朝鲜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防疫急如星火。一旦爆发疫情，不但将在志愿军部队中引发极大的恐慌，直接影响部队作战，且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断然决策：立即在志愿军部队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周恩来后来指出：反细菌战斗争，“敌人突然以细菌武器袭击，我们事先毫无准备，因此表现有些慌乱”，属于“仓促应战”。尽管如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反细菌战斗争立即步入正轨，各项工作迅速有条不紊地展开。周恩来是反细菌战斗争的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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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人都认为反细菌战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中也具有了非常独特的影响。
但是美国方面则全盘否认美军在朝鲜使用了细菌武器。细菌战是否事实，之后成为朝鲜战争期间双方的宣传战，并且至今还引发学术界的争论。
时光流逝近60年后，中国《炎黄春秋》杂志2013年第11期发表了原中共“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先生的遗作《1952年的细菌战是一场虚惊》，披露了一个重大史实，即中共历来宣传的美国在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战一事，其实并不存在。
据吴吴之理先生文，此事是这样发生的：
1952年1月28日，美军飞机飞过“志愿军”42军驻地（朝鲜平康郡）后，42军卫生部长高良，发现雪地上有一些跳蚤、苍蝇及类似蜘蛛的昆虫，高良对于在严冬之际雪地上出现跳蚤、苍蝇的情况，很为警惕，怀疑美军在搞细菌战。其实，后来知道了，高良发现的跳蚤，不是常见的跳蚤，而是一种称为“雪蚤”的小虫，与跳蚤不属同类，在朝鲜的雪地上经常有，朝鲜人对此司空惯见不以为奇。
42军卫生部便将高良的发现，电告了“志愿军”总部及其卫生部，并送去了几十个标本。“志愿军”总部接报后，彭德怀高度重视，便将此情一方面上报中央，一方面电告“志愿军”各部，要各部队注意。这一来，上上下下都有些紧张了。
“志愿军”各部也都送来了不少关于跳蚤、大老鼠、死蛇之类标本及报告，怀疑是美军空投。但是，“志愿军”总部卫生部对送来的标本都作了化验，并没有发现那些标本带有什么病菌。而且，也了解到在朝鲜严冬出现雪蚤、苍蝇，是正常情况。
同时，吴之理部长认为，即便美军要搞细菌战，也没有在昆虫不能繁殖的冬天进行的道理；何况，发现跳蚤等的地方，都是在前线，与美军阵地靠得很近，若是细菌战，风向一变，美军自身便会殃及，美军不会这么愚蠢。特别重要的是，各部队虽都有发现雪蚤、苍蝇之类的报告，但并没有发生死人事件。因此，在“志愿军”总部会议上，吴之理便提出了自己的怀疑，认为可能不是美军搞细菌战。
对此，彭德怀当即指责吴的观点，说吴是“美帝国主义的特务，是替敌人说话”。当即“志愿军”总部成立了一个“防疫办公室”，以进行反细菌战的工作。
恰好此时，美军前线也出现了一些死亡病因不明的士兵，美军方面也怀疑是不是有细菌战的因素。大概严冬雪地上发现“跳蚤”的事，美国人也很迷惑，于是派了当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细菌研究部队（731部队）的头头石井，来进行调查。然而，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头头的出现，则让中、朝方面认定是美国人在派日本战犯搞细菌战。
影响中央认定这件事的，是中央卫生部常务副部长贺诚的判断。贺诚曾在东北工作，对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情况很熟悉，他见日本战犯石井到了朝鲜，便认为与美军搞细菌战有关。于是，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朝两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搞细菌战的声明。
《人民日报》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对副部长朱直光说：“这一来我们就会被动了。”意思是一件并未确认的事，却为中央认定，这将使“志愿军”卫生部的工作带来麻烦。朱直光便说：今后只有做文章了。
此后，中央卫生部组织了一个数十名专家组成的“防疫检验队”，来到朝鲜，帮助进行反细菌战工作。但是，也未发现真正的细菌战会要用的病菌，并且，此后一年中，也没有发现与细菌战有关的死者与患者。与此同时，以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为首、苏联科学院院士茹柯夫为副的国际科学家调查团也来了。这些科学家是真的相信美军搞了细菌战的，他们来朝鲜是为了搜集证据。
