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我难忘的童年记忆中，旧时用水勺舀开水的上海老虎灶印象最为深刻。
上海老虎灶小店的格局大都类同。如果是夏日里，店主便会在店门前的上街沿，浇几面盆冷水降温，摆出矮桌椅子，吃夜饭，乘风凉，小老酒抿抿，芭蕉扇摇摇。
大热天的成都路上，向来有居民乘风凉过夜的。那些影视基地里肤浅虚假的市井风情场面，在这一百多米的马路上，极其浓缩而厚实地存在过。
如今走进上海的弄堂，已很难见到年长的男女在门口聊天。弄堂里，再也见不到戏耍的孩童，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大多搬出去住了。
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都有过街楼的弄堂，弄堂口会有鞋匠、白铁匠、锁匠、老裁缝、小剃头……在过街楼下做着遮阳挡雨的安分小生意，远近都会有人来。修鞋子和钉鞋掌的生意早已绝迹了，锁匠摊倒是还在，不过挂了半墙的电动车防盗锁，一副防江洋大盗的样子。
印象较深的是那家小百货店，卖卖牙刷牙膏、针线，店主一口“石骨铁硬”的宁波话。冷天时，柜台上方木窗玻璃移门还有一小格是活络的，有生意就打开，没人来就关拢。店面对着马路，店面后面的房屋靠一张当门帘的被单挡着，被单后面便是店主的卧房了。
那时，美仁里、常德泰、庆成里和霞飞巷都是较为出名的弄堂。
在成都南路长乐路口，穿过马路往回走，是如今的便利超市，昔日的米店。印象中，它叫作“常德泰”。米店稀奇吗？稀奇。只有米店才可以卖米。如今米多少钱一斤，没人说得清楚，但是 50 年前的米价，还像被烙铁在心里烙过一般：籼米14.3元一百斤，梗米16.4元一百斤。
买米是需要粮票和购粮证的，但是有了粮票和购粮证，不见得可以买米，还有面粉的配给，还有山芋的配给。买米的苦差事，做得了是你做，做不了也是你做。因为，每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少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将买回来的米背回家。
2
尽管上海还保留了一些旧时弄堂建筑，如所谓的“新天地”，但这类石库门已经丢失了过去的魂。看不到当年上海小市民的任何生活痕迹。没有草民会在街坊里纳凉，听不到小贩的叫卖声，看不到路边的地摊经济，黄包车早失去了踪影。
记得，小时候的黄包车是上海的一道流动风景线。父亲外出会友时，常会让我坐上黄包车，父亲在车上就会对我讲述延路的建筑故事。
父亲落难后，我家从皋兰路的洋房搬到了成都路的石库门。再也没机会坐黄包车了。
有一次，邻居女孩婉婉与我站在弄堂口玩耍。弄堂口的沿街面有很多兴奋点。酱油店、老虎灶、煤球店、烟纸店，烟纸店外面上街沿上还立了一个邮筒，大半个人高。
女孩婉婉倚在那个邮筒前，两眼直楞楞地盯着马路上来回奔跑的黄包车。她突然转过脸对我说：“我，我没坐过黄包车。”
我再很久没坐黄包车了。我笑着说，我让你坐一次黄包车。
女孩婉婉瞪大了眼，她的眼很大很大，很漂亮。
我向她凑上了脸，在她耳边说了几句话。她似乎有点惊讶。
我看到一个黄包车夫拉着一辆黄包车正慢慢地朝弄堂口过来。
我招着手对黄包车夫笑着说：“停下，停下。”
黄包车夫停下了：“你们想去哪?”
我对黄包车夫说：“我妈妈要带我和妹妹去外婆家，她在家里准备包袱。让我先叫辆车。”
黄包车夫说：“好的。我在这等你妈妈。”
我摇了摇头：“不，你先拉我们到我家去，我妈妈说，她有包袱，拿不动。”
黄包车夫笑了：“好吧，上来。”
我扶着女孩婉婉上了黄包车，哈，就象扶着白雪公主骑上了大白马。
我象猴子似的跳上了那辆黄包车。开始指挥黄包车夫前行的方向。我故意让黄包车夫在弄堂里转圈子。
在那个世界出了名的大跃进年代，为了大炼钢铁，弄堂口的大铁门都被强拆了，扔进了火炉，不见了影子。各弄堂全都连接成一起，七拐八弯的。
终于，我让黄包车夫在自家石库门前停下了。
我跳下了黄包车，对黄包车夫说：“你就停在这里，我去叫妈妈下来。”
我扶着女孩婉婉下了黄包车，带着她走进了石库门。我拉着她的手，从大门穿过走道，穿过灶披间就是后门。出了后门。后门一步之间就是算命店的边门了。我拉着女孩婉婉的手，穿过算命店的堂屋，就来了巨鹿路菜市场。这里到处是人。我和女孩婉婉汇入了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人流中了。
我让女孩婉婉实现了她的愿望，让她体验了一次坐黄包车的享受滋味。那个黄包车夫还在我家石库门前傻瓜般地等待着我的母亲呢。
每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我从不感觉欺骗是可恶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十六计，哪一个计谋不是为了骗人上当的？在我的体会中，欺骗也是智慧。我和所有人一样，都是在欺骗中长大的，周边的人常会欺骗我们，社会也在欺骗我们，整个世界都在欺骗我们。
3
冬天到了, 人们都戴着各种毛线帽、鸭舌帽。
阳光躲在云层中，看不见，也无法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在这冰冷的季节里，我和我的大阿哥都不喜欢戴母亲给我们钩织的围巾，总觉得那是女人们用的东西。
服饰不光是一种潮流，更是年青人表达情感需要的方式，或是弥补自信不足的自我保护武装。年轻人往往拥有童真与梦想，有摆脱现实规限的渴求，需要寻找自我。因此以不羁和野性挑战传统，期望得到别人关注、了解、认同和真正的接纳。这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是属于年轻人的。可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服饰就是一层保护自身的必需品，除此之外，不存在别的意义。
我的大阿哥看到我的小脸冻得又红又肿，特别是两只长满冬疮的耳朵。大阿哥非常心疼。他特意到当时很著名的淮海路旧货商店里给我买了一顶旧棉帽。那顶旧棉帽有着一对上下可以翻转的毛耳朵。
有一次，我去上学的路上，经过长乐路。这时，一个大男孩顺手抡走了我的帽子。急得我拼命直追，又叫又跳。
那大男孩子故意地停下脚步又回首逗我。这时，我看到一个男人正走到他身旁，我就对着那男人大叫了起来：“爸爸！他抡我的帽子！”
那大男孩看到了那男人后，愣了一下，扔下帽子，逃进旁边的弄堂里去了。
我捡回了自己的帽子，朝那男人望了一眼。那男人也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骗子的办法对付了那个强盗。弱者面对凶恶的强盗，怎么应付，才能避开伤害？欺骗，便是用智慧去自救的办法。但是，这样的智慧并不能解脱我心中的悲伤。
那天，我又哭了。如果，我的爸爸能在身边，我还会被人欺侮吗？
我不是个爱哭的男孩，但我哭过很多回，那是在没人的时候、没人的地方。
我已经懂得了爱与恨，却不在乎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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