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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落难后，我们全家被赶出了皋兰路的小洋楼。我再也看不到那临窗的大阳台，还有用石卵子贴就的外墙面。窗下种花植草的小花园，现在几乎都成了失去的记忆……
皋兰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幽雅，那种安详，那种书卷气，恐怕是再也无法修补的了。
一条说不尽的皋兰路，承载了太多岁月的沧桑，也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相信这样的记忆绝不会只属于我，所以催生了我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冲动。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只是童年的回忆，但是，如果与我有限的记忆互为印证，还是能拼凑出一幅前世今生的童年轮廓，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兄妹必须习惯于在成都南路的生活。
在那条路上，我和妹妹捡过烟蒂。哥哥做了个卷烟器，由我将烟蒂中的烟丝剥下来，然后制作成手工纸烟。我们有固定的客户，那就是住在三层阁的那个孤老太。孤老太看上去很和善，据说她的一个养子是电影明星。她年轻时一定很有钱。因为她的耳垂看上去很可怕。她戴的耳环被人抡走了，耳垂有两道撕裂的口子，说明被抡过两次。如果是普通的耳环，强盗也许不会怎么狠心地对待她。她的小阁楼里贴着圣女的画像，她不信佛。
我们家买不起大米，只吃糙米，母亲说，糙米比大米好，吃了更饱。其实，家中连糙米有时也很难吃到。母亲总是买了很多南瓜，吃南瓜是家中的主食。有时，我要到菜市场去偷一些豆腐渣，用豆腐渣可以制饼。其实，我去偷豆腐渣是公开的，运送豆腐渣的进城农民，还会特意送我一些。他们对我说，这些豆腐渣运到乡下去是给猪吃的。
弟弟病死后，我们三兄妹更加恩爱。那时妹妹还没上学，我也只念到小学二年级。但我已经懂得这个社会没有公平两字。同样是人，要分等级的，这个等级就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革命家庭，荣耀辉煌；反之就是社会的敌人和社会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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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少年是在大跃进时期度过的。
当时在弄堂里，居委会开了一家幼儿园。居委会动员居民为幼儿园捐献桌椅玩具。住在亭子间里的吴家姆妈大儿子荣华与我同龄。荣华告诉我，他母亲将家中的一个摇摇木马捐了出去。木马有半人高，马身是白色的，马鞍则漆成大红大绿的。那是荣华小时候玩的。
可是幼儿园刚开办后，那木马没有送到幼儿园，居然出现在弄堂附近的一户人家中，那家女主人曾是幼儿园的园长。她的一个女儿骑在上面摇着，其他两个女儿围着，吸引了一大帮弄堂里的孩子。
因为当时搞捐献时居委会让各家在捐赠品上写下名字，他父亲就把荣华的名字写在了木马的脸上。当那木马一出现，他立即就认了出来，只是原来写着他名字的地方被墨汁涂抹成漆黑的一块。他走近看了两眼，那女主人立即就将孩子叫回了家。
从此再也看不到她家的小孩在弄堂里骑木马了。我问荣华：“你爸爸妈妈知道吗？”
他对我说：“知道的。但没有去找他们评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荣华的父亲在解放前开过裁缝店，被政府划为小业主，也算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家中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他家怎么敢去评理呢？
3
幼儿园的日子枯燥而乏味，那时的老师，清一色都是在大跃进中参加工作的家庭主妇，毕竟缺乏专业知识，既不会讲故事，更不会教认字。所教唱的歌，最著名的就是那首《社会主义好》。那首歌可是大跃进时期的流行歌曲，大约“上至八十三，小至手里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曲作者是李涣之。我至今还记得那首歌的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这首歌连住在我家楼下灶披间的胖阿姨也会唱。
胖阿姨长得很胖很胖，就象一座山，她的丈夫却长得很瘦很瘦，瘦得象一根干柴。我们叫胖阿姨“大大姆妈”，叫她的丈夫为“大大阿伯”。大大姆妈就在幼儿园里负责烧饭，大大阿伯在一家饮食店里当厨师，他能做春卷，也教邻居们做春卷。
在大跃进年代，为了解放妇女生产力，街道还办了许多生产组，号召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投入革命工作。记得当时有一部由张瑞芳、温锡莹出演男女主角的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说的就是女主人公如何冲破婆婆和丈夫的阻力，投身社会参加工作的故事。
弄堂口旁边原来是一座庙宇，后来改作纸花工场，生产组的业务就是制作纸绢花。能进入生产组的妇女，家中都有很多做纸花的材料，一些男孩也会偷一些纸绢花出来，送给女孩子们。那时，能在生产组工作，是很光荣的事。
不过，我母亲始终没有出去工作。主要原因是居住在过街楼，分管街道生产组工作的那个老太婆很坏，一方面她认为我母亲是四类分子家属，另一方面，她都将工作安排给自己的亲友和邻里了。
4
记得，我上小学时，班主任在班会上把每个同学都叫起来问：“你妈妈出去工作了吗？”
一些母亲参加了工作的同学，回答时都挺胸昂首，一副很自豪的样子，于是受到老师的表扬。而问到我时，我只能低下头轻声说：“还没有。”
老师会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不工作？要白拿政府的救济金过日子？”