所谓细菌战，原本是并没有的事。现在科学家们来打证据，怎么办？只有造假。
二个连级军官在一个森林的小木屋内，发现了大量的跳蚤，连忙上报。这便作为一个重大证据。但是，在无人居住堆放杂物的小木屋中，跳蚤繁殖很快，是很正常的事，并不一定与细菌战有关。
为了使科学家们相信这个证据，部队在上报时便没有说是在小木屋内发现的跳蚤，而谎称是在森林的露天里发现的。并对那二名军官进行说服，以对敌斗争的需要，让他们向科学家作假证。
鼠疫杆菌是细菌战不可缺少的病菌，但细菌战一事原本并不存在，这鼠疫杆菌又怎么会有呢？为了应付科学家调查团，“志愿军”卫生部长吴之理只好向中央卫生部贺诚求援，派人到东北沈阳取回两个密封铁管的鼠疫杆菌菌种，作为朝鲜发现的证据，交给科学家调查团。
吴之理担心这样做，仍难蒙过调查团，便向一位同事说：“万一到时仍难证明细菌战事，你就给我注射这种鼠疫菌，让我死，就说‘志愿军’卫生部长染上美军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铁证。”
做假看来是成功了。国际科学家调查团回北京后，均签字发表了一个500页的讯查报告，认定美军搞了细菌战。
与此同时，几名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也向科学家调查团当面叙说了他们投下细菌弹与“不爆炸的炸弹”的经过，《人民日报》也刊载了他们的说法。这几名美军战俘后来回到美国，受到了审判，审问他们为何乱说莫须有的细菌弹之事。这几名战俘说，当时在战俘营，中方人员告诉他们，只要他们这样说，就可以释放他们。所以，他们便按中方求说了那些话。
但是，显然苏联的科学家没有完全相信这件事，他们一回国就向斯大林做了汇报。因此，苏共即向中共来电说：细菌战是一场虚惊。
接到苏方电报后，周恩来便将总后勤部长黄克诚与主管后勤卫生的“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找来，问他们：“你们做了手脚没有？”
洪学智答：“做了。不然那时没法交差。”
由此，当时，中共正派人在欧洲进行反对美国搞细菌战的宣传活动，周当即下令撤回这种宣传。从此，中共不再提美军搞细菌战之事。
但此事仍属国家机密，下面的人并不知道。所以，编书编教材的人，便老是将美军搞细菌战的事，编入书中。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军事科学院编百科全书，黄克诚要吴之理向百科全书编辑人员传达他的意见：美帝没有在朝鲜搞细菌战，现在两国关系也不坏，不宜再说这个问题。
吴之理曾向黄克诚表示：当时他做了假，欺骗了科学家，很对不起他们。
黄即安慰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而且你一开始就表示了对细菌战的看法，很不容易，你已经尽到责任了。
原来，“历史”是由政治需要而被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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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老了，我不会去验证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在《炎黄春秋》中的回忆文章，是真？是假？更没有能力去辨别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但我知道中国政府不但发表抗议细菌战，还在1952年3月14日的政务院128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同年底，这个机构改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主要领导反细菌战。
由于这个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反对美国的细菌战争，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中央就把这个运动定名为爱国卫生运动。我在少年时代参加了爱国卫生运动。
党中央一声令下，各地运动如火如荼，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细菌战”的伟大号召。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展开了爱国卫生运动，为之后更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奠定了基础。
