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50年6月25日，在我即将出生之前的十天，朝鲜战争爆发了。随着朝鲜局势的急转直下，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出兵朝鲜问题已经作为应急方案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在收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求援信后，在出兵还是不出兵问题上，毛泽东听取了各方不同意见，毛泽东说：“你们说的都有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中国核心领导层认为，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一场较量不可避免的观点来看，迟早要打，则晚打不如早打，打烂了，还可以重新建设。
毛泽东发出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又宣布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从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号，也变成了切实的行动。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美国与朝中双方在三八线以南的板门店正式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当夜22时，双方同时停火，朝鲜实现了停火。与谈判前的军事分界线相比，朝中方面共同向南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了。
父亲告诉我，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涌现了很多英雄。
邱少云为了保全整体而不顾烈火烧身，用自我牺牲换取胜利；黄继光为了战斗胜利，用自己的胸膛去堵住敌人的枪眼；杨根思战斗到只剩一人，就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罗盛教为了抡救朝鲜儿童，跳入冰洞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父亲讲的这些英雄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2
我的父亲和他的弟弟都参加了新四军和共产党，后来都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父亲兄弟三个，皆系沈氏“关”字辈，我的大伯叫“关金”，父亲排行老二叫“关荣”，叔叔叫“关培”。后来，三兄弟一起改名，改为“志方”“志锐”“志云”。
我的大伯志方后来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因为他的两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军队，他不能落伍。
我曾问过父亲：“我的大伯也是志愿军，他也是英雄吗？”
父亲没有回答。
以后，我从母亲的嘴里才知道，大伯在朝鲜战场上成了美国鬼子的俘虏，他是在停战后，作为俘虏交换回国的。可怜的大伯，原想成为英雄，结果却蒙上了俘虏的耻辱，他一生中都没能抬起过头。
我父亲和我叔叔对他们的大哥并没有好感，原因不只是他成了美国鬼子的俘虏。
后来，我听叔叔说，他和我父亲一起参加新四军前，曾找过我大伯，希望得到点资助。
那时，我大伯住在控江路一带，他开了个小杂货店。我父亲和叔叔在远处看到大伯上门板，关了店，却不敢上前。那晚，我父亲兄弟俩是睡在路边的一辆大卡车的车底下。
天亮时，我父亲看到大伯出门卸门板，就带着我的叔叔胆却地走上前。结果被大伯训斥了一顿：“你们到这里来，干吗？”
大伯只给了我父亲和叔叔买大饼的钱，便将兄弟俩打发走了。
关于此事，母亲对我的大伯始终斥责不断，断绝了往来。
3
我的父亲从沈阳调回上海工作后，曾带我和妹妹去过我的大伯家。大伯住在控江路一带。但由于母亲对大伯断绝了往来后，我至今也不知道大伯一家的真实情况。
父亲虽然没有参加朝鲜战争，但作为军人，他对辽沈战役的胜利和自己的成功转型是很满意的。他从部队退役后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也希望自己能在教育教育战线上取得不断地进步。
父亲从沈阳调回上海工作了，他依然是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反右斗争即将收尾的时候，父亲所工作的上海教育系统挨了上面的严厉批评，因为没有完成“打右派”的指标。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主要结果是给空前大量的人确定“右派”身份。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就是“双百方针”。一个月以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知识分子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父亲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们都有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
4
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反对党天下”等论调，远远超出共产党容忍的底限。再加上此前苏联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有了被“复辟”的疑虑和恐惧。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为日后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另一篇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提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据说这篇社论还是毛泽东亲笔写的。不久，《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了。
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论只是后来的托词。有个叫李志綏的人回忆说：“毛泽东的这步棋估计錯了。最后他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他的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泽东感觉自己上了民主党派的‘当’，他的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泽东准备狠狠地‘整’民主人士了。”
不管这么说，在知识分子中找出“右派”的反右运动从此开始了。
5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包括“右派分子”的标准，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这个“通知”明确划定了几个标准，即具有“反对……”的均划为右派。如：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
按照这一划分右派的标准，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
6
父亲从沈阳调到上海不久，没有深厚的人脉关系，再加上出现了家庭矛盾，所以，父亲被作为一个应该落实的指标，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赶上了反右斗争的未班车。这是父亲得到平反后，我才知道的事。我的父亲也就是在“反右补课”中按完成反右指标，被反右扩大化了。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我的父亲排上了重罚之列，被送到了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所幸的是，他还没有被整死在那片土地上。
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
从1958年起，一些右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余万人。
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毛泽东是在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这些话的。毛泽东说完就哈哈大笑。那天，父亲被送去劳动教养已正好是二个月了。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政治上的反右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反右运动才逐渐停止了。
怪异的中国政治，不仅毁了我的一家，也毁了整个国家。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