我只得红着脸不敢吱声。老师就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和你妈妈必须和你的父亲划清界线，只要觉悟提高了，你妈妈才会找到工作。”
母亲没能在生产组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她顽强地面对着艰难生活的考验。困难没有压倒我们。
母亲的女红手艺得到了邻里间的认可，渐渐地一传十，十传百，街坊邻里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人多了起来。母亲在做服装时不仅能裁剪普通的衣料，而且还能裁剪那些轻薄的面料。
轻薄的面料并不容量裁剪，裁剪的台子最好宽绰一些。我家没有大的桌子，哥哥就为母亲做了一块较大的裁剪专用的木板。母亲要剪裁时，她就会让我与她一起将裁剪板搬到桌面上，母亲就在这块大裁剪板上剪裁衣服。她会在裁剪板上铺一块厚棉布做底布，防止布料打滑。她总是在底布上沿右侧和下侧，画两条互相垂直的线作为基础线，裁剪时把布料的经纬纱线分别与基础线找齐。母亲说：“这样，布料的丝绺就不会偏了。”
我时常帮助母亲铺布，她总要对我说：“你别用手抻来抻去，你这样乱弄，丝绺就不容易找正了。”我一般是两手抻住布边，学着母亲的样，用嘴一吹，因为布料很薄，很自然地丝绺就正了。
母亲裁剪时非常认真，就象在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我也有时会将那些剪裁下来的小布料，做布制玩具。但母亲很会计算，每次剪裁，她化去的最多时间就是算布料，她会节省每一块布料，这些布料就可以为我们做些小裤衩、小背心之类的衣物，我和妹妹用的书包，也是母亲用这些节省下来的布料做的。最小的零碎布料，也是不允许丢掉的，可以用来做硬衬，或做鞋底用。这些活就是我的任务了。
我学会了烧浆糊，严格说是捣浆糊。首先是面粉和水的搭配比例要正确，然后是烧浆糊时要把握火候，不能火力太猛，也不能火力不足。烧浆糊时，要注意上不冒泡，下不粘锅，中间不能结块。这
个捣浆糊的办法，在我今后的人生之中，得到了全新的体会：对上司是不能冒泡的，对下属也不要粘锅，平级之间，当然也不要结块了。也许，这样做，才能捣出一个均质浆糊来。可惜的还是火候很难把握，因为火候永远不控制在自己手里，在这个社会中，说风起，就风起云涌，说火起，就热火朝天，风风火火的中国，也许再过一百年，也没人会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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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还有一个手艺，就是编织毛衣和各种织物。她编织毛衣用的是棒针。她总会先去计算上衣各部位的编织尺寸, 然后是底边起针，当然是按已经计算出来的胸围、横密和缝耗。身长行数、正身长行数和直密，都是要注意的关键点。其它还有肩宽针数、横密缝耗(针) ， 挂肩总行数、挂肩收针针数、挂肩收针方法等，反正要将应收针数收完。
母亲长用的有长竹针和短竹针两种类型，每种都有14号到7号8种粗细。每付4根。长竹针断了，就由我负责改为短竹针，还可用。
那时的孩子们常玩一种游戏，叫“游戏棒”。我就会用母亲废弃的那些竹针，给妹妹玩，替代游戏棒。
母亲绣花需要用绣花用的绷架，一种竹制的圆形绣花工具。最初的时候，母亲用的这些绷架也是我用手要做的。后来，一些绷架坏了，我又将它们改成小绷架，成为妹妹常用的玩具。
母亲绣花时的图案大都是我亲手画的，有鸳鸯、金鱼等图案，也有牡丹、菊花等图案。我不仅学会了绘画，还懂得绣花图案大都是连笔的，所以学会了剪纸、剪窗花，以后就是刻纸。用笔在腊光纸背面先画好人物，必须要在线条中有连接点，不能断线。然后就将画好的图案放在铁制的写字时用的垫板上，用旧锯条改制的刻刀进行刻纸。
那些刻刀全是我哥哥为我做的。后来，他又给我做木刻刀、石刻刀，我学会了木雕、印章篆刻。哥哥甚至给我做了一把乌钢刻刀，我用这把刻刀，曾刻过几枚铜印。最容易的雕刻就是用粉笔头刻小船、小亭之类的小玩意了。当然，刻橡皮，也是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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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乐趣就是做面塑。家里要蒸馒头了，就由我学和面、发酵和揉面。在揉面过后，我常不按规定做那些标准的馒头，会变着法子用面团做成鱼、蟹、乌龟及小人、小兔、小猫等，甚至做成飞机大炮。这些面塑一上笼架，我就是美好的期待了。
出笼的特色馒头总会受到邻居夸奖，妹妹也会显得特别高兴。不过，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常有一些小人、大炮、飞机之类的面塑作品，一出笼架，我就发现少了胳膊、断了腿，或者是折了翅膀、掉了炮筒。
但自爱上了面塑后，我也学会了包饺子、包馄饨，甚至做饺子皮和面条。家境略有改善后，我还学会了做蛋卷和包春卷、包粽子，还包括腌制腊肉和自制香肠。
底楼前厢房的邻居是志贤姆妈，她还会自制甜蜜酱。这些酱是用面粉、糖等放在一口大缸里制成的。她会将自制的甜蜜酱分送邻居。不过，我是不敢吃的，因为我看到那些制酱的大缸就恶心。
她来自绍兴，她在制酱时，要在大缸储存的面团糊状物上盖上厚厚的好几层纱布，这些纱布是拆下来的旧口罩。就在这些纱布上，她会找些鸡屎盖在上面，然后放到夏日的太阳下曝晒。我怎么还敢吃这些甜蜜酱呢？
但是，志贤姆妈非常善良，几乎从未与邻居吵过架。她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比我妹妹还小两岁。她的丈夫在我们所居住的石库门里是最光彩的人物，他是党员，又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也是邻居中威望最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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