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一文中就指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过了一个月，这十七条扩充成了四十条，就是1956年1月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第二十七条是：“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7年9、10月间，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又在会上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这次全会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七条后面增加了“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到了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
《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任务。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不断宣传“排山倒海除四害，造福子孙万万代”。
4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除“四害”的方式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
北京一位上小学的小朋友，还发明了一种灭鼠的“奇招儿”，就是把老鼠逮住，往肛门里塞粒黄豆，再用线缝上，放回窝里，它拉不出屎来，就能把一窝老鼠都咬死——当然放走之前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因为尾巴是用来统计战果的。
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抱头鼠窜”的老鼠们真的是“人人喊打”了。人们嘴里唱着“苍蝇、蚊子、麻雀、老鼠你往那里跑?东村西院都安排好……”的《除四害歌》，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不停地拍苍蝇、轰麻雀、打老鼠。
据《羊城晚报》报道：全市共消灭麻雀31万只，捣毁麻雀窝31000个，连不杀生的法师也加入这场杀生行动。
时事造英雄，全国除“四害”的英雄不断涌现。
安徽巢湖市评为“一等卫生先进工作者”的工人顾友昌，从1952年开始6年如一日除“四害”，战果惊人，仅1957年。他就消灭耗子2660多只，麻雀4728多只，苍蝇90斤，挖蛹25斤10两(当时每斤16两)，蛆31斤，平均每天消灭7只老鼠，13只麻雀，6两苍蝇和蛆蛹!
武汉市安静街72岁的老太太蔡月英，3年如一日除“四害”，消灭了330多只老鼠、240万只苍蝇……她先后五次被评为市、区爱国卫生模范。
此外，贵州有“捕鼠大王”于校章，北京龙潭还有八十五岁的“麻雀常”常老太太。
真是“模范”争相不断，英雄辈出，你追我赶，场面异常热闹!
这次“全民除四害”运动，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有人为此壮举作了诗歌，如《擂鼓鸣金除四害》：
老鼠奸，麻雀坏，
苍蝇蚊子像右派。
吸人血，招病害，
偷人幸福搞破坏。
千家万户齐动手，
擂鼓鸣金除四害。
苍蝇蚊虫传疾病，
老鼠麻雀偷食粮，
六万万人民齐上阵(嗯)，
一定要把它们消灭光!
中国人还编成顺口溜：
鼠雀蚊蝇，害人妖精，
除尽四害，下定决心，
人人动手，个个出阵，
打早打小，斩草除根，
要叫四害，断子绝孙。
5
我和我的哥哥在那个年代也是捉鼠高手，哥哥负责制作捕鼠夹子，后来，我还学会了自己动手用废铁丝制作捕鼠笼子。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老鼠可能出没地方，设下捕鼠工具，或给它们安放毒饵。如果，捕捉到老鼠，我就成了刽子手，负责对这些老鼠处以极刑。最残酷的极刑，就是用滚烫的开水将老鼠活活的浇死！
有时，我也会和弄堂里的孩子们一起用烧炉子的铁钳子，夹着滚烫的煤球，给老鼠施以烙刑。
我最残酷的灭鼠方法，就是剥下老鼠皮，将它晒干后，贴在墙上，警告老鼠，不要再来作乱。
我还必须剪下老鼠的尾巴上缴给老师，证明自己的英雄行为和灭鼠功绩。不过，我后来不在乎这些功绩了，将老鼠尾巴直接向收购者换取灭鼠药，这样更划算些。
后来，人们还是找了个传统办法捕捉老鼠，那就是养猫。弄堂里到处是猫，一到晚上，猫的发情声，叫得人心烦。有人就偷偷地捕猫，杀了吃。谁知这猫肉一股酸味，当然，也就没狗肉香了。怪不得，上下五千年的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没什么人开了个闻名于世的猫肉店。
传说老鼠会偷油，可是我们在捕鼠运动中从没有找到过证据。相反，却遇到了偷油婆给我们带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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